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國際事務專欄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當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落座准備開始午餐時，我還在手忙腳亂地搗鼓自己的錄音機——我帶了兩台錄音機，以防其中一台出問題。李顯龍微笑著說：“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會給你一份談話記錄的。”
這是一句讓人意外、具有顛覆作用的話，我本以爲李顯龍是位典型的嚴肅人物。這位總理先生有著理性技術專家的美名，全身上下就沒有一根輕浮的骨頭。他甚至連外表看起來都很嚴謹樸素——瘦高身材，灰色的頭發，穿著深色西裝，打著領帶。因此在我們共進午餐期間，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李顯龍經常面帶笑容。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裏，面對一系列尖銳話題，李顯龍常常不是低聲輕笑就是滿面微笑，和話題本身顯得有點不太協調——這些話題包括二戰期間日本對新加坡的占領，西方對于烏克蘭革命的處置失當，中國對于分離主義運動的擔憂，以及冰島的破産。我得出的結論是，笑容並不代表這位新加坡總理先生是個鐵石心腸的人。這只不過是他讓一些棘手話題顯得不那麽尖銳的一種方式——邊笑邊討論問題。
上午11點我們在倫敦皇家花園酒店（Royal Garden Hotel）的公園露台（Park Terrace）餐廳碰面。這個時間對于午餐來說有些早，但這一個小時的時間是他手下工作人員在他訪歐期間各項活動的間隙中擠出來的：他要參加在荷蘭舉行的核安全峰會，發表多個演講，和商界人士以及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會面。當天晚些時候，他還要去倫敦東部的一個公園參加一場慶祝新加坡日（Singapore Day）的活動，登記參加此次活動的新加坡僑民多達一萬人。李顯龍手下的工作人員在我們會面幾天前就將餐廳菜單用電子郵件發給了我，並記下了我點的菜，這體現出了新加坡人典型的缜密精神。我們被帶到了位于餐廳一角的一張餐桌，能夠俯瞰肯辛頓花園（Kensington Gardens），並享受透過窗戶傾灑下來的陽光。我們的第一道菜——三文魚蟹肉醬——很快就端了上來。由于時間尚早，我們仍繼續喝水——李顯龍的身材偏于瘦削，看起來頗爲健康，我覺得他不太可能是一個好酒之人。
今年62歲的李顯龍于2004年成爲新加坡第三任總理，他的早年生活爲他擔任這個職位做好了極其周密的准備。他的父親是李光耀（Lee Kuan Yew），新加坡的首任總理和國父。李顯龍接受的是中文普通話和英文的雙語教育。和他的雙親一樣，李顯龍入讀了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並于1974年獲得了數學一等榮譽學位以及計算機科學文憑。在此後的十多年時間裏，他一直在新加坡軍隊效力，並升至准將軍銜。隨後他步入了政界。雖然有著鍍金般耀眼的職業生涯，李顯龍同樣遭受過人世滄桑的打擊。他的第一任妻子于1982年去世，當時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剛出生不久。而他自己也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接受過癌症治療。
在劍橋期間，他曾被建議繼續深造，完成研究生學業。我問他，當時是否動過心？他的臉上露出了眷戀的表情，答道：“那將是一件極好的事，但你不可能真正去做，不是嗎？我在劍橋求學是用獎學金，而且我在祖國還有責任。”
我問他，是否一直以來都深知自己將會繼承家族事業，進入政界？他的聲音中略有一絲鋒芒，回答道：“不，我並不知道。這不是什麽家族事業。”我腦中隱隱敲響了一記警鍾，我想起了這位總理先生曾經成功地迫使包括英國《金融時報》在內的媒體機構做出道歉和賠償，這些媒體暗示李氏家族通過裙帶關系獲利。
在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總理期間，他不斷強調新加坡的不安全處境——以此鞭策本國公民努力工作，保持警惕。由于新加坡是一個僅有530萬人口的城邦國家——1965年新加坡在非自願情況下獨立，因其當時被驅逐出了馬來西亞聯邦——這種警惕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那以來，新加坡實現了長期和平，繁榮景象蒸蒸日上，如今新加坡已是全球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最高的國家之一。因此我問李顯龍，新加坡人是否仍然需要保持不安全感？
他說：“如今新加坡人普遍更有安全感了。”但他隨後略微皺眉補充稱：“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提醒國人，當前的局面是在意志支撐下不斷奮鬥的結果，適度的不安全感還是很有幫助的。你不用變成一個偏執狂，但你確有必要非常嚴肅地對待風險。”他說，把眼光放長遠有助于提醒新加坡人繼續保持警惕。“沒有多少小型城邦國家能夠長期存續，不過威尼斯是個例外，這座城邦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存續了900年。”
確保安全的一個重要方式，是與鄰近大國保持友好關系。新加坡同時被中美兩國看成是值得信賴的夥伴，這種情況非常罕見。新加坡人很早就對中國的經濟奇迹充滿信心，並且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投資者，中國官員也常向新加坡借鑒經濟和政治思路。但新加坡同樣定期會迎來美國海軍進駐。我問李顯龍，中國對于新加坡口頭支持美國軍方在太平洋地區繼續保持存在有何看法？他淡然地答道：“中方對此並不高興，不過他們能夠理解。”
只要國際環境繼續保持和平，與所有大國都保持友好關系對新加坡而言是一項明智的戰略。但近來亞洲地區內部的緊張態勢持續加劇，特別是中日兩國因領土爭端更是劍拔弩張。很多西方觀察家將局勢愈發緊張的原因單純歸結于中國的崛起。但在李顯龍看來，日本也在發生變化，該國政府正在維護其所認爲的“日本民族主義者的權利”，這主要體現在對曆史的闡釋上。“有人對如何定義侵略行爲提出了質疑，因此，鑒于沒有相關定義，日本在戰爭期間又是否犯下過侵略罪行呢？”
新加坡在戰爭期間曾被日本占領。因此我問道，新加坡人“是否普遍認爲日本犯下了侵略罪行？”
總理先生的語調突然變得不那麽平靜了。他在椅子上將身體前傾，並提高了嗓音，聽起來似乎對我的問題感到難以置信。“是的，當然，他們侵略了新加坡，殘殺了數萬民衆，我的父親也險些送命，幸運的是他活了下來，不然今天我也不會坐在這裏了！”他大笑道。“但我的叔叔被抓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李光耀的領導風格屬于被二戰的血雨腥風塑造的那一代人。他的兒子在一個不同的時代條件下領導新加坡，因而必須采取一種不同的領導風格。“我的父親常說，‘看看戴高樂（de Gaulle），他每隔很長一段時間才發表一次公開講話，每個人都會仔細傾聽，其他時候他則保持沉默。’但那是在過去，如今的世界已經大爲不同。”李顯龍最初對社交媒體有些抗拒，現在已經轉變了態度：“我的同僚們會上網，使用Facebook，他們覺得社交媒體很有幫助，並勸我說我應當嘗試一下，于是我試了。只要你恰如其分，還是很有意思的……可以時不時地插入一條嚴肅消息。”今天早上，總理先生發布了一張照片，是他自己拍攝的倫敦日出。
爭取選民支持——不論是活生生的個體還是Facebook上的粉絲——是民主國家領導人會做的事。但從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來看，新加坡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民主國家——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自新加坡1959年實現自治以來一直掌權。批評人士指出，雖然新加坡定期舉行選舉，但事實上是一個一黨專政國家。在2011年舉行的上一屆大選中，反對黨總計贏得了創紀錄的約40%選票。即便如此，人民行動黨仍然贏得了議會87個席位中的81席。因此我問李顯龍，能否想象有一天人民行動黨不再執政？他溫和地答道：“這很有可能發生，我不知道這將以何種方式實現，但這是可能的。”過了一會兒，他暗示稱人民行動黨正開始考慮有朝一日組建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屆時或許不會是一幫人進去，一幫人退出，情況可能會更加複雜——你將會逐步適應比英國當前政局更加複雜的局面。”
一位侍者走了過來，端上了第二道菜。我們都選擇了當天供應的魚，端到我們面前的是一塊非常美味的烤比目魚。我大快朵頤，但總理先生幾乎沒動自己的那份。
隨著主菜端了上來，我將話題轉回了國際事務。在歐洲，每個人都高度關注烏克蘭危機，因此我想知道，這一事件在新加坡是否也産生了類似的影響。“烏克蘭危機沒有引起新加坡人的高度關注，但它和我們確有關系。事實上，我曾在Facebook上就此發表過一條評論，出乎我意料的是，這條評論吸引了大量關注。因爲新加坡是一個小國，我們依靠的是國際法、國際條約、國際協議，以及這些規則的神聖性。如果這些規則被踐踏或者無視，那麽我們將面臨嚴重問題。”他指出，早前由英國、美國以及俄羅斯簽署的一項協議保障了烏克蘭的領土完整性。
我問他，怎麽看待西方到目前爲止所做的反應，以及是否認爲西方的反應足夠有力？
“我不認爲西方還能再多做些什麽。我認爲西方應在鼓勵獨立廣場（Maidan）上的示威者之前就想到這一點。”那麽西方的做法是否不負責任？“我認爲，有些人沒有通盤思考過可能出現的各種後果。這種情感上的支持可以理解：他們和你們擁有同樣的價值觀，他們想要和你們建立聯系……這些人是充滿熱情的理想主義革命者，在某些方面，會讓你回想起《悲慘世界》（Les Mis）。但你能否爲所産生的後果承擔責任？當悲傷的時刻來臨，你是否能去到那裏？”他回答了自己的問題：“你去不了那裏，你還有很多其他利益需要保護。”
現在我們開始品嘗布丁。我很喜歡我的這份樹莓漩渦冰淇淋，但上午這個時點吃巧克力撻似乎有點太膩了。按照我們拿到的特別印制的菜單上所寫的，端到總理先生面前的是一份開心果焦糖布蕾。但它看起來更像是一碗樹莓加草莓。不管究竟是什麽，李顯龍都沒有碰自己的甜點，雖然這份甜點看起來非常誘人。我忍住了想要伸手抓一把他的樹莓的沖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都會是一種失禮的行爲，但在一個新加坡人眼裏，這種行爲可能會格外令人反感，因爲新加坡政府花費了大量精力，設法讓本國民衆培養良好的舉止和積極的生活習慣。過去幾十年間，新加坡開展了大量的公共宣傳活動，敦促本國公民修剪頭發，在乘坐軌道交通時不要推擠，在享用自助餐時不要將盤子裝得過滿——還有很多其他事項。
總理先生是“新加坡日行一善理事會”（Singapore Kindness Movement）的贊助人，該組織旨在倡導人們改善行爲。但他也說過要淡化新加坡的保姆國家氛圍。當我問到新加坡現在是否開始“略微放松一點”時，李顯龍微微一笑。“我認爲現在道路已經變得更寬闊了，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限制，而是表明人們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他沒有把“保姆國家”這個詞看成一種侮辱。“當人們聲稱他們不需要一個保姆國家時，他們其實處于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而不受阻撓，另一方面，如果出了問題，他們又希望得到救助。”
一名侍者走了上來。李顯龍點了早餐茶——畢竟現在還沒到中午，而我則點了一杯意大利特濃咖啡。我們接著談到了新加坡作爲一個金融中心的角色。隨著瑞士的銀行保密傳統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新加坡常常作爲國際自由流動資金的新避風港被人談起。我問到，新加坡是否注意到了資金從瑞士流入的情況？他以一種一反常態的含糊口吻答道：“我不知道資金來自哪裏。我們的私人銀行財富中心正在逐步建立。我認爲其中或有部分資金來自瑞士地區。”
作爲一個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成爲巨大財富的來源，但同樣可能帶來巨大的不穩定性。在李顯龍小口喝茶時，我問他是否擔心再爆發一場重大金融危機。他堅定的說：“在某個時候會發生一些其他的金融危機。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本質。你只能寄望于自己事前建立了足夠牢固的防火牆，以及危機本身是可控的。但事實上這非常難以做到。”
今天已經沒有時間談論金融危機了。現在已是中午，李顯龍要前往倫敦的另一邊參加活動。在我們准備結束訪談之際，我問他是否會懷念自己的隱私——並提到了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對于自己再也不能隨意逛進一家書店的感歎。他合情合理地說道：“我並沒有處在奧巴馬的位置上。我走進一家書店，人們認識你，于是他們會走上來跟你打招呼，並和你自拍留念。但如果他們假裝不認識你，你也會感到非常不安！”我們握手告別，他准備動身前去參加新加坡日的慶祝活動。在那裏他會跟很多人見面，做出很多決定——此外還有很多自拍要拍。
（本文作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國際事務專欄作家，文章來源于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