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殲騷擾詐騙電話之新加坡經驗（三）
“深圳率先立法保護個人資料將對全國有示範作用”
晶報專訪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
王江雨幾個月前剛從中國回到新加坡，他最明顯的感受就是手機不再響個不停。“回到國內，買了一張新的電話卡，結果中介的電話和營銷的短信就來了一堆，在新加坡不可能會這樣。”王江雨對記者說。
作爲一名法律學者，王江雨一直關注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出台與實施。他表示，這部法律在新加坡咨詢公衆時獲得了一邊倒的支持，如果深圳能率先在全國立法，必定會起到很好的示範作用，在國內形成氣氛，推動全國性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律出台。
晶報特派記者 李果 黎勇/文、圖
早在幾年前，新加坡已經開始實施手機號碼的實名登記
新加坡爲什麽推出個人資料保護法？王江雨認爲，在大數據時代的今天，個人資料的濫用已經成爲了普遍的社會問題，而新加坡作爲世界貿易、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也是全世界最安全和清潔的城市之一，保護個人資料對提升國家的競爭力有非常大的作用。
“新加坡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立法之前咨詢過很多國家，並進行了三次全國性的咨詢，結果民意調查一邊倒，都支持推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客觀而言，新加坡的騷擾電話並不是很多，但市民對保護個人資料的意識很強，因而這項法令得以很快出台。”王江雨說，在實施個人資料保護方面，新加坡有著一定的“先天”優勢。這是因爲早在幾年前，新加坡已經開始實施手機號碼的實名登記，就是說，如果接到營銷電話，只要是新加坡打來的號碼，肯定都能追查到實施者，這是推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有力保障。
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它成功的法治，真正做到了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王江雨對新加坡的法律體系有深入研究。他說，新加坡社會不同于其他亞洲社會的最大特點，也許不在于它有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而在于它是一個公認的法治國家，真正做到了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王江雨說，法治被視爲新加坡政府合法性的基礎之一。如果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個關于古代分配正義的說法還有什麽現代意義的話，那就是現代人更擔憂的是不同的人適用著不同的規則，從而使機會資源的後天分配永遠不均等，使弱者永遠沒有翻身的可能。建立法治社會，依法行政、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是能使一切社會活動在法律的框架內“標准化運作”，從而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二是能使人民增強對政府的信任，知道政府對所有人適用相同的規則，不會對任何人有所偏私。即使政府不能絕對做到這一點，但只要盡到最大努力，並且政府自身不違法行事，人民也會體諒。
王江雨表示，新加坡法治社會的源頭首先來自它作爲英國殖民地的地位。在新加坡獨立之前，新加坡采行英國的普通法體系已達將近150年之久，英式法治理念雖未全面開花結果，但已在新加坡根基穩固。李光耀執政後，更是以英國法爲基礎，大力加強法制建設，更以各種嚴刑峻法，使遵守規則的觀念在新加坡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說是內化在新加坡人的精神裏。
新加坡個資法規定的罰款金額很高，跨國公司都吃不消
“新加坡擁有強勢而高效的政府，它對自己的人民照管得很好，執法也很徹底，反應很快。一旦決定做，那麽馬上會成立健全的機構，人員也很快到位。它的特點就是效率高，推行很快，保證所有措施能立即實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立法，法案一經國會通過，執行這個法律的機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立刻就成立了，個資委的人員也馬上配備齊全了，‘謝絕來電’登記的網站也開通了，個資法相關知識的宣傳、普及和培訓工作也馬上展開了，新加坡迅速形成了個人資料保護的一整套保障運作體系，法律執行及公衆投訴起來都非常方便，因而效果也就顯而易見。”王江雨說，新加坡政府辦事就這麽認真，個資法實行後，一旦有人舉報，那麽政府一定會去查，絕不會忽視和放過任何投訴信息。
王江雨把自己手機上的信息翻給晶報記者查看，裏面所有的營銷短信，都注明爲“ADV”（廣告），並標明公司名稱和聯系方式，這是個資法要求的，企業必須嚴格執行，否則就是違法。
“新加坡個資法的另一個特點，是它規定的罰款金額很高，連跨國公司都吃不消，運營商違法更吃不消，違法後果很嚴重，所以都不敢違法。”王江雨說。
王江雨表示，與此同時，個資法與新加坡其他信息法律不沖突，原有的法律繼續有效。比如新加坡普通法對信息騷擾、對侵害隱私的行爲等都有相關的規定，但這些法律規定，受害者負有舉證的責任，對個人來說，舉證成本很高。現在個資法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可以讓法律執行起來效率更高。
在個人資料保護法中，新加坡政府是得到豁免的
“在這裏，我必須提出一點，在個人資料保護法中，新加坡政府是得到豁免的，也就是政府依然能夠掌握你詳細的個人資料，各政府部門之間也能傳遞個人資料。”王江雨對記者說，“政府可以豁免，其實在新加坡是得到民衆認可的，民衆也都認爲政府不會濫用他們的個人資料，這點可讓人感到震驚。很多西方國家實施的是憲政分權，大家認爲政府是惡的，法律是對其進行約束，像在美國，如果政府要查看個人資料，甚至一個犯罪嫌疑人被抓後，警方要查看他個人手機上的短信，都必須向法院提出申請，在得到准許後才能看。而在新加坡是另外一套理念，國家制定法律的理念基礎是社會認爲（或者至少應當認爲）政府是好的，政府是慈愛的父親，是可以信任的，不會把你的個人信息濫用。當然，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可以爭論，但大家對政府確實有著相當大程度的信任，而在社會與公共事務上，政府也尚未辜負這種信任，把人民利益照顧得很好。”
如果深圳立法成功，將對全國起到率先示範的作用
得知晶報開展“曝殲騷擾詐騙電話”系列報道的最終目的在于推動深圳率先在全國立法保護個人信息，王江雨認爲，深圳一個城市立法，可能對達致這一目的有一定的難度，因爲騷擾電話是全國範圍內的，深圳立法禁止了，其他城市的電話仍可能打過來。“決心、立法和技術缺一不可，如果違法者在市外或者省外就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問題，這需要全國一盤棋，但做比不做好，大家必須認識這一點。”王江雨說。
王江雨表示，如果深圳立法成功，將對全國起到率先示範的作用，可能推動全國性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出台。“據我了解，中國在個人資料保護立法方面還是空白，深圳如果善用自己的立法權，先行先試，肯定會輻射到更大的區域，從而在全國範圍內産生影響，遏制住騷擾詐騙電話日益泛濫的趨勢。當然，立法之後，也必須加強執法，只有有效的執法，才能爲法律的執行提供助力，爲更好地保護個人資料提供助力。”王江雨說。
王江雨簡介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終身教職），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海外優秀學者講座教授，亞洲比較法雜志的共同主編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比較法雜志副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爲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國際經濟法、比較法律傳統，以及比較公司證券法。
晶報特派記者 李果 黎勇/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