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戴維•皮林
很可能除了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領導的古巴之外,沒有幾個國家像新加坡這樣,如此鮮明地反映出一個人的“遺産”。李光耀(Lee Kuan Yew)可謂這個國家的建立者,新加坡今日的物質生活水平已經超過了英國、美國和挪威。91歲高齡的李光耀目前因嚴重肺炎在住院。他的重磅回憶錄《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展現了他對自己成就的敏銳認識,他像魔術師一樣,將沒有輝煌曆史、地理條件一般的新加坡,變成了一個繁榮的城市國家。但是當國父離去,新加坡將如何發展呢?
某種意義上,這個問題提的實在爲時過早,更不用說有點不得體。正如李光耀本人曾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所說的那樣,人們應該等到一個人死後再評判一個人,用他的話說,“蓋棺定論”。事實上,只要他還在世,人們也不可能對他作出真正的評斷。部分是因爲新加坡人對他的尊重和感恩情結,還有部分是因爲每當他覺得受到誹謗,就會堅持不懈地提出訴訟,這令人心有余悸。他的一位早期合作者談到李光耀的“遺産”這個話題時,陰沉地說:“人所爲之惡,死後猶存;所爲之善,與人俱亡。”
另一方面,新加坡在後李光耀時代將要面臨的困境已經呈現在我們眼前。2011年,李光耀從新加坡內閣退休,此前他參與創立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在大選中遭遇了50年來最低得票率。(盡管這個長期執政黨只獲得60%的選票,但它卻贏得了87個議席中的81席。)李光耀從此進入半退休狀態(即使到了現在,他仍是國會議員),結束了他的從政生涯,他擔任了30多年的總理,卸任後又當了20多年的總理公署高級部長(senior minister)和內閣資政(minister mentor),內閣資政這個職位是他的兒子、2004年成爲新加坡總理的李顯龍(Lee Hsien Loong)設立的。
新加坡的問題雖然之于其自身是真正的問題,卻是大多數國家夢寐以求的。新加坡幹淨、安全,是重要的金融及制造業中心,其難以成爲典範的唯一原因就是它規模太小。然而新加坡的普通民衆間明顯存在著一股不滿情緒,這在民意測驗和熱鬧的博客世界都有所體現。新加坡的傳統媒體受到嚴格控制,博客則可以擺脫這些束縛。新加坡的房價被這個城市大批的銀行家、股票經紀人以及其他專業人員擡高,許多新加坡人買不起房。新加坡的貧富差距正在加大。
移民也引起了民衆的不滿。新加坡有530萬人,其中130萬爲外籍人口。新加坡政府已設法減緩移民速度,但其必須應對生育率位列全世界最低之列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由于擔心人口過剩,李光耀推行“兩個就夠了”運動。新加坡女性相信了他的話,她們甚至更進一步。新加坡現在平均生育率僅爲1.3個孩子,而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最低生育率爲2.1個孩子。人口下降的前景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打了個大大的問號。
針對這種情況,新加坡政府正在修改李光耀所倡導的自力更生式資本主義,承諾將提高再分配力度,並加大對社會福利的投入。就在本周,新加坡政府提高了收入最多的5%人群的稅收,將他們的邊際稅率從20%提高到22%,以幫助爲上述承諾買單。
李光耀對這些醞釀中的問題可能比大多數人更不意外。他始終有著極端疑懼的心理,把創建新加坡的過程稱爲一場“長期的艱難跋涉……在這個過程中成功看上去是不可能的”。這個彈丸之地的島國,在供水方面依靠馬來西亞。新加坡是在1965年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的。自英軍撤出後,新加坡在防務方面開始依靠自己征召的軍隊。該國由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共同構成,國內種族和語言的差異一直困擾著李光耀。他的對策是采取了英漢雙語政策,並努力將他所說的缺乏共同命運的多民族人口建成一個“多種族社會”。他強力打擊腐敗。他支持肉刑,認爲那是約束民衆——新加坡擁有的唯一資源——的一種途徑。
他的成就是真真切切的,也可以說是棱角分明的。就像一位校長一樣,他打造了一種文化,他只能寄望這一文化可以在他離世之後延續下去。他告訴傳記作者湯姆•普拉特(Tom Plate):“我認爲,一人一票……不是最終歸宿。”
他更相信精英,而不是普通民衆。要是精英大體上仍是稱職和務實的話就好了。
不過,當李光耀辭世之後,新加坡人可能會想,要是他們過去在學習如何自己管理各種事務方面做得更好,那該多好。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