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預測，截止2050年，全球60歲以上長者比例將達到22%。到2050年爲止，老齡人口將比2010的數量翻三倍。
一方面，壽命延長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爲延長的壽命證明了醫療保健政策的成功、醫學科學的成效和飲食習慣的改進，這些都有助于人們能夠享受更長久的生命。另一方面，年老也面臨著更多的挑戰，這要求個人和社會都要在最大程度上共同去克服。在希臘神話中，凡人提托諾斯讓上帝許諾他長生不老，但他同時忘了要求上帝給他永恒的青春。沒有永駐的青春，延年益壽就會對經濟和社會産生負面影響，而這個影響需要全社會來應對。
老齡化社會現狀
目前，在9個新加坡人裏面就有1個在65歲或以上。這個比例到2030年會達到3：1，即約爲90萬樂齡老人，相當于目前的兩倍（44萬樂齡老人）。也就是說，到2030年，每兩個新加坡成年人就要撫養1個老人。
越來越多的上班族會感到，同時撫養子女與年老父母將要面對不斷增加的社會與經濟壓力。從宏觀層面上講，要贍養快速增長的老齡人口，需要增加社會公共支出，因爲他們是醫療保健和醫療産品最大的消費者。在這裏，機會成本是雙重的：其一，如果這些消費來自政府的支出，那麽在國家其他發展領域的公共支出就會變少；其二，如果這些消費是由財務狀況緊張的中産階級個人支付，那麽這些“夾心層”中産階級的生活質量將會下降，同時也拉低國家的幸福指數。
在實際操作中，當老人退休後，爲了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好的措施就是培養老人的再就業能力和職業流動性。2005年新加坡召開了樂齡人士就業三方會談。會談旨在爲老齡雇員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改善成本競爭力，獲得相關技能，從而使他們保持就業，並對老齡化有更積極的認知，以營造出一個對老人更友善的社會。
擁有友好的老齡社會對發展社會凝聚力非常重要，因爲傳統上人們對老人的看法往往是消極的。曾經備受尊重、被認爲擁有寶貴人生經驗的老人，如今因爲物質主義和經濟至上，漸漸被視爲遭社會忽視和淘汰的群體。而在這個社會中，歸因于經濟競爭的獎賞，年輕人則被視爲生命、活力和無限能量的代名詞。現代社會訊息萬變，充滿不確定性，創新和革新受到擁護，而保留和延續傳統反倒顯得不那麽重要。所有這些現代觀念和社會行爲使老人處于不利地位，也增加了他們的孤獨感，削減了他們的自我價值。
在爲迅速增加的銀發人口提供保障時，全社會也面臨不斷增加的負擔，怨氣和壓力將會進一步侵蝕長者的積極觀念。這又會再次削減老人的自我價值感受並把他們從整個社會孤立出來，進而增加他們患精神、情緒和心理疾病的風險。對老齡群體的疏離産生了惡性循環，這不利于經濟與社會進程的生産力和效率。
當大部分發達經濟體都面臨著生育率下降的問題，最直接替代退休或者失能老人的方法就是引入年輕移民和外國勞工，以維持經濟發展的勢頭。然而，外國人在融入一個新的國家時，政府需要承擔一定的社會風險，那就是新移民與本地居民不可避免的緊張關系，這需要政府婉轉、微妙地處理。大量年輕移民的進入也增加了通婚的可能性。這會加劇既有的代際摩擦，因爲通婚的家庭成員不僅要面臨家庭隨著年齡增長而産生的差異，同時也要面臨文化觀念的差異。這樣的差異會使代際關系更加緊張，使老一代比從前更加幻滅、疏遠。把移民作爲一個解決方法也會改變整個社會的大環境，而社會互動也會因此而改變。
其他保持老化的經濟競爭力的政策選擇是增稅和推遲退休年齡。然而，增稅在政治上是敏感的，因爲它使政府不受歡迎，而推遲退休年齡則又意味著對于那些沒有額外收入或者足夠儲蓄的老人來說，要享受一個休閑的遲暮之年是遙遠的夢。擺在眼前的冷酷的現實是無限期地工作直到失去勞動能力。
提升老人就業能力
社會現實告訴我們，人越老找工作越具有挑戰性，一個人在五十幾歲的時候換工作是很難的。年長的勞動力也對新的技術不太適應，這再次限制了他們的生産力和競爭力。支持老人再就業和學習新技能的適當培訓和職業規劃，對幫助他們財政獨立至關重要。
由于大部分發達經濟體正經曆著倒金字塔式的人口結構，萎縮的年輕勞動人口要撫養不斷壯大的老齡人口，因此老人的財政獨立非常重要。在新加坡，“重新雇傭計劃”可以延長那些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人繼續就業，也有一些自由職業、兼職或者合同制崗位幫助老人繼續獲得酬勞。然而，一些長者也許會對從事這些次要角色和較低職位産生抵制，因爲他們從前可能手握重權，如今卻無法發號施令。就這一點而言，老人需要重新定位他們的心理預期，認識到即便是不那麽重要的工作也是有用而且有意義的。這樣的工作並不意味著老人被邊緣化，相反，他們反映了一個社會仍然重視老人的生産力。同時，教育大衆轉變觀念，積極看待年老的工作者也很有必要，因爲這會鼓勵所有健康的老人繼續工作、保持自立。
建立可供替代的社會保障
在亞洲國家，孝順是珍貴的品質，贍養年老的父母自然而然成爲子女的責任。家庭因此成爲長者最主要的照顧者。可是，越來越多人選擇獨身或者丁克，那麽當他們年老的時候，誰應該對他們負責呢？或許那些沒有直接家庭照顧的老人可以在更親密的居住方式中互相照應。城市規劃可以考慮特別的老人住房和土地政策，使他們的居住環境易于促進社交聯系。社區交流可以減少孤獨感和心理疾病，例如沮喪和自殺的念頭，這對他們的社會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精神健康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建立新的休閑渠道、構建同伴互助網絡和鼓勵老人參加志願工作，可以激勵他們去參與積極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可以增強認識能力並防止失智症。同時這種方式也能抵抗“年老是生命曆程中消極、沒有意義”的流行觀念。
社交頻繁也會爲積極的老人帶來社會資本，對于那些喪偶、離婚、丁克或者單身的人來說，這些社會資本可以提供給他們可依靠的保障網絡。同時資源共享也提升了社會交換的經濟價值。城市規劃可以考慮培養代理家庭，那些沒有直接家庭照顧的老人就會有可供選擇的社會支柱，以保持健康與活力。這樣的社區網絡也保障了老人免受投機分子的欺騙與剝削。
舉個例子，新加坡有一個富有但無兒無女的老年寡婦，她的記憶力不斷下降，中國籍導遊楊寅被控試圖假扮成她的兒子，詐騙她的身家。事件經全國性報道後，新加坡政府加強了公益廣告的投放，鼓勵市民推薦可靠的代理人，通過持久授權書（LPA）,確保當事人失智時，有一個可靠的人能夠代表當事人作出合理的決策。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也煞費苦心地強調立遺囑的重要性，老人的財産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意願進行分配。老人進入臨終和死亡是無法避免的，如果他們留下預先醫療指示，他們的醫生就知道是否該對他進行維持生命的治療，以延長他的生命。最後，當長者已無法講話時，爲了提供清晰的個人治療方案，老人隸屬的機構也應該簽署預先護理計劃（ACP）。
盡管在老人失去行爲能力時，新加坡已經有恰當的政策保障他們的利益，但其實社會還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可以加強家庭與社區的聯系，這對保護老人的利益和改善他們的老齡體驗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隨著跨國家庭的增多，增強社區紐帶，不僅可以抵消家庭裏負面情緒和心理阻礙的不良影響，同時也確保當老人需要任何緊急救援時，及時的幫助就在身邊。例如，醫院每個月都會有100位左右因爲跌倒而入院的老人，不少是髋部創傷，這需要18個月康複。培養和發展有組織的緊密的社區紐帶，比把他們從自己的舒適家庭放到無依無靠的養老院，更容易讓他們接受。一方面，付費居家護理服務更容易得到老人的青睐，尤其是那些患有慢性嚴重疾病的老人；另一方面，把體格健全的老人安置在養老院會給他們一種被遺棄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對老人的心理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而爲了省錢，把新加坡老人送去馬來西亞的養老院在經濟上看似可行，但其實這種做法比較不近人情，與國家提倡的家庭團結、責任和爲老人提供愛的支持的理念背道而馳。盡管成本低廉，但如果把老人安置在馬來西亞養老，對那些居住在新加坡的年輕人來說，探訪不方便，這意味著探訪的頻率會下降，更不用說緊急情況下需要家人在場時的應急反應了。
建立穩健的社會網絡是更加明智的做法。雖然這種做法複雜、經濟投入較大，但方式溫和，顯得更有憐惜之心。有了這樣的網絡，那些犧牲他們的全職工作來照顧生病老人的家庭成員和護理人員，能夠不時得到社區裏其他成員幫助，偶爾得以喘息。長期以往，可以減輕家庭成員和全職護理人員的負擔，使他們在工作時更有效率。同時增加群體的合作與社區互動，會讓社會變得更加和諧友愛，讓人們對國家更有歸屬感。
綜上所述，雖然衰老伴隨著身體和外表的退化，但衰老並不一定完全是令人絕望的事。只要有正確的思維模式和充足的經濟和社區支持，大部分老人仍然能夠享受他們的遲暮之年，有尊嚴且愉悅地充分利用人生的最後階段。就像年老的尤利西斯（Ulysses）所說：
年老帶不走你我的榮譽與辛勞。
也許死亡會帶走一切，
但在此之前，
我們還能完成崇高的事業
成爲與神鬥爭的人；
礁石那頭傳來燈光閃爍，
一天將要結束，
海上明月緩緩升起，
汪洋哀吟此起彼伏，
來吧我的朋友，
探尋新世界。
永遠不會太晚。
（翻譯：覃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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