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各位來到今天的講座，我是最後一位講者，你們吃完東西之後都沒有走，所以我非常感謝你們。
我來自香港，在新加坡已經幾個月了，我是來南洋理工大學做駐校作家的。我來到新加坡的時候，很多人對我說新加坡和香港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我覺得還是非常不一樣的。在新加坡我感受到人們臉上的表情是平靜的、安穩的，雖然走在街上的有不同的種族。跟我在香港感受到的能量是一種反差，香港人的臉上就好像是火山快要爆發了，人和人之間可能沒有常常在吵架，但你可以看出他們是處于一種很緊繃的狀態。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當然是關于寫作的這件事情，但我也會講一些我作爲一個作家在香港，這個我從15歲開始寫作到現在的地方的經曆。不過我這個人並沒有那麽重要，我只是通過自己的經曆跟大家分享：香港這個很小的地方，讀者的人口很小，它怎麽可以適合寫作？從它的人口密度、曆史背景來說，爲什麽它會適合寫小說？還有從我的眼中看到的香港的文學創作的情況是怎樣的？在裏面寫作的作家，他是處于怎樣的一個生存環境中。
我覺得每一個城市和國家都有它不同的、獨特的特點，我在美國、北京、新加坡都住過很短的一段時間。香港每天有很多的事情在發生，整個社會處于一種不安穩的狀態。很多年輕人都在講要移民，都是很想要離開的狀態。不過我覺得無論你走到哪一個地方，都會有不同的問題，因爲接受一個城市或者國家的發展，他的所遇到的問題，就好像要學習自己生命裏所有的課題一樣。
我住的地方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房價也是全球最高的，擁有自己的空間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我在香港的時候，從一個地鐵站走出來，發現地鐵站的站口全部都是人。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生活，你必須要很明白你自己究竟要去哪裏，因爲你一旦放空的話，你會跟隨著人流走，去了你不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說地鐵裏大家都是往左拐的，你要往右拐，就要花很多力氣去推開很多的人，同時還會被很多人碰到。所以我在街上走的時候我要非常清楚我要到什麽地方去，有時候就要堅持一些你所想要做的事情。
還有就是在一個很快速的地方，你就會下意識的想要避開你身旁的每一個人，就好像你在繁忙時間的地鐵車廂裏面，你不但要管好你站立的姿勢，不要占據太多的位置，也要管好你的目光，不要亂看，如果你不小心把目光放到對面的人身上，他會誤會你在偷看她，那就不太好了。這就是在一個很快速的地方，你的生存策略。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中，人跟人之間的距離，是很近，同時也是極遠的。地方好像是很小，同時你覺得也是很大的，因爲就算你走在一條最擁擠的街道，你也有好像全世界只有你一個人的感覺。
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生活，你需要的是逃脫的勇氣，因爲生活有時候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你跟所有的人都一樣，爲了付昂貴的房租、付房子的貸款，每天都要上班、加班、下班，很忙碌的工作。下班之後，去一模一樣的商場。偶爾去兩所咖啡店，喝一杯相同的咖啡，連說出來的話都是差不多的。慢慢的，你對生活的想象、想法，也開始大同小異。慢慢的，連大家的面貌，也類似了起來。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對自己盡量誠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過自己想過的生活。不過，對自己誠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爲一旦你做真正的自己，你就要承受沒有同類的孤獨。而且，自由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真正的自由並不是那麽快樂的一件事情，它需要負起無窮無盡的責任。在很多情況下，自由不是被別人剝脫的，而是自己放棄的。
如果你要保留自由，這是一件很累的事，因爲它不是生而有之的，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斷努力去爭取，然後去繼續保有、留給下一代的結果。
我小時候住在一個很擁擠的房子裏，我家裏有四個人，就睡在同一張雙層床上，我沒有自己的房間，沒有自己的書桌，甚至沒有自己的抽屜。所以我小學三年級就開始閱讀，因爲閱讀是唯一一個讓我可以擁有自己的空間的方法，一種精神上的空間。我最初讀的是流行的讀物，比如說倪匡、瓊瑤、亦舒，我得到的是一種閱讀的樂趣。不過我沒有想要寫作，我讀的那種小說沒有給我要寫作的沖動。
我念中學的時候，我接觸到一些外國的翻譯文學。文字經過翻譯以後，它有一種好像來自很遠很遠的地方的感覺，超越了我所熟悉的世界。我讀到三島由紀夫的短篇小說，他描寫的那個人物，他寫他眼前的風景，跟內心的連接，讓當時的我感到了以前的閱讀經驗裏面沒有的東西。好像是很遙遠的聲音，但跟我很貼近、親近，他的文字是鋒利的，就是我藏在心裏面想要表達出來的聲音。
在各種文類之中，虛構的小說是跟我最貼近的。
我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是我念中學三年級的時候，那年我15歲。那是90年代，就是九七年回歸之前，那個時候的香港文學圈，雖然也是比較注重經濟的發展，不過仍然有一些日報的副刊，有文學的版面。很少數的流行雜志，在報道時裝和潮流生活的同時，它都有一點點的版面刊登小說、評論，嚴肅一點的文章都有。雖然當時我是寫作的新人，也得到了一些稿約。
不過在回歸之後，這些可以刊登比較多評論作品的報刊，都已經越來越少了。
有時候我覺得，我作爲一個寫作的新人，能夠在當時得到一些發表的機會，還有一些編輯的鼓勵，其實是和那個時代有關的。在我的三十多年的生命裏面，我覺得90年代的香港是文化最多元、百花齊放、衆聲喧嘩的年代。所以我可以在那時寫作。
在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出版這個書之後我遇到了寫作上的第一個瓶頸。那本書是在一家獨立出版社出版的，因爲當時我年紀太小，不知道出書是個怎樣的過程。一本書還沒有出版之前，寫的都是內在的，作者面對的是自己。當你把書出版了之後，它就成爲了商品。它要面對的是其他的人，外界的很多衡量的，它是一個商品的變化。
當時給我出版的人，他覺得這本書應該賣不出去，他印了一千本，給了三百本發行，自己留了一點，就把其他的五百本送到我家。當時我覺得他的考慮也是合理的，因爲在香港，一個沒有名氣的新人，你寫文學創作型小說，銷量就是不太樂觀的。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家裏就有五百本書，很多，我家又很小，所以我就很煩惱。幾年之後我就把這些書都全丟了，丟去垃圾房。
這件事情就讓我問自己，出版是不是一件浪費紙張、破壞環境的事情，當時的我非常的困惑。
我覺得寫作裏面有幾個階段，會讓人感到懷疑、很容易放棄的：第一個，就是畢業。第二個，畢業後找工作。第三個，結婚。第四個，生孩子。這幾個關頭你都會問自己要不要繼續下去。所以當我第一本小說集出版後，我就寫的很少，因爲我的瓶頸沒有過的去。
接著我就畢業了，我在明報當編輯。當編輯的生活是很忙的，一星期要工作6天，很早出門後，很晚才下班。即使在下班之後，我的腦袋都不能不想工作上的事情，所以我都沒有再寫小說。那段時間我基本上是沒時間去思考的，時間過得好快，我記得我的辦公室就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它有窗，但是有個百葉窗擋著，所以我不能看到外面的天氣是怎樣的。每天過得都是一樣的，有很多的電視機，因爲要看新聞是怎樣發展，然後做及時的報道。
我過了差不多兩年這樣的日子，直到2003年SARS來襲的時候。在社會上對病毒很緊張氣氛中，我很麻木，好像沒有感覺。我的感覺好像在我麻木的工作中，慢慢的消失了，我變得不再那麽敏感。而我當時處理的版面，全部都是關于這個病毒的。那些新聞每天都在播：今天死了多少人，今天病了多少人。我當時覺得好奇怪，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麽。我對我在做的工作沒有感覺，我的肉體在報館，我的靈魂卻不知道在什麽地方。
然後我就問我自己，如果今天就是我生命中的最後一天，那我還想不想上班？不上班我想要做什麽？所以大概幾個月之後，我就辭職了。辭職之後我就想慢慢寫下一本小說。
我沒有工作的時候，我出了第二本小說集。這本小說集在香港沒有什麽反應，我也可以預見，但我沒有再困在那個瓶頸裏面。後來，出了第二本小說集之後，我再繼續寫其他的短篇的小說，參加了台灣的寫作比賽，得了新人獎，得了獎後就在台灣出書，一直寫到現在。
我覺得一般人所說的中年危機，我在21歲時就經曆過了。就是出了第一本書後找工作，工作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的那段階段，所以我的人生中的第一個中年危機是在21歲。
我覺得中年危機的感覺就是你覺得沒有出路。爲什麽沒有出路？因爲你的內在和你的外表是不一致的，你表面上所做的事情，跟你心裏真正所想的是分裂的，你沒有勇氣把真正的自己實踐出來，就會有一個分裂的危機。
剛辭去全職的工作的時候，我沒有告訴我的家人，白天的時候我還是在同一個時間去上班，我假裝我在上班，其實我是到我另一個朋友的家裏。她上班的時候，就把房子借給我，我就在她家寫作。到了晚上，我覺得到了我可以下班的時候，就回家。我還是一樣給家裏人家用，所以我的家沒有懷疑我。我爲什麽要這樣做，因爲我的心裏面沒有真正的接受我這樣的決定。
在一個城市裏面，你認識一個人，你首先是問他的名字，然後就問你是做什麽的。職業身份，永遠比一個人是怎樣的人重要。沒有人去想我要去做怎樣的人，每個人都在想我要建立一種怎樣的身份，我要做一件怎樣的工作，然後就想別人是怎樣去看我的。
所以那時候我沒有辦法接受我其實已經沒有全職的工作了，而且在香港寫作也不是一個很高尚的行業。因爲我們沒有一個很大的文學的傳統，如果我告訴別人我是作家，人家就會嘲笑的問：作家到底是什麽？你寫什麽？所以當時我沒有勇氣去接受自己。
直到有一天，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比較誠實的做自己了，我就跟不同的人說我是寫作的。他們會問我一些問題：你是寫作嗎？那你寫什麽？是愛情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還是什麽小說？剛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後來我不耐煩了，我就告訴他們我是寫那種沒有人看的文學小說的，他們就不會再問下去了，所以我覺得這個答案是挺好的。
我覺得一個人他怎樣跟他自己相處，怎樣對待他最想做的事情，都有不同方式。有的人會把真正想做的事情留在腦袋裏面，覺得去幻想就好了，然後他自己過得是另一種生活；有的人會偷偷的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白天有一份工作，下班了以後才做自己最愛的工作；也有的人他用全部的時間，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其實在香港全職寫作的人，並不多，可能只有幾個。因爲寫作能帶來的收入並不能維持生活。有更多的認真寫作的人，他們是在大學裏面教書、做研究，或者是做一些跟寫作文學完全無關的東西，去掩飾自己真正的生活，去保護寫作這個任務。我覺得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方式，跟自己最喜歡的寫作、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去相處。
其實每一種人，你用哪一種方式去保有你的理想，都是沒有高低好壞的，因爲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方法，只要他能平衡就好。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怎樣去寫作，或者怎樣去塑建你的理想，而是你怎樣平衡你自己。
在香港除了大家比較熟識的劉以鬯、西西、黃碧雲跟董啓章之外，一直都有人以不同的方式默默地在耕耘，包括曾經得到台灣文學新人獎的李維怡，謝曉紅，張婉雯。
李維怡是一個社會運動者，她常常都自稱自己不是作家，說她只是個文字耕作者。因爲她在搞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她看到很多不公益的事情，她要用寫作來處理這複雜的感受。她覺得作家這個稱呼太高尚、太優雅了，她不要站在作家的群裏，她要和跟她一起抗爭的人們站在一起。
張婉雯是在大學裏面教書的，她也做一些保護流浪動物的運動。她下班以後就一邊保護流浪的動物，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寫小說。她的每個短篇、中篇都是每個晚上一千字一千字，這樣寫出來的。
還有曾經參加過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謝曉紅、李智良和鄧小桦。
謝曉紅在大學裏面教書，曾經出版過小說集《好黑》，她還出過一本英文的小說，叫Snow And Shadow。她也是在生活和工作之間寫小說。鄧小桦主要是寫詩的，寫散文也寫評論，他也是香港文學生活館的理事，除了創作之外，他曾經跟謝曉紅一起創辦過香港的文學雜志《字花》。李智良他沒有全職的工作，他一邊在不同的大學裏面教書，一邊寫作。
其實比我們更年輕的一代，他們發表的機會更少，出版的機會更少。可是他們依然在寫，並不是爲了任何原因。沒有原因，他們也沒有讀者，只是因爲他們喜歡寫而已。
在文學創作方面，香港跟大陸比較，香港沒有那麽龐大的讀者群，也沒有像作家協會這樣可以保障作家生活的制度。香港跟台灣相比，沒有時代的成全，也沒有各種各樣可以鼓勵創作的文學獎，也沒有文學的出版。不過很重要的，我們有不被關注的自由，也有不爲什麽的純粹。我覺得純粹在寫作裏面是很重要的，因爲在把作品面向讀者之前，寫作就是一個面對自己的過程。
除了我剛才所講的那一些土地的曆史、政治、經濟的的因素，我覺得給我創作一個很重要很大的養分的，就是語言。
香港是兩文三語，兩文就是英文、中文，三語就是英語、國語跟廣東話。我覺得語言不是文法，也不是句子，更不是句法，不同的語言就是一個不同的世界，它代表了不同的價值觀、文化。一個人在一個地方生活的時候，他經曆的情感的經驗和習慣。
所以如果你日常生活中，經常講的語言，不只是一種。除了你的母語之外，你還需要講另外的語言的話，這一類人，他是同時在不同的世界間徘徊的人，他的世界是複雜的。跟只有一種母語、其他語言都不需要講的人是有點不一樣的。
我在香港生活的時候，我經常講的只有廣東話，這是我經常交流的語言。這種廣東話和英語、國語相比是最底下的，因爲廣東話不能寫出來，寫出來就是中文的書面語。
因爲我們講的是廣東話，所以我們寫出來的中文跟大陸作家的中文、馬來西亞作家的中文、台灣作家的中文，就有點不一樣。我覺得香港作家的中文，受到廣東話的語法、英語的語法的影響，在廣東話的思維模式情感觀念的影響下，香港的中文是比較冷的，那種冷不是真正的冷，是情感和語言表達上的冷。
舉一個例子，在廣東話裏面，是很少說“愛”的，因爲“愛”是一個很沉重的詞語。比如說在大陸作家或者是台灣作家的文中會寫：我愛一只貓，我愛一朵花。而我們是說“中意”，“中意”是介乎愛和喜歡之間的，比“喜歡”濃一定，比“愛”淡一點，“中意”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一個詞語。你可以說我中意一個人，就是我愛他，也可以說我中意一個人，只是我喜歡他，有點暧昧的狀況。所以我覺得有一些廣東話的詞語，它是包含的感情，更廣大一點。
還有廣東話有九個音節，它沒有國語那種抑揚頓挫，它沒有那麽高的音，它是比較低語的，好像是在對自己講話。它沒有很多的尾音，譬如說它沒有：啊、、呐。我們沒有那麽多的尾音，它好像是很直的、有刺的、比較深的一種語言。
我常常覺得因爲在這個語言的環境中，我才能寫作，因爲我講的語言-廣東話，我不能直接把它寫下來，而我寫的中文，又不能直接的用大陸的或者是台灣的中文，因爲寫出來的時候到底不是我的感情。
我舉一個例子。我思考的語言，大部分的時候是用廣東話，不過有時候是用中文的書面語，很小的時候是用英文的。我思考的時候，那個語言是混雜的，所以在用筆寫出來的時候，我就會經過一個迂回的翻譯的過程。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要去想怎樣才是接近我的世界。比如說我寫我去搭車，如果我用廣東話講，我會講我搭巴士、搭小巴。在書面語裏，我知道“巴士”和“小巴”不是那麽經常看到的一種講法，如果寫書面語的時候應該寫搭公車，可是公車不是廣東話，也不是我在生活上遇到的一種東西。那我是不是在寫書面語的時候，很容易會把別人的生活、不是屬于我的生活移植到我的書面語的世界裏面？
所以每一次下筆的時候、我在創作一個新的語言的時候，我就會想我不能把別人的那個世界直接移植到我寫作的世界。如果我寫“我愛我的國家”，我心裏面都會冷笑，都會嘲笑我自己，因爲那根本不是我的感情，那屬于我的感情是什麽？可能從來都沒有人書寫過，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當你的語言是弱勢的，它不是主流，你就會反省語言的存在，並不是那麽理所當然的，他不一定是那個字，也不一定是這個字，它可能是字與字之間，還沒有人講過的一種講法。
所以我每次下筆的時候，如果我要寫出貼近我自己的語言、我內心世界的語言，我都是經過一些創作的。舉個例子，“愛”跟“喜歡”、“中意”，好像是沒有什麽差別，不過你細心去想，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如果我把我的“喜歡”寫成“愛”，那就不是那個事情，所有的東西都會變。
所以我的寫作給我的就是它讓我更誠實的問我自己：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我跟外在世界的關系是怎樣的？我跟城市的關系是怎樣的？我跟人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這也是我覺得我活在香港這個文學文化語言相對弱勢的城市當中，它可以豐富我的寫作世界的很重要的部分，因爲只有我們的語言是弱勢的，寫作的時候沒有那麽強大的依賴跟瓶頸，你才會去反省。我們在寫作的時候，也因爲母語的弱勢，你才會發現邊緣的事物其實都有它的價值。
因爲在文學的世界裏，強跟弱，主流跟邊緣，不是一種對立的關系，它是平等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平等的，就看你去怎樣去看待。因爲藝術創作，其實是違反整個世界量化的標准的。它不是比較也不是競爭，因爲在裏面所有的東西、所有的人都有無可取代的獨特的存在的價值。
我的分享就到這裏，謝謝。
（小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