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園城市新加坡市中心不遠，便是新加坡著名的合法妓女挂牌上崗“紅燈區”——芽籠。何爲”合法“妓女？答案是她們不僅要體檢，也要納稅，還擁有工作准證。芽籠不僅是新加坡的飲食天堂，也是全球少有的“風月場”。“食色性也”這句真理，在芽籠已成爲一個真實的寫照。本文作者深度走訪芽籠，分享芽籠居民的生活，揭秘“紅燈區”背後的故事，以及新加坡政府對這一區的管制及規劃。
揭秘“紅燈區”芽籠
新加坡的芽籠（Geylang）是聞名國際的合法紅燈區。它是一條長約1公裏的大道（共42巷），兩旁是小巷，左邊以各式餐飲店爲主；右邊是尋花問柳所在地。如果你不進入那幾個集中的巷，看見一排排美女外，你很難把這裏跟紅燈區聯想起來。人們在這裏享受著美食，甚至邊喝啤酒邊看英超的樣子，跟外面普通的街道沒什麽分別。有人曾說過：“在芽籠，經常看到道士和性工作者擦肩而過，佛像腳下或回教堂旁，尋歡客和賣春女討價還價的奇景。青樓和黃廟相映，也只有芽籠這麽有趣的地方了。這是充滿市井氣氛，活力充沛的地方。”
近年來，芽籠的人口特征有顯著變化，最明顯的就是中國籍人士的大量湧入。研究人口流動的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社會研究實驗室副主任梁振雄（42歲）說，外籍勞工聚集芽籠紅燈區是有原因的：“外籍客工受教育程度一般不高，只能從事較低階層的工作，他們往往會選擇環境不太光鮮的地區住，因爲租金比較便宜，紅燈區就是其中一個選擇。這是很自然的城市發展過程。”除此之外，走在芽籠紅燈區及周圍的巷弄，不難發現一個現象：這煙花酒地周圍，其實有不少的寺廟及會館的會所。
新加坡佛教總會的總部就設在芽籠24A巷，秘書長釋廣品說，芽籠許多地段屬于永久地契，廟主可直接和地主交涉，不需要競標，所以租金或地價就相對便宜，適合經濟能力不強的廟宇。“此外，芽籠華人多，很適合在這裏建廟，而且它的地點適中，靠近市區，交通也非常方便。”釋廣品說，在附近紅燈區上班的性工作者也相當尊敬寺廟，這些年來，並沒有騷擾他們的會員和信衆。他說：“對于一切的誘惑，只要我們見而不見，心不受影響，就沒有問題了。”
越南陪酒女賺母親醫藥費
“我只做‘lucky lucky’（指小費），我不要上酒店。”阿寒（假名，28歲）兩周前從家鄉越南胡志明市飛來新加坡“工作”時，就清楚知道自己是來做陪酒女郎的。她陪酒客喝酒聊天，任他們上下其手賺取小費。不過，她也有道德底線——她不賣淫。
持社交准證入境新加坡的阿寒是不允許在本地工作的，不過她急需用錢，所以管不了那麽多。“媽媽心髒有問題，三個星期前開刀，醫藥費要新幣5000元。我已經付了2000元，可是錢不夠，所以我來這裏做工賺錢。”阿寒的母親是廣東人，所以她會講簡單的華語和廣東話。她是通過朋友介紹才知道有這樣的賺錢機會，付了1200元的代理費和200元的機票，一周內來到這陌生的地方。
在越南，阿寒在服裝店工作，月薪400元。來新加坡當陪酒女郎，一個晚上她就可以賺取100多元小費。據了解，陪酒小費一般是10至30元，如果陪酒女郎願意“進一步發展”，與顧客到酒店開房，小費可多達100元。可是，在越南育有一名3歲小孩的阿寒堅持不肯與顧客去開房，曾經因爲這樣，結果連陪酒的小費也得不到。
阿寒是個離婚婦，因爲前夫到風月場所“找小姐”搞到婚姻破裂，但如今，阿寒自己卻淪爲男人尋歡的對象，對于這個矛盾又諷刺的局面，她不語，只是苦笑。
“紅燈區”是否秩序井然？
除了紅燈區外，芽籠的非法賭博、街頭黨、走私煙買賣和販毒活動，以及按小時計費的廉價旅館，讓“芽籠呈現一種複雜的生態環境，而且帶有某種不法成分”。警察總監黃裕喜指出，芽籠存在一種“公然敵視警員的態度”。曾經有一名警員在拘留涉嫌經營非法賭場的人時遭毆打，一輛停放在芽籠的警車則曾被砸破擋風玻璃，這些情況令人不安。
芽籠被許多人冠上“罪惡溫床”的稱號，但這裏的常客指出，表面上看似龍蛇混雜的芽籠巷弄，實際上是亂中有序，治安基本良好，並沒有陷入“無政府狀態”。他們說，以前站滿芽籠路和各個巷弄的非法站街女，現在已沒剩幾個，她們大多都躲到了光線昏暗的後巷。另外，私煙交易也退到了巷弄間。這裏的賣淫活動有“分地盤”的現象，除了受管制的妓院外，那些在街上非法拉客的“站街女”大都按照不同國籍，分散在不同的巷弄之間，這裏面好像有一個潛在的規則。
各方維持“和平共處”狀態
經常到這裏的酒客告訴記者，各方人馬保持距離，互不相幹，以維持和平共處的狀態，這似乎是芽籠一項不成文的規定。若有任何紛爭，都必須以非暴力的形式私下解決，盡可能不驚動警方。一個不願具名的酒客說：“若發生暴力事件，警方就會介入調查，到時所有見不得光的活動就得暫停，這對大家都沒有好處，所以大家必須合作，維持好芽籠的表面治安。”芽籠鄰裏警局局長羅家偉也說：“在芽籠進行非法活動的人，無非是爲了撈取經濟利益。如果他們能因相同利益而共存，那又何必多生事端，引起警方的注意？”
羅家偉說，警方從未失去芽籠的控制權。警方數據顯示，在芽籠發生的搶劫、謀殺、強奸及破門行竊等罪案，從2008年的213起，減至去年的135起。雖然，涉及公衆秩序的罪案如糾衆鬧事、毆鬥和嚴重傷人等，從2008年的43件，微升至去年的49件，但受訪的商家及芽籠食客說，相對于芽籠近年來的人口暴增，這樣的罪案微升率並無異常。
非法活動擴散到單數巷號
有賣淫活動的地方，自然也會衍生出周邊的商業活動，近幾年在芽籠街邊大量湧現的中國小吃店和商店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芽籠路經營家具店的張姓老板（30歲）說，這類餐飲店和商店則吸引更多外勞前去芽籠，對商家而言無疑是個好消息。
“這是個循環，外籍勞工的大量湧入帶旺了芽籠的人潮，帶動了芽籠的蓬勃發展，爲這裏的商家帶來商機。”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的蔡明發教授指出，性工作者、外勞、小吃店和其他商業活動之所以能和平共處，正是因爲各方都享受著互惠互利的經濟關系。難怪，許多在芽籠經商的人告訴記者，芽籠沒有大問題，但記者發現，他們受訪時都不肯透露真實姓名，交談的過程中，他們也不時往店外看，似乎擔心被人發現他們跟媒體談話。
一名超市主管透露：“這裏有地痞流氓‘看水’，讓他們發現我們跟記者或警方講話，就糟糕了。”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說，芽籠的紅燈區及商業活動過去十年來有擴大的趨勢。芽籠傳統上以芽籠路爲分界線，朝北的單數巷號是住宅區，南向雙數巷號則是紅燈區，但這樣的分割法近來已不再奏效，不良及非法活動似乎已擴散到一些單數巷號。目前芽籠路以北的11、13和15巷出現不少越南籍陪酒女郎。
此外，部分的非法活動甚至走出芽籠巷弄，公然在大馬路上進行，例如在芽籠路和阿裕尼路交界處，就有人在大路旁擺地攤違法售賣春藥。芽籠鄰裏警局局長羅家偉也透露，爲了躲避警方，從事非法活動者近年來也與警方玩起“貓捉老鼠”的遊戲，他們把賭檔從後巷轉移到店屋內，並用各種方法掩飾毒品和私煙。犯罪者也派人手把風，“監控”警方的行動。還有許多站街女躲到陰暗的後巷，龜公則在巷口拉皮條。
常駐居民怎麽說？
45歲的小販戴丹尼居住在芽籠3巷已經12年。每當聽到有人爲芽籠貼上“危險”的標簽時，他都會反駁說，芽籠的大馬路上人潮很多，小巷子裏則有很多警員進行巡邏，晚上出門或夜歸時不必擔心會發生搶劫等罪案，安全得很。在他的眼裏，芽籠是個不夜城，每天晚上都很熱鬧，不像其他組屋區那麽寂靜。
育有一對9歲龍鳳胎的戴丹尼也驕傲地說，在芽籠長大的小孩都上過“社會大學”，對周遭環境的警覺性更高，社會意識也更強。“走在街上，如果看到有人擺地攤賣私煙，我們就會告訴孩子們，這是非法的，不能買。這是很好的機會教育，芽籠就是孩子們的課室。”但有居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認爲芽籠已“失控”。
在芽籠3巷第114座組屋住了23年的蔡倚健（68歲，維修工人）說：“我剛從紅山搬來的時候，這些不良活動沒有那麽猖狂，現在芽籠路一帶實在太複雜了，連單數巷號都有流莺，而且私煙、禁藥也公開兜售，真的是目無法紀，我平時都盡量避開那裏。”
負責芽籠士乃事務的馬林百列集選區議員花蒂瑪醫生日前在面簿上說：“如果要繼續進行合法賣淫活動，那至少應該將它系統化，確保活動在屋內進行，並且是整潔、有條理，以及受到管制的，若當局有決心這麽做，其實不難做到。”不過，花蒂瑪說，她已花了上百個小時和各個部門聯絡，但當局卻遲遲不推出任何明確的計劃。
希望把紅燈區遷到別處
芽籠鄰裏警局局長羅家偉日前透露，警方將在今年底之前，在芽籠安裝多20台閉路電視，使這一帶的閉路電視總數增至60台。下來兩年，芽籠的閉路電視數量將多達200台。另一方面，警方也會持續同基層組織、國會議員及相關的政府單位合作，推出各項措施，包括爲芽籠一帶30多條燈光昏暗的巷道安裝照明設備。
一位楊姓居民（64歲，保安人員）說，芽籠路一帶的非法及賣淫活動已“失控”，除非他需要到芽籠9巷的大衆醫院看病，否則他一定避開那一帶。“現在，芽籠的商業活動和燈紅酒綠的環境已不再適合我們，我希望政府能考慮把紅燈區移到別處去。”
燒烤店老板劉岩（38歲）也贊同將芽籠重新規劃，把紅燈區遷走。他分析道：“體育城一旦建成，會有很多大型體育活動在這裏進行，我們總不希望讓外國體育運動員和貴賓看到華麗的體育城旁邊，其實就是雜亂無章的芽籠吧？這絕對有損新加坡的國際形象。”劉岩也說，體育城會帶動周邊地段的發展，但芽籠一帶的路段，目前不但複雜難行，而且還很窄，不容易停車，這些因素可能阻礙商業發展。劉岩希望政府能重新規劃芽籠地區，把舊店屋拆掉、妓院移走，改建類似怡豐城的商圈，改善芽籠周圍的環境、衛生及安全。“這不會影響我的生意，因爲我的顧客三分之二是中國人，他們大多是白領人士和學生，即使沒有賣淫活動或廉價商店，他們也會回來光顧。”
（文章來源于早報網，部分圖片來源于網易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