虎豹別墅的主人胡文虎和廈門大學創始人陳嘉庚，兩位來自福建的巨賈，都爲發展新加坡教育鞠躬盡瘁，緣何爲了南洋華僑中學的一扇門而劍拔弩張，終致胡文虎請辭校董？幾乎要對簿公堂的兩人又因何契機冰釋前嫌再度攜手？就讓這篇沈儀婷的《從胡文虎與“華中校門事件”談起》解答謎題。
本文摘自華中校友會及董事部所編輯整理的《百年華中情》。
胡文虎先生祖籍中國福建永定客家人，19世紀80年代出生于英屬緬甸仰光。胡先生與其胞弟文豹于20世紀10至20年代重振其先父創辦的永安堂，並推出後來家喻戶曉的虎標萬金油等藥品。由于業務發展所需，胡先生于1926年正式將永安堂總制藥廠從緬甸仰光遷至新加坡——當時的南洋總彙。
1928年，胡先生被推舉爲華僑中學董事會主席。雖然前後僅有短短兩年，但是他的慷慨樂施、熱心教育，爲人津津樂道。在曆任閩幫的主席中，胡先生是少數的客家人，且是個初來乍到的“新客”，能脫穎而出被委以重任，在當時的華僑社群中可謂罕見。
胡先生非常看重華僑中學的硬體設施，在其任內，他除了斥資叻幣七、八萬建築虎豹樓作爲學生宿舍，還在虎豹樓前興建足球場，並修築了校門和環校馬路。除了虎標永安堂藥業，胡先生于1929年創辦了《星洲日報》（星系報業的首家報社），推廣文化事業，在其報上也刊登了不少華中的消息。
爲什麽胡先生任華中董事長不到兩年就卸任？人們幾乎對這段被稱爲“華中校門事件”的往事失憶。這段發生于上世紀20至30年代的轶事也是兩位華中前董事長暨華社領袖陳胡交惡的導火線。
華中在戰前的新加坡乃至于南洋（相當于今天的東南亞地區）已是數一數二的“華僑”中學，即由華僑集資建成的學校。那時華中占地廣，沒有校門，于是胡先生決定捐獻叻幣約二千元加建校門。校門建好後，他在校門右柱上還署名“胡文虎胡文豹捐資建築”。此舉引起了閩幫理事們的反感，他們恐怕會引起誤解，讓人們以爲整所學校都是由胡氏兄弟所捐建的。作爲閩幫的領袖，陳嘉庚在報章上指責胡文虎，並召集所有華中的贊助人開特別會議討論此事。當天有兩百多人聚集在中華總商會大禮堂。次日，這幾個字便從校門去掉了。雙方後來還鬧上法庭，有關新聞在網絡不發達的30年代幾乎天天見報，可說是當時轟動華社的大事。
“華中校門事件”最終以胡先生辭職收場，後來兩人的官司也在雙方親友勸解後而不了了之。與其說這是新加坡閩幫與客幫領導權之爭，不如說是勢如水火的兩人在商業上的競爭較勁，以及兩種不同的處事風格間的摩擦。本來陳胡兩位華社領袖屬于不同幫群，代表著不同群體利益，再加上兩人迥異的性格特質與處事風格，起矛盾沖突在所難免。更何況，當時有人在陳嘉庚邊旁煽風點火，而胡氣焰盛又不服輸，且想借著與陳的矛盾“引人注目”，趁機爲自己的虎標萬金油打廣告。
抗日戰爭期間，爲救國赈災，陳嘉庚先生領導海外華僑組織了“南洋華僑籌赈總會”。同時，胡文虎也通過其領導的“南洋客屬總會”在南洋各地積極籌款赈災。陳胡的抗日救國“競賽”爲祖國的抗日做出巨大貢獻，是曆史不能遺忘的。
然而，人們似乎也忘了，陳胡二老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已經冰釋前嫌。首先，陳創辦的《南洋商報》曾刊出一篇題爲《爲胡文虎請命》的社論，而使得英殖民地政府宣布解除對胡行動自由的禁令，間接爲胡平反（因有傳言胡在抗戰期間與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合作）。再來，兩位華社領袖更團結南洋華僑，計劃共同推進中國福建僑鄉經濟發展。遺憾的是，由胡帶頭領導的“福建經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最終被當時的國民政府否決了。縱然如此，陳胡兩人願意放下前嫌，爲振興祖國而團結海外華僑一事，在當時的南洋卻傳爲佳話。
人非完人，但陳胡兩老都是值得後人學習的榜樣——陳嘉庚先生一生毀家興學爲廈大集美而傾盡家財，胡文虎先生一生慷慨好施爲教育公益而獻上萬金；兩人皆是“自強不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及“飲水思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