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書局遍布全島
在新加坡書店業最輝煌的1950至1970年代，新加坡少說也有230余家華文書店，其中以大坡一帶的橋南路、克羅士街、牛車水、廈門街、直落亞逸街，以及小坡一帶的橋北路、啓信街、維多利業街、密駝路書店最多，逛書店的人潮也最集中。
當時橋南路上有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東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華僑書局、商務印書館、星洲書店（星洲書局）、建生書社等11家書店。克羅士街上是光明書局、開明書局、現代書局、馬華教育用品社等14家。牛車水一帶則有惠合盛書局、再成發書局、海鵬書局、海陸書局、棠記書局、和記書局、志成書局、永成書局、東壁書室、廣昌書局等10家。另外，廈門街及直落亞逸街一帶也有四海書局、勝友書店、勝華書店、新知書店、遠東文化有限公司、新文化機構6家。
在書店業的黃金時代，坐落在小坡一帶的書局，大大小小約有40余家，可說是當年華文書店最密集之處，逛書店的人潮更不在話下。順手舉來，那一帶的書局就有至今仍堅持營業的青年書局，已經消失的上海黑貓圖書公司、中央書店、中國書局、南洋圖書公司、南僑書局、學友書店、中華書局、大聯書局、星聯書局、學生書店、星期書店有限公司等。每到星期六，小坡各大書店擠滿學生，其中更有不少南洋大學的學生特地從雲南園坐車到小坡買書。
若論規模，當時的“上海”“大衆”“商務”與友聯書局都屬于小坡一帶的大書店，但因爲種種關系，這些書店數十年來幾度遷移，如自1925年開業至2009年停業的上海書局，開始時是在橋北路13號開店，1929年遷移至橋北路349號，1972年搬遷至維多利亞街81號，一直到1990年遷往百勝樓至2009年停業。
商務印書館1915年在橋南路172號開業，1962至1992年，長達30年的時間在橋北路309號營業，1992至2002遷至維多利亞街81號，2002年之後，商務印書館再從IMM中心（2002-2007年）搬遷到國泰大廈（2007-2009年），2002年並在橋北路設立分店 ，卻于2012年全面結束零售業務。
1954年創業的友聯書局 ，先後在紅燈碼頭、橋北路303號、勿拉士峇沙路 、469號橋北路營業，1981年，友聯書局遷至百勝樓3樓至今。
和一再搬遷的“上海”“大衆”“商務”不同，1936年創立的大衆書局，除了分店之外，多年來一直固守橋北路老地盤。
除了大坡、小坡之外，全島書店較集中的地方還包括美芝路、丹戎加東、武吉知馬、惹蘭勿刹、樟宜路，甚至遠至裕廊都有書店打開大門營業。
美芝路黃金大廈的幾家書店至今仍在一些人的記憶裏，例如萬裏書局、文學書屋、前衛書室，另外還有巨貿易公司、順成書局、百蓮書屋等。其中創立于1973年，前身爲萬裏文化企業公司的萬裏書局在市場立足了38年，終于也在2011年畫上句號，走入曆史。
由作家英培安開設，吸引了不少文教界人士上門看書、買書的草根書室早在70年代未至80年代初期曾在惹蘭蘇丹布業中心營業，1995年才在橋北中心重新營業。
也許因爲靠近中正中學、德明中學、育英中學等著名華文中學的關系，丹戎加東一帶也曾經出現多家書店，包括好萊塢戲院附近的少年書局、加東書店、百友書店、綠洲書店、新友書局有限公司、新地書店、世界書局等。
武吉知馬的美世界中心、武吉知馬大廈一帶也不乏書店的蹤影，記憶猶新的有長河書局、小島企業書店、山圖書公司、南光書局、草原書報社、贊興書局、大地書局等；樟宜路上的宇宙書局、樟宜書局；後港一帶的後港文具公司、學習書店、南島文化服務中心等；惹蘭勿刹的天天書局、有昌書店、華聯書局；三巴旺的三巴旺書局、金城書局，以及大巴窯的金城書局、新路書局等仍在一些老一輩居民的記憶中。
另外還有遠在裕廊的志強書局、適用書局及茂利書局。其中志強書局位于裕廊的永光路，那一帶的居民自小就在那裏購買雜志與文具。
南洋大學催生了華文書店？
1950年代中期，不約而同先後有不少華文書店紛紛開業，水漲船高，1955年創辦的南洋大學似乎也催生了那個年代大大小小的華文書店。
2005年結業的學生書店，正是開業于1954年，走過50年歲月的學生書店，經曆過新加坡書店業的黃金時期，也經曆過從小坡橋北路搬遷至美芝路第16座組屋的變遷，雖然自1980年代以後，營業狀況一年不如一年，學生書店卻仍積極求存，直到2005年店屋被征用，才不得不結束營業。
學生書店創辦人之一的王書明透露，多年來，他是和書店的另外兩位創始人蕭葆龍和陳德美一起經營書業，三人都曾在世界書局工作。
學生書店就如其名，顧客以學生爲主，書店規模雖然不大，但從課本到課外讀物、雜志、文具，凡書店應有的東西，幾乎都可在學生書店買到，此外，學生書店代理的雜志也多，數十年來吸引了許許多多學生在書店裏看書、買書。
偷龍轉鳳賣“禁書”
無獨有偶，當年以賣“禁書”見稱，坐落在密駝路的南大書局同樣成立于1954年。書局創辦人張浪輝說，書店取名“南大”，的確希望“南大”二字會因南洋大學的緣故而引人注意。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來自中國的書籍有許多都會被列爲禁書，即便世界名著和中國名家的作品也會因“出版說明”中提到毛澤東三個字而被列爲禁書。
張浪輝說，那個年代也是人們求知若渴的年代，爲了滿足讀者的求知欲，南大書局經常通過“偷龍轉鳳”的方式引進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禁書，同時，還出版了本地作家的作品，包括謝克的《困城》、苗秀的《年代和青春》、鍾祺的《自然的頌歌》這些能反映新加坡現實生活，帶有批判精神的作品。
張浪輝說，“我們經常‘偷龍轉鳳’，在禁書被押運回中國的過程中，偷偷將郵包裏的‘禁書’和其他圖書調換，再送回書局，悄悄賣給顧客。”
南大書局名人出入
在不斷“偷龍轉鳳”之下，南大書局漸漸以賣“禁書”出名，吸引了各方人馬聞風而至。張浪輝說，當時擔任南洋大學校長的林語堂也兩度光臨南大書局，林語堂第一次選購了幾支毛筆；第二趟買了一本梁啓超的《飲冰室合集》。
另外如當時的職工領袖林清祥和蒂凡那都是南大書局的常客。張浪輝說，“林清祥和蒂凡那都喜歡看書，蒂凡那愛看《紅樓夢》《西遊記》等中國古典文學英譯本，林清祥則愛看中國古典名著連環圖，但兩人都沒什麽錢，常在書店裏看書，有幾次，林清祥與蒂凡那爲了閱讀新到的書，還在書店打烊後，睡在書店外面的長凳上。”
由于書店的大股東去世，南大書局在缺乏資金下，于1958年結束了營業。
世界書局的郵購業務
新華文化書局創辦人楊善才一輩子從事書店業，在自立門戶開辦新華文化之前，曾在世界書局任職26年。楊善才笑稱，“世界書局是本地書店業人才的培養中心”。只要數一數，前世界書局員工開設的書局就有學生書店、海鵬書店、中南書局、新陸書局、僑光書局、新育書局、育才書局、群育書局、東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香港貿易出版有限公司、大書局、語文出版社、加東書局及新華文化。
楊善才說，書店業盛極一時的年代，圖書郵購曾經是非常盛行的購書方式。世界書局從1954年開始郵購業務就非常紅火，郵購服務的對象是世界書局的“基本讀者”。要成爲“基本讀者”很簡單，讀者只需在世界書局的戶頭存入叻幣二元五角，退出會員時，原銀奉還。會員每月會收到郵寄的《讀書與出版》，裏面除了刊登讀者投稿，新書訊息，還附有一份購書目錄，供讀者按照目錄郵購書籍。
高峰時期，世界書局圖書郵購的基本讀者人數超過一萬人。那時的讀者有很多是馬來亞、文萊及印度尼西亞的華僑。由于當時印尼政治局勢的關系，華人只能通過郵購的方式來購買華文圖書和雜志。通過《讀書與出版》及郵購服務，世界書局和廣布在東南亞的基本讀者群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平台。
（文/張曦娜，圖/蕭紫薇，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文章來源于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