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一位社會觀察員,如果要問我,當前一線城市最大的生活矛盾是什麽,或許就是日漸飛漲的生活成本與跟不上個人要求的薪資水平之間的矛盾。這一體驗,相信對于很多team leader來說,是刻骨銘心甚至血淚斑斑的。
比如,當團隊裏的得力幹將,滿懷著歉疚告訴你,是的,對不起,我想離職了。于是,我們用情懷、用感召、用相濡以沫的回憶,對,甚至用加薪,來挽留他。而當他說出一個大略的數字,這個數字是下一家企業挖角時開出的薪水,在當前情況下對于本公司來說,在相同職位上是不可能達到的。
作爲一位將心比心的team leader,作爲同樣感受到中年危機與生存壓力的都市已婚人群來說,我們有什麽理由要求這一位優秀員工繼續忍耐他的不得志而留在當前崗位上呢?我想,很多老板或者團隊管理者所能做的便是,放手,以及祝福。
對于很多行業來說,比如除了房地産以外的實業,還有我們傳媒業,相對于互聯網公司,薪資水平是更接地氣的。記得將近10年前,我剛畢業時,有同學去了BAT之一,年薪是12萬,而同樣一位應屆生,進入一線城市傳媒業的起薪加上月均稿費,大約是5000元左右,這一水平,相信在目前大多數傳統媒體或者出版行業,並未得到太多的改觀。
也就是說,進入一些文化類行業,需要的主要是理想和應對未來生活的勇氣,當十年前北京一居室的月租在3000至4000左右時,這一種勇氣也許是一般應屆生的原生家庭可以補貼和承受的,而當一居室的月租漲至6000至8000時,我開始理解並同情年輕人們的困境,及奔向新經濟的熱情了。
這些年,作爲一名面試官,我簡直是戰戰兢兢的,如果是在咖啡廳見面,我一定要提前趕到並且買好對方的星巴克,招賢心切加上人才難得,對于創業公司來說,更是如此。比如在上一家公司,我們簡直是進行了爲期半年的招聘工作,一面、二面、三面、終面,嚴格的面試程序和情懷的感召,的確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優秀人才,但由于薪資水平,在最後階段還是會産生令人扼腕的結果,有的候選人去了互聯網大公司做品牌傳播,有的候選人直接拿了融資開啓創業旅程。甚至在新公司業務開展的前三個月裏,還是會有極其優秀的從南方來到北京的同事跳槽去獨角獸公司。
是的,人才是經濟發展的活性因子,他們是流動的,就如經濟學所說,是趨利的,影響人才流動的兩大基本因素大約是:
一是從夕陽經濟奔向朝陽新經濟,隨著新技術的日新月異,行業加速更替,如果趕不上發展的步子,就得淘汰、死亡。而互聯網新經濟的欣欣向榮使其有資本、有底氣開出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待遇,如此一來,發展速度再次拉開,加速行業更替的新陳代謝;
二是一線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的生活成本急劇提高,摒除限購等政策因素的影響,除了前文所說的房租、購房成本或者交通成本提高外,就連吃飯的成本也在上漲,普通的煎餅從2塊錢一張漲到5塊錢一張,一碗面的價格甚至會到49元,更不用提水果之類的空運價格了。
于是,生存、更好地生存成了當代年輕人的第一要務,而對于中産階級來說,爲了維持當前的生活水平,只能在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術水平同時尋求更好的發展空間。有時候,我在想,事實上,當薪資水平和個人能力不相匹配時,帶來的痛苦,更是無以複加的。一家正常運營的企業,它所能開出的薪資水平,往往是和職位相匹配的,有多大能力幹多大事情,當你拿到年薪100萬時,老板對你期許往往是200萬的價值或者更多。
記得有一次面試一位畢業一年多的90後候選人,我和他聊天,講起剛畢業的時候,我在業內一家著名媒體機構就職,一個月將近20天會在全國各地出差,月薪卻常常維持在一個可憐的數字,甚至剛剛好只能承擔我的房租,然而,那些努力到淚流滿面的日子,恰恰是我常常回想和咀嚼的黃金歲月,也是迄今爲止的職業生涯裏成長速度最快、對于世界的認知急劇擴大的階段,沒有之一。
值得一說的是,薪資飛漲大約是在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地區或者行業才會發生的事情。前些天,我回新加坡度假,和朋友聊起當地居民的就業情況,除了金融、投資行業的前台主要靠bonus生活外,一些企業的品牌部門大約在5000新幣左右,高校的助理教授卻能達到6000新幣(新幣與人民幣的彙率大約是4.8:1),並且這些職位的薪資水平數年來均保持穩定。至于香港,這些年和大陸的生活成本越來越趨近,即便是一位打工皇帝的年薪,也有可能趕不上一位大陸外派職業經理人的薪資了。
然而,不管怎麽說,最大的壓力承擔者,或許是企業本身,特別是創業公司,它們所要負擔的人力成本往往是所有成本裏的大頭,畢竟沒有人,啥事兒也幹不成。但一旦人力成本超出預算,就會影響到運營、市場的推廣經費,所謂牽一發動全身,相信這將是所有企業負責人需要衡量、謀劃的首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