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永城市的小新，正值青壯年，最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傳染病毒給他的人不是別人，正是他的新婚妻子。更讓人扼腕歎息的是，他的妻子小葉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並且在當地疾控中心有備案，婚檢時也查出來疑似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是不管是疾控中心還是婚檢機構的人，卻沒有一個人將這一消息告知小新。
當事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的解釋是“這也是個人隱私，都是保密的”。當事婚檢機構工作人員的解釋是“咱只能告知她本人，至于告知配偶沒有，咱沒有權力告知他，（害怕）因爲這雙方婚姻破裂了。”目前與配偶告知相關的一些政策存在模糊和沖突之處：《侵權責任法》、《執業醫師法》等要求醫務人員具有爲患者保守隱私的責任；《傳染病防治法》、《艾滋病防治條例》等規定感染者配偶享有知情權，以及醫務人員有保護其他人不受傷害的義務。政策不協調導致操作無准則，致使配偶告知工作存在問題。
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1年曾經刊登過一篇由徐鵬等人所撰寫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配偶告知工作現狀分析》，文中提到，我國現存的約74萬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經配偶間傳播的超過13%，這表明，預防HIV感染者／病人配偶（以下簡稱“感染者配偶”）感染 HIV有重要公共衛生意義。目前中國一些地區也出台了配偶告知政策，規定了感染者本人告知其配偶的時限和不告知要承擔的責任，並提出了強制告知的要求。文章作者對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員、HIV感染者／病人及其配偶三類人群進行問卷調查和定性訪談。結果：由感染者本人告知其配偶的占 58.7%，由醫務人員告知的占 41.3%；告知後，夫妻關系變差了的22.0%，沒有變化的占 73.8%；告知後，配偶做HIV檢測的占87.7%；最近3個月與配偶發生性行爲時，66.7%的感染者／病人每次都使用安全套，未使用的占6.4%。
那麽新加坡對類似情況是如何做的呢？據資料顯示，新加坡在2005年7月出台相關強制措施，向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通知病情，而在那之前，需要病人同意才能通知配偶病情。在當年啓動了強制通知措施後，41名接到配偶通知信函的婦女有兩位在後來的HIV檢測中檢測出了陽性狀態。“醫生有義務保守病人的秘密，他同時也有義務使病人的配偶不被感染，”《海峽時報》援引當時新加坡衛生部兼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巴拉吉的話說。
其前任配偶或是有高風險受到感染的其余聯系人（這個範圍好大……）都可能接到相關的通知。
回到本文開始提到的真實案例，現在也在國內引發了熱議，甚至在醫療人士內部就醫生是否有告知義務都存在很大的爭議。一方面是患者的隱私權，另一方面是健康人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權及知情權，孰輕孰重，目前的法律法規環境下，恐怕就像勢均力敵的拔河雙方一樣只能膠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