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在完全沒有風聲的情況下，中國中央、中國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在河北省保定市下轄之雄縣、容城、安新三縣及周邊部分區域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這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本次提出雄安新區，之所以格外引人矚目，是因爲它被賦予了“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的意義，而且與深圳和浦東相提並論，並列爲“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超越了天津濱海新區等十多個國家級新區的規劃地位。我們可以設想，中國中央將以何等力度來推動、保證雄安新區的規劃與發展。
雄安與深圳、浦東有相同之處，深圳之于廣州和香港，浦東之于上海浦西，雄安之于京津，三者都是在毗鄰大城市的欠發達地區，以極大的政治決心和毅力發展起來的。不同的是，深圳、浦東有深水港，雄安沒有。因此，雄安的經濟規劃不會以工業和貿易爲主，而是以高端高新産業爲主，同時要擴大開放和對外合作。
早在2014年，河北省《關于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意見》將保定市定位爲“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業單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醫療養老等功能疏解的服務區”。本次既然明確提出“承載北京非首都功能”是雄安的功能之一，可以預想，目前設在北京的重點教育機構、科研機構、醫療機構等，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會以行政手段要求搬遷到雄安，恩威並施，不會存在太多討價還價的空間。
這當然同時也將疏解北京市相當一部分的常住和流動人口，對北京的大都市病有一定的緩解作用。但是，雄安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遷都，至少在本階段不是。雄安目前的定位是承載北京“非首都功能”，這就很清晰地說明，首都功能要留在北京，遷出去的只是非首都功能。
更重要的，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是在中共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進行，是要以極大的政治決心，在原本經濟和社會發展落後的白洋澱地區，發展起一座綠色智慧城市，平地起高樓。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通知中以“千年大計”來描述雄安新區，可見其規劃和願景遠遠不只是一座城市。
在中國曆史上，平地起高樓的例子並不罕見。除了深圳和浦東這兩個例子，大家比較熟悉的大概是河北省會石家莊。20世紀初期，石家莊村只有93戶人家，578人，面積約0.1平方公裏。1907年，由于京漢鐵路和正太鐵路在此交彙，逐漸成爲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工商業逐漸發達，人口也逐漸增長。到了30年代初，石家莊人口增加到6.3萬，面積擴大到18平方公裏。1941年，石家莊至德州的鐵路建成通車，進一步強化了石家莊在交通運輸上的重要地位。
1947年年底，華北人民政府在石家莊成立，此地初具政治中心地位。1949年之後，保定、天津曾爲河北省會，最後于1968年把省會定于石家莊市。石家莊從一個不足600人的農村發展爲省會，經曆的是辛亥革命、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的政治混亂時期，僅花了60多年的時間，主要歸功于交通和政治。
既然石家莊能發展起來，如果投下更大的政治決心和資源，雄安當然也有可能發展起來，而且速度會更快。從長遠來看，如果雄安發展成功，築巢待鳳，渠成引水，中國首都未來當然有遷到雄安的可能，因此才有“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說法。
當然，雄安的規劃和發展是既有機遇又有挑戰的。首先，深圳和浦東的發展和成功有極深刻的時代作用力。深圳特區成立于1980年，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先驅，不但帶動了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帶動了全國的改革開放思潮。
浦東新區成立于1992年，是在1989年的政治動蕩之後，中國政府向外界表明要進一步地改革開放的決心。得利于2001年中國入世，影響並帶動了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包括催生了重視利用外資的江蘇模式和重視民營企業的浙江模式。在此時提出雄安新區，或可借中國新興科技創新能力之東風。
雄安與深圳、浦東的很大的一個差異是，深圳緊鄰九龍和港島，浦東緊鄰浦西，相對容易借力。但是，雄安距離北京、天津各有100公裏左右，因此，要求構建快捷高效交通網，打造綠色交通體系。盡管可以通過快捷高速交通系統拉近北京與雄安距離，加強雄安承載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能力和吸引力，但是，人們對地理距離的心理抗拒，需要時間來調整。
集權有利辦大事。本次宣布一出，《河北日報》刊文，表示“讓我們緊密地團結黨中央”；天津媒體報道，市委書記李鴻忠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會議，表示“黨中央要求天津做什麽，我們就做什麽；在服務雄安新區建設上，需要天津付出、支持、調整什麽，我們都堅決服從”。地方諸侯紛紛擁護，相信只要中共中央維持高度權威，只要中國經濟維持穩健增長，雄安的成功只是時間問題。
（文： 許振義博士，南洋國際商學院院長兼隆道研究院總裁，原載于2017年4月8日《聯合早報》言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