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副總理張志賢共同主持會議。省委常委、市委書記任學鋒，市委常委、知識城管委會主任、區委書記陳志英出席會議。
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知識交流與政策互動，對于兩國增進理解與推動協作，産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新中兩國最近簽署了新中廣州知識城軟件轉移卓越中心（CREST）戰略協作協定，對于進一步強化兩國的經貿、文化和政策等方面的合作，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首先，中心扮演了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有望成爲維系新中兩國知識轉移的樞紐。近些年來，受中國政府政策調整的影響，政府官員赴境外考察學習和接受培訓的難度較大，“走出去”的培訓也越來越難以適應工作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中心的設立爲不方便參與出境培訓的中國官員，提供了學習新加坡模式的窗口。
目前新中廣州知識城采納新加坡智慧工業園區的建設和開發模式，期望打造“迷你新加坡”，但又融入許多中國特色元素。這爲很難赴新考察學習的中國官員，提供了嶄新的知識轉移渠道。當然，中心不會完全取代赴新培訓和學習的必要性，而是錦上添花地豐富了兩國知識轉移的既有體系。
其次，許多來新加坡考察學習的中國官員認爲，新加坡的經驗和做法很難在中國推行。兩國都以華人爲主且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但兩地的發展階段、政治體制與社會環境都存在很大差異，使許多到訪的中國官員對新加坡模式的適用性産生疑惑。中心爲抱有這種認識的受訓人員，提供了難得的政策試驗場和學習實踐基地。
學習中心將新加坡的城市管理模式和園區開發經驗，在廣州落地生根和開枝散葉，旨在打造轉移的基地和學習的“樣板”，或許有助于新中知識轉移和政策交流。受訓人員可以在中心“看得見，摸得著”，親身體驗和感受中國城市和園區如何將新加坡模式具體落地，這種現場感和現實感，非常有利于增進知識轉移。
第三，中心所開展的培訓和研究項目，以及具體的管理和政策經驗操練場地，可能成爲推進新中知識轉移的“催化器”。跨國政策轉移和學習往往面臨很大的挑戰與障礙，包括文化差異、體制殊異和認知偏差。我們對廣州等地的調研顯示，許多赴新受訓人員對新加坡模式抱有好感，但在如何實施和操作方面卻往往“摸不著頭腦”。究其原因，走馬觀花和浮光掠影式的學習往往無法“接地氣”，對政策細節和操作規程的把握不夠，常常很難切中肯絮。在這種情況下，將中心打造爲一座知識橋梁，聯通新方知識與本地情境，或許是提升培訓和學習效果的可取之道。
最後，中心不是單向灌輸，而是雙向交流；不單純是老師與學生的關系，而是教學相長和取長補短。如果說1994年成立的新中蘇州工業園區，是以中國向新加坡的單向學習爲主的話，天津生態城、新中廣州知識城和新中第三個西部國家級（重慶）合作項目，則更多地體現爲雙向互動和交流。
中心的設立，顯然會進一步促成這種趨勢的發展。與此同時，它也爲期望理解和認識中國的各類人士提供了通道。特別是許多來華投資和工作的境外人士，急需找到可以爲其提供智力支持的智囊，使其可以更順暢地融入中國發展的主旋律，而中心的設立恰好可以滿足這種交流需求。
當年蘇州工業園區的設立，就是爲了使來新學習的中國官員，能夠親眼目睹新加坡模式如何在中國城市落地。與此同時，它也爲無法赴新學習的中國官員，提供了就近觀察和便利學習的條件。20多年前的這項創舉，開啓了新中實質性合作的先河。今天中心的設立，相信也會産生類似乃至更大的影響。總而言之，中心對于推動兩國雙向學習與交流意義重大。與此同時，它也爲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政策轉移和學習，提供了可以參考和借鑒的榜樣。
作者馬亮是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