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會：在世界的另一端書寫（IV）觀衆提問
欣然跟我們分享了她是在中國大陸的一些經曆，等一下在交流的時間裏，我們還可以聽聽她具體是怎麽在英國摸爬滾打的。（欣然（本名薛欣然），一位在英國和許多西方國家廣爲人知的中國女性作家，她的作品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在各國發行，）
陶傑先生非常有趣，他幫我們解釋了大會定的這個命題－“在世界的另一端書寫”。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爲什麽在英語文學創作的環境裏，大家不會覺得有“這一頭”和“那一端”的分別？用華文創作的作家，會面臨到這些悲情也好、漂泊感也好的感受。這種感覺足以讓我們覺得有必要去探討這個課題。
下來的時間，是交給大家的，不知道大家對這個課題，或者就剛才三位嘉賓所提出的一些觀點，又或者對他們講述的個人創作的經曆，有沒有問題要問？我們還有15分鍾的時間，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請大家把握這個機會。
【觀衆提問】
剛才陶傑老師提到，因爲同樣是使用英語，所以在用英文創作時候，有一個類似“打通關”的效果。不過即使如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有名的作家，他們所寫出來的東西，很有地域代表性。比如說印度的V.S. Naipaul，或者非洲的Chinua Achebe。雖說美國也好、英國也好，他們的讀者讀到都會很感動，可還是會覺得這是別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己文化的故事。華人也有同樣的情況，中國大陸不管是以前魯迅也好，近期巴金也好，沈從文也好，他們的作品，都會有一個時代的特色。台灣本身也有自己的特色，香港作家又有另外一種特色。從這方面來說，我們會不會發展到一個跟英語創作世界同樣的地域性的狀況？
【陶傑】
首先呢，你說的這個地域性是一定有。但是寫作除了一個地域性，還有一個普遍性。今天你看莎士比亞的很多作品，地域性很強，《王子複仇記》講的是丹麥幾百年前的傳說，《羅密歐與朱麗葉》發生在意大利，那也是幾百年前的事了，講述有兩個邦的人不合。他們都有個普遍性，都接觸到了人性的弱點：如追求一些美好的東西、猶疑不決、報仇、愛情等。所以，偉大的作品，固然會有地域性，但是那個普遍型，Universality，一定會能夠感人，讀者就一定能夠接受。
你剛才提到奈及利亞的Chinua Achebe，他有本小說叫“Things FallApart” （中文名：《土崩瓦解》）。他寫一個非洲部落的酋長，看見西方的這些工廠、推土機，開進來了，把他守護了幾百年的很多代的自然田園摧毀了。所以他很憤怒，他要帶領他的族人，去抗爭。今天我們看這本書，有普遍型，爲什麽？就是這個Industrialization VS Nature。這種事情，在全世界都在發生，不只是在非洲。現在，工業化可能已經不是西方的企業了，而是中國的，加納就曾經發生過當地人去打殺中國移民的事件。所以這個Universality，這個普遍性，是一定有的，華文的寫作也是。我不管你是新加坡、台灣、中國大陸，還是香港，或者是海外，你寫的東西的背景有地域性。比如，新加坡人不可能把東北的黑龍江的那種情調寫的好，但是你可以寫新加坡的熱帶氣候、蕉風椰雨。你寫的人物是什麽遭遇，這個人物有什麽戲劇性，他遇到什麽沖突，他想什麽、他感受什麽，這些寫下來的新加坡故事，就能夠感動一個在東北的讀者。
所以我認爲這些都不成問題。《哈利波特》也有它的地域性，它裏頭的魔法學校，完全是按照英國的貴族寄宿學校那個環境來寫的。這種學校在新西蘭、在澳洲、在印度是沒有的，即便有，也不是很地道。但是它裏頭講的友情、勇氣、愛情，或者對抗這些邪惡勢力時，那種小孩的軟弱、無助，這能感動到全世界的小孩。所以這就是成功的文學作品的意義。
【陶傑】
既有國界，也無國界。如果你是一位伊朗的作家，你想要寫出一個反映伊朗社會現實的作品。我們在外面的人很想知道，你們伊朗這個社會是什麽樣子的。原來女孩子要被逼著圍圍巾的，或者是不准上學，或者什麽。那你這女孩子在這個處境裏，是在做什麽？你是逆來順受，還是反抗？如果逆來順受，然後相夫教子，這就沒有戲劇性，就沒有小說。小說講的是沖突，是一定要反抗的，不反抗不成故事，對不對？
如果這個伊朗的少女要反抗這種男性的霸權，在反抗的過程，她遇到了怎樣的戲劇化的事情？他丈夫怎麽看？他爸爸怎麽看？其他的女人、同學怎麽看？這個寫出來，就會訴諸其他國家女性的讀者，至少說如果你是女性，你會感同身受：“原來伊朗這麽黑暗的，原來是這麽一個制度，這麽不合理。”，這樣就有共鳴，對不對？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欣然】
我想就陶傑老師剛才說的幾件事情來分享一下我在西方出版的感受。
我的第二本書，叫“Sky Burial”，是我采訪的一個真實的故事。主人公是個女軍醫，她的丈夫是個CIA。結婚三個月的時候，她的丈夫就被派到西藏，參與了漢藏的一次大戰爭，然後很快的就被告知說他失蹤了。她當時完全沒有概念西藏在哪兒，她以爲就是另一個村莊，而且她以爲能很快找到她的丈夫。那時候，中國大陸剛剛停止所謂的戰爭，周圍總有其他戰士活著回來了的事情。1994年，當我采訪她的時候，她已經在那邊留守尋找了34年。我知道了這個故事以後，去了西藏，拍了專題片，采訪了活佛，也采訪了當時的張國華將軍，還采訪了達賴喇嘛的服務人員。我采訪了很多人，爲了確認他的故事，對我自己也是個再教育。
當這本書在出版的時候，第一輪編稿下來，書的一半內容被砍掉了，蘭登書屋砍掉的，理由有三：第一，沒聽說過中國有個天安門廣場，所以有關那一段的寫作全部被砍掉；第二，沒聽說過美國CIA在西藏，完全沒聽說過，不能確認這段，所以他們要尊重所謂的曆史；第三，我是第一個在談漢人也有感情的人，他們覺得好像這樣的感覺，也沒聽說過。
所以整本書真的是被砍了一半，我當時那一晚上，真的是很掙紮。因爲我寫出來的都是能夠向世界坦誠的內容，告訴大家的這些都是我確認過的，不是一次兩次的確定，是九年的確認。但是最終，就像剛才提到的，爲了這個書能出版，爲了我的編輯能夠繼續做我的編輯，爲了我自己能被世界認可，最後我接受了他們的大刀闊斧。
就在這本書出來的那一個月，CIA的五位老退休人員，把他們的一個專訪放到了YouTube上。你們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叫CIA In Tibet，就是說當時他們是怎麽被空投到西藏的，完全就是我在書裏寫的，但是這些內容全部被砍掉了。我跟BBC工作、跟衛報工作、跟CNN工作，我覺得我們都在追求一個Freedom of Speech。但是這裏的Freedom of Speech，有它的一些基本原則：第一個是對人性的尊重，這個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的；第二個是對其他文化的認可，大家也能夠理解的；還有一個就是語言的限制。
我出的另外一本書，叫“China Witness”。當第一稿在美國的蘭登刊完以後，有關共産黨的那一章立刻就被全部砍掉了。原因是什麽？我說這是我寫的50年的見證史啊。裏面的這個共産黨人，是毛澤東的第一任警衛團團長，後來成了海軍的創建人，到最後成了國防工業的領導，他是最後唯一幸存下來的人。那個年代，從彭德懷到林彪、賀龍全都被毛害死了，就他一個人沒害死，爲什麽？我就把這章寫了下來。
您知道那主編跟我說什麽，“我們只關心中國人的故事，我們不關心曆史”，可是對我來說沒有這個曆史，怎麽來解釋這些人在曆史中的故事呢？所以，文化的理解和語言的溝通，也是Freedom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在西方工作深深的感受。
包括這次咱們習大大去英國采訪，在那之前任務很快就被布置下來了，說大家要注意口徑，因爲這是對英國未來有好處的事情。所以，我們有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包括我覺得新加坡也都有這樣的問題，香港更是有這樣的問題，就是我們怎麽坦誠的面對這個社會。
我覺得一個記者非常關鍵的是他能獨立、多面的分析問題，和他的瞻前性。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的記者就是立足于他的獨立性和瞻前性，忽略了多面分析的這種容忍。我在西方工作下來的感覺就是，他們也有同樣的問題。
【觀衆提問】
我對欣然很好奇，您說您已經在英國生活了20多年了。您在遙遠的英國生活，可是您還是繼續的討論中國的問題，您覺得這樣的狀態，對您的看法和價值體系有影響嗎？
【欣然】
既有，也無。
“無”，是因爲我每年都必須回中國兩次。回中國我必須做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我一定要坐火車，慢車，10個小時以上的。因爲我可以從那兒去感受、去聞乘客的味道；去看他們行李箱的變化；去看他們吃飯的餐盒的變化。吃的原來是馍，扛的是包裹。現在我可以看到行李的樣子一點點的在變化，從原來的皮革紡織品、編織袋，到現在開始有一些新款的，這些東西在發生著變化。
第二件事，我一定會回到我曾經采訪過的地方，去跟蹤一些老人的變化，因爲他們是我真正的老師，教我如何認知中國。
第三件事，我一定會去大城市采訪公共廁所。因爲在世界的發展史中，任何一個國家的最底層的東西，才是人們對人性尊重的態度。實際上公共廁所就是一個非常有利的特別鮮明的角色，所以我常常去。
如果你們常去北京的話，有一條大道叫金魚胡同，實際上王府大街就在那。在那條街的隔壁，有個西堂子胡同，我跟隨那個胡同跟了20年，他的廁所三代翻新。在十幾年前，全胡同的人早上要排隊，上那個廁所，可當時旁邊都是四星級、五星級的大酒店，但是那個廁所沒有變。5年前，那裏翻蓋了一個廁所，但是很遠就能聞到那個廁所味。去年，我再去找那個廁所，發現很難找到了，它完全換成了一個鐵皮廁所，很時新，沒有廁所味，只有紅燒肉味。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後來我發現兩個老外學生也在找這個紅燒肉味。我說他們爲什麽，他們說這個地方賣盒飯賣的特別好。然後我就去看，發現這個看廁所的老太太（這位老太太是原來看廁所的老太太的兒媳婦），她說現在廁所不收費，不賣手紙了，全部都免費了，但是原來修這個廁所的時候留了一小塊地方，專門是用來收費的。現在這個地方沒用了，她就在這兒做盒飯賣，所以上那個廁所都是紅燒肉味。因爲她做的紅燒肉特別好，所以周圍的留學生到她那兒去買飯。
像這樣的事情，我常常回去看。我只有這樣，才能了解我的中國。否則的話，我知道的中國不是中國媒體口中的中國，就是英國媒體口中的中國，我得不到我想要的真正的中國，所以這是我認爲我需要的。
在英國，我的變化是什麽呢？以前我身在其中，現在我有了更深的感受。比如說我常常在一些大學講座，記得有一次在牛津的時候，牛津的院長叫Jessica Rawson，她是個中國青銅器的專家。講座的時候，她馬上就站起來挑戰我：“欣然，你認爲中國是文明古國，請證明！”，我當時震驚的一塌糊塗，我說你一個牛津院長連中國是文明古國你都不認可麽？她說：“我只相信證據。” ，所以這樣的認知對我來講是蠻震撼的。
于是，我重新去發現爲什麽他們會有不同的認知。我覺得這使我對中國的遠距離的輪廓，有了新的認知。
是這樣的。謝謝你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