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讀到紀赟老師發表在早報上題爲《新加坡補習中心現象再思考》的文章。盡管對于新加坡基礎教育系統重分數、分流早、孩子和家長壓力大的情況早有耳聞，但見文中具體數據時也不免震驚，一個五百多萬人口的小國竟有“九成的家庭”送孩子去補習，並形成了每年高達“11億元”的補習産業！是有多嚴重的焦慮才會催生如此規模的産業？！
家長們的焦慮，主要源自新加坡教育系統的“分流”（streaming）制度，即按照學習能力（主要是考試成績）將學生劃進不同的源流並提供不同的課程。盡管官方第一次分流在小學四年級，但實際上小二升小三就已經劃分快慢班，在小三下學期還有一次“高才班”（GEP）的篩選。
而小學六年級結束時的離校會考（PSLE），在孩子們學業生涯裏的重要性幾乎等同于中國的“高考”，如果會考成績能進入全部考生排名的前5%，就可進入中學的特別班，相當于登上了國際重點大學的直通車。
分流的目的是區分學生的自然資質以實現“因材施教”，本意是好的，因此出了新加坡，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也在采用。然而，由于實施分流的時間過早，選拔標准過于單一，不但分流的原始目的不能實現，對人們健康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塑造也有負面影響。對這一制度的批評已經不少，包括來自于腦科學研究、性別差異研究、心理學研究和社會不平等研究等視角。
在新加坡，政府也在不斷調整改善，包括正在現有的輪換校長、取消官方排名等措施和即將改革的PSLE考試模式，都力圖降低“分流”制度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宏觀層面上制度和政策的改變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一方面，學業成績是一個相對公平客觀的標准，實行起來也比較容易，而新標准從選取、試行到全面推廣就是一個極長的過程。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的新舊交替意味著機構和人員的重新配置，也需要時間。
那麽，在不合時宜的制度和政策調整滯後的情況下，作爲家長，我們應該做些什麽，改變一下微觀環境，爲孩子的健康成長提供更適宜的條件？我個人認爲一個有希望的方向是，改變“稀缺”心態，爲自己和孩子留有“余閑”。
“稀缺”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穆來納森（Sendhil Mullainathan）與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莎菲爾（Eldar Shafir）的同名書籍中提到的重要概念。基于大量的實驗和調查證據，他們認爲，無論是貧困、忙碌還是教育不足，資源“稀缺”的問題本質上是心理問題，而不是資源問題。某種短期的、單一的視角很容易讓我們看見問題，産生“管窺之見”。如果我們繼續“專注”于問題，寄希望于從問題中尋找解決方案，那麽我們將不幸地陷于更加“稀缺”的境地，即作者所指的“稀缺陷阱”。
工作壓力越來越大、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而新加坡人的平均工作時間是世界上最長的，這些都意味著這裏的人們更容易“關注”過去或者現有的模式或標准。就教育來說，家長們也更容易接納目前對于教育成果比較單一的選拔標准（學業成績），而很少去反問這個標准是否合理，是否適合自己的孩子。
相應的，家長們目光所及就是數量稀少的名校和重點班，將此作爲“稀缺”資源竭力爭取，並視校外補習爲資源不足的解決方案。當補習不能明顯提高孩子的學業成績，家長通常會認爲補習不夠而加大補習的力度，進而陷入“稀缺陷阱”。
更加令人擔憂的是，家長的“稀缺”心態會通過他們的行爲傳遞給孩子。對于不適合常規課程學習的孩子，這種心態讓他們誤以爲自己學業不優秀就無法過好人生，大大抑制了他們其他方面潛能的發揮；對于適合常規課程學習的孩子，這種心態同樣會誤導他們，以爲學業優異就可以安然享受成功。兩種情況都會産生“空心病”患者，他們要麽找不到人生意義，要麽在困難面前不堪一擊。
在標准和制度沒有明顯改變的情境下，“從衆”似乎是風險較少、比較便捷的策略，因此改變“稀缺”心態並不容易。要想真正改變，《稀缺》作者的建議是保留足夠“余閑”。對孩子而言，給他們留有充分玩樂的時間，在沒有競爭不追求結果的情況下盡情嘗試自己的興趣所在，運動、讀書、看電視、玩遊戲。對家長自己而言，應在工作之外做點“無用功”，睡覺、閱讀、旅行、看電影等，當然還有最重要的一項，與孩子互動，同時觀察他們，了解他們，在此基礎上思考適合他們的成長道路。
隨著技術的進步、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興起，傳統意義上的有效知識和人的社會生活功能正面臨巨大挑戰，這個背景下，教育的職能尤爲重要。在宏觀教育制度反應比較滯後的情況下，作爲家長，我們或許能夠通過給自己和孩子保留足夠“余閑”，改變“稀缺”心態，找到真正適合孩子但並不稀缺的資源，充分挖掘他們的興趣和潛力，爲未來做更好的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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