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新農村建設和網格化治理如火如荼，這種將傳統的派出所管理區域進行極限細分、統合幾乎所有政府力量、包含封閉式管理的精確劃片的分隔治理，對治安改善確有成效。不過，因爲片面強調“綜治”而未輔以社區自治的建設，知識界對這種做法多有微詞。
的確，區隔化治理自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以來，就是國家治理的一種主要方式，也是對外殖民統治的法寶，即將民族國家的排外性轉爲殖民地的種族/族群差別政策，並繼續在殖民地特意塑造新的種族差別進行治理，即轉型爲“分而治之”的治理模式，通過培養代理人族群來間接統治其他族群。
▲（示意圖）多族群治理
對經曆過半殖民地的中國人來說，這並不陌生。比如上海租界，根據血統，各色僑民被劃爲若幹等級：警察根據種族差別，享有不同薪金且配有不同裝備，通常，印度警察的薪水較高，武器較先進，而華人警察裝備的是最老式武器；有軌電車的司機和售票員是中國人，檢票員和驗票員卻是朝鮮人，“這些中國人和朝鮮人相互仇恨，這使他們不可能串通起來耍什麽花招”。此爲所謂“分而治之”的策略。
與這種根據族群差別的區隔相配套的，還有一種地理上的區隔，將特定族群分隔在劃定的區域內，集中居住。南非曾經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政策是一例，黑人在城市裏只有暫住資格，而黑人家園的保留地成了白人政府拒絕給予進城務工的黑人平等福利的借口。
▲臭名昭著種族隔離牌
這種區隔化治理還可以追溯到歐洲殖民主義者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特別是針對華人實行的間接統治，劃定華人的集中居住區，任命華人社區領袖爲“甲必丹”，擔任歐洲殖民當局和華人社區之間的橋梁，維持華人社區的自我管理。直到大約19世紀末，因爲華人社區與殖民者和土著之間日漸激烈的沖突，這種間接統治才改爲直接統治。
二戰後東南亞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産生了新的民族國家，但是這些新興民族國家在繼承了殖民母國的民族主義的同時，也基本繼承了殖民主義的殖民統治術。比如獨立的馬來亞，憲法文本襲自英國法律專家的幫助，卻沒有繼承法治精神，對華人的分而治之也發揚光大，演成一種內部殖民的新殖民主義。本文即對此做一回顧。
▲馬共黨旗
馬 共主要由華人組成，後爲鬥爭需要才更名爲馬來亞共 産 黨。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入侵馬來半島後，隨英軍潰敗、投降，馬 共組織的抗日人民軍成爲當地幾乎唯一的一支抗日力量。二戰結束後，1948年起，馬 共有八位州級資深幹部通過香港的管道去中國治病，並接受理論和技術培訓長達十年。
此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鬥爭，無論1955年的華玲會談，還是1989 年的合艾會談，馬 共都受到了中國方面的指導和建議。英國殖民者及以後的馬來西亞政府所實施的“新村”計劃即是戰後基于對付馬 共武裝鬥爭的背景下産生的。
▲被禁演的電影《新村》
在1947年除掉黨內叛徒、前任領導人萊特後，陳平成爲馬 共新一任領導人，並一直擔任此職務直到1989年合艾和平協議達成之後馬共解散。在陳平領導馬共之後，馬 共放棄了對殖民當局的妥協政策。1948年6月，大馬進入緊急狀態，馬 共走進叢林開始遊擊戰，陳平成爲英國頭號通緝犯。
陳平，原名王文華，1924年10月21日生于馬來亞霹雳州南部實兆遠鎮一個華人中産家庭。其父王聲標，祖籍中國福建省福清。母親關氏，是新加坡梧槽區華人大戶關家之女。實兆遠是華人聚居區。馬來亞1930年代由當地國 民 黨支部和陳嘉庚等人組織領導的“愛國援華”運動影響了幾乎所有大馬華人，陳平的父親一直關心中國的抗戰和政治發展。
▲陳平已于2013年9月16日病逝于泰國曼谷
陳平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接受了系統的中文教育，並在中學年代積極參與了馬 共外圍組織“抗敵後援會”的活動，這些經曆令他在此後很多年裏，一直以中國作爲其國家認同。我們知道，“東南亞”這個概念在二戰期間才形成，民族國家意識亦然，陳平身上正反映了東南亞新興國家內部各族群之間混亂的民族國家認同。
在成爲中國抗戰後援會的核心成員之後，陳平逐漸接觸到大量左派著作。根據陳平自己的回憶，閱讀著作，促使他最終成爲一名共 産 主 義 者。1940年初，陳平成爲馬 共黨員。日據時期，陳平逐漸成爲馬共在霹雳州的領導人和遊擊隊指揮員，並全程參與了與英軍136 部隊的合作。戰後，盟軍及英國當局爲表彰馬共在戰爭中的合作和貢獻，向陳平及馬共其他幾位軍事領導人授予“緬甸星”勳章和“1939/45星”勳章。
▲1998年的陳平手握一張1952年的馬來西亞《海峽時報》，政府懸賞25萬美元捉拿他。
1955年12月28—29日，馬 共代表陳平、陳田、拉昔邁丁等三人與巫統代表東姑·阿都拉曼、馬華公會代表陳祯祿以及英國殖民政府代表馬紹爾在馬來亞吉達州華玲舉行了和平談判。這是自1948 年英國殖民當局在馬來亞實施“緊急狀態”，馬 共開始遊擊戰之後，馬 共與政府當局舉行的第一次談判。會談最終未能達成任何協議。
某種意義上，華玲會談是一次“偶然”。當時馬 共領導層分居馬來亞和北京兩地。1954 年馬 共的通訊聯絡因“緊急狀態”被切斷數月，身處北京的馬 共領導人小章（章淩雲）發表了一個聲明，聲明暗示馬共已經做好准備，考慮以談判的方式結束與殖民當局的沖突。當馬 共兩位書記陳平和楊果獲悉這份聲明時，已然無從改變聲明內容。于是開始准備回應當局可能的談判要求。在馬來亞議會大選中獲勝的巫統領導人東姑·阿都拉曼和馬華公會會長陳祯祿，迅速抓住了這份聲明帶來的政治機會，邀請馬 共進行和平談判。
▲馬華創黨人陳祯祿
在華玲會談之前，馬 共方面在分析了馬來亞的政治形勢之後，認爲在推動馬來亞獨立結束殖民統治和緊急狀態等方面，馬 共與巫統、馬華公會方面存在著相當的共識，可能有機會達成和平協議。同時，中國方面也建議馬共爭取談判成功，結束力量對比懸殊的武裝鬥爭，重返憲制鬥爭的路線。
相反，巫統方面只是將談判視爲與英國殖民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對談判的成功與否並不關注。馬 共在會談中提出馬 共作爲政黨合法化，結束緊急狀態，拒絕投降和政治審查等要求，巫統方面沒有接受這些要求。而馬華公會和英國殖民當局代表也同樣缺乏談成和談的意願。華玲會談在進行兩天後無果而終。
▲華玲會談曆史照片
1960年，在“布裏格斯計劃”和政府軍警圍剿攻勢的雙重壓力下，馬共遊擊隊大部退出馬來西亞進入泰國南部。陳平爲首的馬 共領導層在檢討了武裝鬥爭路線後，做出了准備結束武裝鬥爭重返政治鬥爭的決策調整。爲了獲得支持，陳平北上中國。此後，中國方面說服陳平和馬 共領導層，出于“整個印支半島和東南亞革命形勢的變化”，繼續堅持武裝遊擊戰政策。
馬 共遊擊隊在泰南艱難支持了二十余年，其人員、裝備和物資，幾乎全賴中國方面的支持，陳平等人則一直留在中國直到1989年。期間，陳平等人在湖南長沙建立了“馬來亞革 命之聲”廣播電台，其廢墟至今仍在。
▲“馬來亞革 命之聲”廣播電台，對外宣稱“691基地”
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第三次印支戰爭爆發，中國 領 導 人在“改革開放”政策下主動與西方緩和，並大幅調整共運政策和東南亞政策，先後放棄對馬 共、泰 共、菲 共和東帝汶獨立革 命陣線的支持。1980年12月陳平在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最後一次會談，會談中中國單方面提出中止對馬 共的援助。
這次會談前後的時間線
- 1978年，中國 領 導 人訪問新加坡期間，李光耀提出了條件：“中國必須停止馬來亞共 産 黨和印尼 共 産 黨在華南所進行的電台廣播”；
- 1980年3月，黃 華 外長訪問馬來西亞謀求改善中馬關系；當年底，李光耀再次訪問北京。
- 1981年初，馬來亞革 命之聲停播，對馬 共的援助經費逐年消減，直到1989年完全停止。
- 1989年，由泰國軍方出面，馬 共與馬來西亞政府坐到了談判桌前，開始和平談判。陳平在最後一輪談判前離開中國，親自參與最後的談判。在答應解散馬 共和遊擊隊以換取政治上的相應權利後，馬 共與馬來西亞政府和泰國軍方達成了由三方簽署並執行的“合艾和平協議”。
此後，陳平一直居住在泰國，馬來西亞政府未能完全履行“合艾和平協議”的精神，導致陳平至今無法返回馬來西亞定居。2004年10月，陳平的回憶錄《我方的曆史》在新加坡出版。
雖然沒有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那麽嚴苛殘忍，馬來亞在殖民期間和獨立之後就存在嚴重的族群不平等制度。無論戰前還是戰後，英國殖民當局均以“社團法案”嚴格控制華人的政治自組織行爲。殖民地官僚體系中英國殖民者位于最高位，等而下之的各級官僚，則幾乎悉數爲馬來人占據，幾乎不招收華人進入官僚體系中。
華人被視爲外來移民，“驅逐法案”等同于專爲華人而設的歧視性法律。殖民當局自1930 年代沿襲國內機構設置政治部，其首要任務便是控制、滲透華人社群，防範華人中的民族主義和反帝反殖民思潮威脅殖民統治，尤以滲透馬 共爲主要目標，典型如萊特事件。
▲《內奸萊特事件揭秘》成書
華人遭遇的不平等還體現在成爲族群間政治暴力的受害者。戰爭期間和戰後初期，由各地馬來封建貴族建立的規模不等的巴冷刀隊，針對華人的集體暴力一直表現出較高的“協同破壞”水平。無論是戰爭末期的“柔佛屠殺”、“雙溪馬尼屠殺”，還是戰後森美蘭、吉達、彭亨等地出現的馬來族排華事件，這些集體暴力所呈現出的高協同性之所以沒有演變成更大範圍的種族滅絕，與馬 共對暴力的反制作爲息息相關。
馬 共的抗日武裝充當了這種協同性破壞中與馬來族私人武裝勢均力敵的另一方，使馬來族私人武裝針對華人的集體暴力轉變成前者與馬 共這兩個“有組織暴力專家集團”的“致命競賽”，保護了華人的安全。但另一方面，這種反暴力行爲被殖民當局加以利用，將馬 共進一步宣傳成爲威脅馬來人利益安全的華人政治和軍事組織。
戰後，英國人幾乎在重返馬來亞的同時便要求戰爭中的合作夥伴 馬 共上繳武器解散武裝。在重返大馬後僅兩個月（1945年10月），殖民政府便以軍隊開槍的方式鎮壓了和豐和怡寶的和平示威，同年11月在實兆遠，英軍士兵槍殺了一名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地方遊擊隊領袖，並以勒索罪逮捕起訴了馬 共在雪蘭莪的資深黨員宋光。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巴冷刀隊爲代表的各地馬來族私人武裝，幾乎沒有受到殖民當局的任何限制，包括這些私人武裝在戰時與日方合作的不忠誠行爲也未受到任何追訴。
▲馬來族慣用巴冷刀
在族群不平等面前，殖民當局選擇了偏袒不平等關系中處于優勢地位的馬來人。無論是基于殖民體制內受益者的互相保護，還是基于馬來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抑或是需要馬來人的支持以維持殖民利益，結果只是殖民當局以暴力手段保護縱容了不平等關系中的受益一方。
由殖民當局縱容針對華人的集體暴力愈演愈烈，是馬 共拒絕放棄武裝鬥爭、拒絕支持爭取獨立的“馬來亞聯盟”計劃的背景。所以，馬 共 在殖民當局于1948年2月強行推出實施“馬來亞聯合邦”和“1948年驅逐出境法令”後，得出了非暴力憲制鬥爭大門逐漸關閉，應准備重新開始武裝革命推翻殖民統治的結論。
（文：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