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寫過一篇關于小學生補習的文章，分析了新加坡小學教育的問題。新加坡本地教育競爭過于激烈，因此需要提出解決之策，如讓大學入學考試只要求及格。這當然無法解決問題，因爲大學本身有好壞，也就需要一定的條件（最合理的方法就是分數高低及其他相關要素）來篩選。否則人人都想去哈佛、牛津，難道讓他們開放收幾百萬學生？
至于所有學校僅以智商高低來收生，也不太符合教育學原理。首先智商本身的測量，即使是在學界也是爭議的對象，即不同的測試標准本身就互相打架；其次智商與日後成就並不呈現絕對的相關性。比如一些人文學科的學習與研究，就並不全然取決高智商。就我所知曆史學或文獻學中，除了聰明外，長期的重複訓練與記憶，對成就的高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示意圖）
說簡單點，就是人文學科之中很多都是靠長時間的積累，而在理工科之中這也同樣重要。因此高智商就遠遠比不上自律性、恒心與毅力，以及時間的有效管理等因素。即使相對而言更拼智商的學科，比如從數學這樣一種非常極端的學科來看，很多偉大的數學家，並不僅僅只有智商高這一因素，合理正確的早期教育，持久的興趣動力、恰當的學術習慣養成以及名師的啓蒙都很關鍵。
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曾有過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s conjecture）的熱潮，一時自以爲智商絕倫的民間數學愛好者，都腦熱地想要證明這世界性數學難題，但中科院數學所實在招架不住成噸的信件轟炸，只好發通告，在當時的情況下，普通人再聰明，如果沒有獲得系統的學術訓練，並且掌握世界數學界相關領域的前沿，根本不可能做出突破。
▲(示意圖）
在其他領域其實也有同樣的情況，教育是一個長期複雜的系統工程，自然不可能僅僅用一個“智商”測試就解決一切。
其實說到底，我對新加坡教育體系最大的關注點，並不在于這些枝節問題。教育除了普通人所熟知的教書育人，讓個人獲得生存的技能，培養更爲健全的人格，並得以爲未來探索這浩瀚宇宙的未知奠定基礎之外，就整個社會層面之上，它還有更爲深遠的意義。因爲教育同時要起到選拔賢良來管理、運作並引領整個社會的作用；並且，有效的教育還應該做到能夠促進社會的上下流動。
我所特別關注的，就是新加坡的教育能否完成這種促進社會階層流動性的潛在，卻極其重要的功用。社會總是具有相對的惰性，尤其是承平日久之後，階層往往會沉澱固化。這不但會産生富過三代、階層世襲與底層難以翻身的弊病，尤其不好的，就是讓這個社會失去創新的活力與澎湃的進取心。
所以好的“基礎教育”，就是應當盡量讓個人家庭中的教育、財産、社會地位等要素，減少在下一代學生的成績之中所造成的影響。當然這些要素自然終將對學生的成績乃至動力、視野與抱負都造成影響，但一個能夠促進上下階層良好流動的教育，則應該在小學、中學階段，盡量向全社會提供平等的教育資源，以弱化其影響的力度與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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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雖然我當然承認新加坡的教育就總體而言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也應該看到，一方面我們的過早層層篩選，使得學生，尤其是小學階段就壓力過大；而更存在缺陷的，其實還是由于一方面又要強調減負，致使過多的時間留白，使得普通新加坡家庭需要用“個人的教育、經濟資源”來填補這個空白。
說白了，就是學校既弄出一大堆測試來層層篩選，卻又留出很多時間空檔，來讓家長自己去找補習中心惡補。在這裏，家裏的經濟與教育背景差異，就部分決定了學生成績的好壞，而這又會影響他們的終身。階層的流動性也正是借助這樣一種形式，起到了對新加坡未來的負面作用。
教育問題不過是新加坡整體政治、文化、曆史背景的一個縮影，在短期的未來我還是很難看到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我希望，並且也堅定地認爲，新加坡的未來教育會作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形勢的變化與民衆的新要求。因爲作爲一個民主社會，新加坡的民意才是決定一切國政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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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作者紀赟授權新加坡眼發布，原文首發于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