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第一次來到新加坡，飛機飛過來時，往下看，以爲會遇到幾架搜救（注：馬航MH370）的飛機。海面波浪非常細膩，遠遠看下去像皮膚一樣，上面一小朵、一小朵雲。然後就降落了。降落以後呢，非常快我就發現，太好看的一個島，一個城市。
我不會講演，每次都請邀請方給題目，看看能不能說。彭導就說新加坡華人對華語的教育，華語的前途，有各種擔憂——我的無知和輕率就上來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過，我也說華語，跟母國有種種糾纏的關系，那就講“母語和母國”。多麽輕率啊，直到來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區，要慎重對待，要不然你會傷人，也傷你自己。”
此前我成個老油子了，這回有點緊張，新加坡是個讓人緊張的地方。（衆笑）剛才等在後台，看視頻，看到諸位的大會開始了，好嚴重，像是開十八大的樣子，一套一套介紹……但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點兒像日本，幹什麽事都如臨大敵，結果來了個傻逼，不知輕重，談什麽“母語和母國”。
（衆笑）
昨天差不多沒敢出去走，宅在賓館房間寫發言稿。前天倒是參觀了孫中山待過的小房子，當年孫先生在那兒聚衆謀反——現在的說法是“dian fu國家#罪”（衆笑）——照片裏他跟一幫本地老華僑坐著，都長得很有樣子，在那兒合計謀#反。
我是廣東台山人，我的父親這次也一起來看看新加坡。我們非常服氣，沒話說。早聽說新加坡多麽幹淨、多麽現代化，眼見爲實。我走了幾圈，找不到一個地方讓我覺得這裏沒弄好，那裏又不對。沒有——我來自一個醜陋的瘋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過度贊美的，但現在也非常醜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對比。每次到日本，很沮喪，我想，什麽時候中國也有個城市能夠跟日本比比——隨便日本的哪個城市——想來想去，想不出。
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很土，從前的東京人要飛到上海才能趕上應時的好萊塢電影。諸位一定知道現在的東京，也去過東京。這次在新加坡，我發現終于有座城市，住著很多中國人的城市，可以對日本說：“我們也很好，還比你大！”
可是父親告訴我，半個多世紀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國，到舊金山，比較窮的，會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們祖村裏有個人從新加坡回鄉，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時候一樣。他老婆氣死了，就在門口打他：“你怎麽混成這個樣子？！”
南洋華僑曾經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過來，天翻地覆。二戰以來，1965年以來，70年代以來，在座很多跟我同輩的人，一定目擊了這個國家怎麽變成今天的樣子。
接下來試著談談我的不知輕重的題目：“母語和母國”。
我先要說，當我想到這個題目時，有個低級錯誤：我自己曾經是海外華人，要來新加坡，就把這裏的聽衆也想成海外華人。我很謝謝這兩天當地朋友警告我：這裏是“新加坡華人”，不是“海外華人”，完全兩個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紐約的身份。我在大陸被稱爲“海歸”，所有仍在國外的華人羣體，被稱爲“海外華僑”。大陸還有個“僑辦”，我們都是僑辦的工作對象。所有海外華僑，說母語，或者不說母語，用母語批評母國，或者贊美母國，都會牽扯到劇烈的感情問題、情緒問題，有時候會打起來。因爲母語問題，就是語言問題，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在所有國家，在所有曆史階段，語言問題從來不會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海外華人的變化非常大。我剛去時，很少很少大陸人，主要是廣東人，其次是台灣人。今天完全不一樣了。大家去過紐約就知道，華人小區再也不是從前的廣東台山幫，中原大陸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FL功”。FL功要是在紐約街上示威，罵中國，就有東北大漢，女大漢，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這是今天的“海外華僑”。可是換在30多年前，我親眼看見唐人街的廣東青年過春節時，舞龍燈、耍獅子，舞到大陸開辦的店面，會用獅子頭伸進去拱幾下子，同時戲谑地說：“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現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挂出許多五星紅旗。
所以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變化，直接影響海外華僑的變化。此下我要非常審慎地區分，這麽一大群海外華僑——北美南美的，西歐東歐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華人。
我來試試看會不會說走嘴。大家知道，大-陸是個不能隨便說話的地方。在這兒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隨便一點。如果不能，大家當場告訴，我趕緊打掉幾個牙齒，講完後，再裝回去。（衆笑）
剛才說了，語言問題是政治問題。著名的文學作品，都德的《最後一課》，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國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語教育，德國人在占領區推行德語教育，絕對是政治問題。像早期東正教俄國和希臘語的關系，西班牙和整個南美國家的語言關系，也都是政治關系。中國就早一點了，中國的語言政治開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實行“車同軌，書同文”。此後有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漢語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這些。我生在大陸，只會說國語。我的第一語言其實是上海話，之後在江湖上混，會說幾個省的方言。直到出國前，我沒有母語意識，也沒有母國問題，一切都理所當然。可是一出去，就發現我從小講的普通話，在不同區域的華人圈，上演不同的劇情，這些劇情，就是母語和母國的不斷錯位。
我先到舊金山，見了一堆從未見過的親戚。糟糕，幾天內不能交流，他們生在那裏，全說英文和台山話，可我只會說國語，最讓我著急的是，我無法告訴他們，這幾十年，一家人在大陸經曆了什麽，他們也無法讓我懂他們在外面經曆了什麽。
救星來了，是我一位表舅媽。表舅媽是緬甸華僑，小時候曾經拿著花去歡迎過周恩來總理，她能說國語——這倒有點兒像新加坡華人，說的是普通話——那幾天我跟在她後面，所有講話的場合，靠她翻譯：中國人替中國人翻譯。
結果我要飛去紐約了，語言靠山沒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國大陸還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國家，我蓬頭垢面，穿了條自己做的牛仔褲，排在機場的隊伍裏，表舅媽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裏找，一找，找到一對台灣夫婦。哎呦！新救星來了，說國語。一路上五個鍾頭，我們聊到紐約。
可是這麽一交談，語言錯位又來了：他們說的是“國語”，我說的是“普通話”，我很感慨：國語、京劇，國術、國醫、國畫，都是民國語言，我頭一次當面聽一位中國人很坦然地說，他講得是“國語”，在大陸，沒人說自己講“國語”的。
到紐約後，我除了少數大陸朋友，此外的交際便是台灣華人，理由很簡單，就是彼此懂國語，說國語。
可我很快又發現“國語”的錯位。有一次在飯店看到一位壯姑娘給我們端菜，隨口問“您從哪兒來呀”，她背過身去，高聲回答：“自-由-中*國！”這句話，80年代初很多台灣人會對大陸過去的人說，口頭語是：“你們大-陸”，“你們中#共”，我們的口頭語呢，是“你們台灣”。跟台灣朋友初次見面，我們會說“解放後”，他們立即糾正，說，那是“淪陷後”（衆笑）。我說“北京”如何，他們會說“No，對不起，陳先生，我們只說‘北平’，不說‘北京’”。我的祖父是國民黨軍官，黃埔七期的學生。1989年我終于去台灣見到爺爺了。我隨口說起他曾經參加過的“淮海戰役”，爺爺在那裏被俘過，他說，那是“徐蚌會戰”。1992年，祖父終于被我父親拉回大陸定居了，父親帶著爺爺參觀黃埔軍校，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也是隨口提到旁邊的“廣州烈士紀念館”要不要去看看。爺爺大怒：“什麽廣州起義，那是廣州暴動！”（衆笑）。
那時爺爺很年輕，在廣州當憲兵隊長。張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聽說過沒有，共産黨早期的地方領袖，三十多歲年紀，在廣州暴#動，死了不少人，以後有個“廣州烈士紀念館”。
所以，明明祖孫之間，明明兩張中國臉，明明說的是普通話，但是，不斷錯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個非常精辟的，樸素的結論。他說，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華民國；香港是，清朝。（衆笑）
非常准確。想想看，香港，沒有被國民黨統治過，目前回歸了，我不想說她被共産黨統治，好像開了五十年的支票，不會變，但至少我們說這句話時，香港真的是清朝。證據呢，據說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龍街區的告示，頭一句話，叫做“爾等臣民”，還是朝廷口氣。如果這是訛傳，那麽香港電影大家都看，《無間道》看過沒有？兩張超英俊的臉，一個是劉德華，一個是梁朝偉，拿槍盯著腦袋，說“我是當差的”（粵語發音）。
“當差”，是清朝話，不是民國話，更不是共和國話。共和國說“我是人民警察”，民國話怎麽說，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麽樣，但不會說：“我是當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紀，還在講：“我是當差的”。
台灣呢，是另一套說法。“本黨同志”，“莊敬自強”，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台灣語言，就知道那是國民黨敗走台灣帶過去的語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國時報報社走廊，還看到員工獎懲名單，跟電影裏民國時期的格式一模一樣。
大陸不必說了。凡是大陸出來的我這一輩，都記得各種口號標語，共*産*黨是個語言黨，非常會創造語言。五十年代，我小時候，百貨公司頂層巨大的標語，“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六十年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著石頭過河”；九十年代變成“三個代表”；到了新世紀，“和諧社會”；現在呢，“中國夢”……
所以語言會變成人羣互相辨識互相認同的符號，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國的大陸人很少，我聽英國留學的朋友說，有一次他看完電影，忽然有個女孩沖過來說“你們是北京來的？”“是。”女孩當場嚎啕大哭，說是太久沒聽北京話了。我在紐約時，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鐵往回走，發現跟隨的影子，有個人遠遠跟著我們，聽我們說話。我就回頭跟他聊。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我說“是”，他說：“哎呦，二十年沒聽過上海話了”。我說爲什麽，他承認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聯合國的時候，他叛逃留下來，隱名埋姓。但畢竟忍不住思鄉，夜裏聽到兩個人在街頭說上海話，就跟著我們。
這是方言認同，還不是母語認同。我相信倫敦的北京女孩如果聽到雲南話，不會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聽到貴州話或者甯夏話，不會跟著我們走。所以在大陸，港台，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話語。三套話語之間，彼此很難溝通，有時甚至聽不懂。
自古以來，中國是個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認同鄉，認同姓，認同宗，但未必認母語，認國家。“國家”概念傳進來，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來的名號。法國，英國，最早創立現代國家，有了“國家”這個詞，這個概念。此後，各國跟上來了，愛國主義啊，叛國啊，敵國啊，友國啊，等等。你到東晉去問陶淵明，他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他會說“我是東晉人”。《桃花源記》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去問蘇東坡，他會說“我是北宋人”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你去問董其昌，他會說“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經曆了幾個皇帝。他的畫，那個時候也不叫“中國畫”，甚至不叫“水墨畫”。
所以，中國，國家，母語，母國，都是外來詞的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中華民國——台灣，清朝——香港，還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華人，緬甸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印度尼西亞華人，都沒有經曆民國和共和國，那裏的人說廣東話，閩南話，大致是清朝語言，是傳統的母語。
問題來了，這兩天我開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華人華語，講的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共和國版本——據說貴國的李光耀會六種語言。我聽說，他到台灣，跟蔣經國一塊兒下農村，他忽然直接用閩南語和台灣農民溝通，小蔣看在旁邊，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衆溝通，我無法跟本島人溝通”。我相信小蔣的政治思路，以後改變了。同樣是這位李總理跑到中國講演，聽說是楊瀾用英文主持，李總理就說：“No，今天我要說普通話”，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這家夥會說中國話！然後呢，他是劍橋畢業的，他用流利的英語跟西人辯論，他是位語言政治家。
據說，他啓動了當時的華語運動，也據說，他持久抑制華語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對李總理的意見，但我想要說一個更大的曆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紹——我讀過一本書，也在其他一些書裏得到印證，就是，整個亞洲地區落後國家爲什麽會在這兩百年，一百年，經曆劇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動蕩。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啓蒙運動以後。十七八世紀，英國、法國，建立了現代共和國，建立了現代國家概念。現代國家起來後，同文同種的人群在一個劃定的區域，結合爲共同體，很多小公國，封建主，小皇帝，變成共同體，便于調動資源和軍隊，抵禦外敵，也便于侵略外國，使自己的共同體空前強大，這種共同體，被叫做國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歐洲日耳曼民族和區域。那裏是歐洲後起的國家，受刺激時還是上百個小公國，是普魯士人的農業區域，相比法國、英國，很落後。他必須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觀念，新結構，新器物，學過來，本國的文化怎麽辦？我的民族記憶怎麽辦？所以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浪漫主義運動也是德國人弄起來的。大家如果去聽華格納的音樂劇，大部分是德國古代神話——用中國話概括，就是，德國人在他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在轉型爲現代“國家”的催逼之下，開始了中國人叫做“整理國故”的這麽一個文化運動。
從此，不得安甯的是什麽？就是所有後進區域都要轉型爲先進國家，都處于以上兩難，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傳統、習俗，你很可能亡國；如果學來先進國家的器物、觀念、思想、技術，你，第一步可能喪失自己的傳統，然後一步一步喪失自己的記憶。
這是很難調和的事情。很難調和。
日耳曼地區當時對法國做出了回應。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強大了，也變成現代國家，變成所謂帝國主義。而這股現代國家的風，慢慢往東，吹到斯拉夫地區。斯拉夫地區也布滿小國，往東，往北，還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雖然此前有過彼得大帝強行推進西化運動，但被法蘭西共和國的現代概念一沖擊——自由，平等，博愛——俄羅斯也發生了跟德國一樣的運動。什麽運動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羅斯人最好，最優秀，我俄羅斯文化最美，最善——還是，我要西化，我要學西方？
托爾斯泰那代人，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別林斯基（V.G. Belinskiy），還有更早的果戈裏（Gogol-Yanovski），都經曆過同樣的啓蒙和掙紮。俄羅斯藝術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兩派，有偏西方的，有偏東正教的，兩種意見，兩股勢力。我最近的新書《無知的遊曆》，就是談俄羅斯印象：我舉出六個偉大的藝術家。作家是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對應，音樂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爾斯基（Mussorgsky）對應，畫家是列賓（Repin）和蘇裏柯夫（Surikov）對應。前者，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列賓，相對代表傾向西化的經驗；後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爾斯基，蘇裏柯夫，相對代表俄羅斯本土的經驗。雖然後者的藝術語言全部學的是西方，是從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學過去的，但是他們的主題，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精神性，偏向東正教的舊俄——俄羅斯。
這樣一種自卑的，驕傲的，糾結的，同時必須有所選擇的情況，到了19世紀中期，開始從歐洲大陸，從斯拉夫地區，從俄羅斯，轉到亞洲。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
這三個亞洲國家對西化的態度，西化的步驟，尤其是西化過程中的劇情，非常不一樣。但無一例外經曆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驕傲、掙紮——我們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保留傳統文化？這種糾葛，比歐洲人，比俄羅斯人，更尖銳。亞洲文化，東亞文化，跟西歐文化差異太大了。中國和印度那麽古老……此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清末，從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對西洋人的怨恨，恐懼，然後慢慢了解，慢慢想要學習，這麽一個過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夢。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最後的選擇還是西化，強國，不然你就被滅掉，至少，總是挨揍，受欺負。在日本，這條路曾經引發持續的政*變和謀*殺。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艾凱（Guy S. Alitto）（注：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凱，中文寫作），他例舉了一大堆名字，把每個國家的文化守成主義者和反現代化、反西方的偉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爾，甘地。
在中國，是辜鴻銘，梁啓超，梁漱溟，張君劢。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無法複述。
他舉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是通例：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學畢業，甘地、泰戈爾都是這樣——辜鴻銘根本就是外國人，二十幾歲才回到中國——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忽然由于某種原因，一種內在的自尊，他們回向文化保守主義，對西方和西化的過程，持續抨擊，希望喚起民衆對本國文化的注意。這個龐大的曆史敘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紹到這個樣子。
略微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之後，龐大腐朽的朝廷，最後，不得不屈服，不得不采取開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學生，留學的第一步，就是學外語。
所以，強國，西化，現代化，項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過去了，幾代人奮鬥、犧牲，從硬件上說，目前可見的器物指標——機器的“器”，物質的“物”——中國幾乎全部達到了。可是在文化層面，對不起，改變是改變了，根子裏，很難改變。要從文化深處現代化，第一恐怕還是語言，因爲語言影響思維，思維漸漸改變現實。英語，可能是實現現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語言。香港是個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這幾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語普及程度，似乎還沒新加坡徹底。
印度是另一個例子，我無能回答。很多印度人會說英語，受英語教育，爲什麽還是髒、亂、差？爲甚麽印度不會出現一個新加坡——我無法回答。
我只能說，中國人太聰明了。中國人的制度，太早熟。什麽意思呢？古代的例子，總要說到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語言統一的先例，語言統一，直接影響中國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國後來的科考受益于中國的啓示，雖然他們到中國來，已過了明朝。直到今天，歐洲大陸的語言，不統一。
語言的統一，不統一，各有利弊，這裏無法談論。但是貴國的李總理是個語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國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語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這裏，馬來語是母語（注：新加坡國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華語呢，成爲輔助語言，對外，方便跟中國作生意，對內，可以成全族羣認同，族羣和諧——是這樣嗎？我希望大家反駁我，給我指教。族羣的母語不影響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族羣假使落後，暫時也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李總理有他的算盤。
總之，全世界各國華僑，沒有一國像新加坡華人這樣，能說雙語。美國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華僑，大家清楚，一輩子因爲不會說英文而受苦。各種法律糾紛，各種歧視事件，各種日常生活，包括代與代之間的情感，因爲語言問題，帶來很多悲劇。
三、四年前，貴國《聯合早報》曾邀請我來講演，說，“你來，這兒有你的讀者”。我很驚訝，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歡李光耀，也不喜歡新加坡，太幹淨了。”（衆笑）就沒有來。現在想想，真是個狼羔子，非常無知，非常粗暴。
爲什麽我不喜歡李？因爲八十年代紐約有很多關于他和新加坡崛起的報導。一方面，我覺得他是對的，另一方面，我很糾葛，因爲我討厭權威主義，討厭儒家式的道德統治。我生長在毛時代，毛試圖用極端的道德統治。我從小目擊威權和道德統治，荒謬到什麽程度，付出多大代價。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權威主義，想用變了形的儒家道德統治，都會反感——所以，我剛才說的話，並沒有資格，也沒有意圖，爲這裏的語言政策辯護。諸位生活在這個語言場域，你們的痛感，你們的心理，跟我不一樣。我需要諸位指教。
母語，講還是不講？講多少？講到什麽程度？永遠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幾乎舉不完。在語言問題上，我們非常容易受傷：對外容易受傷，對內也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聽說太多華語家庭，我指的是華僑——這裏的情況，請諸位告訴我——就是，我所見過在歐洲的溫州人，在美國的福建人、廣東人，很多很多悲劇，來自家庭兩代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對外，事情就更多了：你開個罰單，來張傳票，都不知道發生什麽事。我親眼在紐約海關口見過很多台山鄉親，大嫂、老太太、鄉下小孩，站在官員面前，什麽話都說不出來，必須臨時請人幫忙，才能過關，雙方都困擾。
我女兒在美國長大，不會讀中文，也不會寫。她會說，但詞語有限。我在大陸有不少年輕讀者，比我女兒還年輕，但女兒從未讀過我一本書，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語言的安全感，推至極端，曆史上許多國族要征服另一個國族，第一件事，滅你的語言。人殺不光，滅你的語言。
昨天這裏的客人問我，目前此地實行這種雙語教育，弄得英文沒那麽好，漢語也一般，我怎麽看？我想，其實很簡單。各種統#治術裏，最聰明的統#治術，就是愚*民教育——讓你大約知道一點，但不很深。（衆笑，鼓掌）
（你看，動到諸位這根筋了。）
中國從先秦開始，孔孟開始，就知道愚*民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國學，但我知道孔孟這幫聰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訴君王，你怎麽統治老百姓，怎麽耍他，他還不知道。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爲什麽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經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簡直出神入化，就是，民開始自愚（衆笑）。今天大陸的太多現象，一句話，就是“民自愚”。
那麽，母語在國內的情形怎麽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現在一講到新加坡就緊張（衆笑）——我要告訴大家，大陸的中文教育，中文水平，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辭職。我完全瘋掉了，四年招不到一個研究生。爲甚麽？英語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絕對不可以。我對政治、英語的統一考試，深惡痛絕，最後決定不幹了。可是呢，另一面，我發現所謂報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寫不下來，一張字條，寫不清楚。我回國後，在南北各地大學有過講演，所有學生的提問、錯別字、筆誤，所有的文句不通，幾乎一模一樣。無論清華、北大，還是別的大學，一模一樣。
這種狀況不僅僅是年輕人，太多小學中學老師、大學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大家可能聽說有位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彈，傷了中國作家的心。他說，中國當代寫作，中國當代文學，致命傷，是“語言不好”。這太荒謬了。你可以說俄羅斯作家、法國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評俄羅斯或者法國作家，說他“語言不好”，那是斷命根子。在所有國家和時代，一國的語言，總歸是詩人和作家（包括哲學家、思想家）語言最好，結果中國作家全體性“語言不好“？這是劇烈的批評，致命的批評。
他的理由是什麽呢？他說，中國當代作家，從80年代到現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一個人通雙語。不通雙語，對世界文學，世界訊息的大參考，大思維，本身的知識結構，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裏去。他舉了民國的例子，他說，魯迅、郁達夫通日文；胡適、林語堂通英文，張愛玲用英文寫作……好不容易，這麽多年過去了，有個高行健用法語寫作，得了諾貝爾獎，可是中國政府不認。我記得朱镕基說，“他是法國作家吧！”。這句話厲害，一句給你擋回去。美國還有一位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大家聽說過，名叫哈金，我見過他，很尊重他，是個憨厚的人。他的文學立場非常清楚。他也得過美國文學大獎，中國政府也不提，國內的寫作圈提起他，好幾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裏。
母語在母國的狀況，尚且如此，海外華人，海外華語，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訊息又彷佛極樂觀。台灣詩人痖弦先生告訴我，他說，華語寫作是全世界各語種罕見的現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羅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國家也有，但從來不會在外國組成自己的俄羅斯寫作圈，西班牙寫作圈。沒有。全世界只有華人，用華語寫作，到任何地方，溫哥華、舊金山，更別說紐約、華盛頓，一定會有個小小的華人作家協會——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趕緊停住，少談新加坡。（衆笑）
我聽了後，不知道這是語言的訊息，還是民族性訊息。不知道該高興呢，還是不高興。爲什麽？剛才說了，中國是個龐大悠久的宗族傳統，人類學術語叫做“熟人社會”，個人服從家族，爲了家族，可以犧牲個人。中國現代化了，可是骨子裏還是宗法傳統，熟人觀念一點沒變化。中國人是一流的羣居動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協會，不一定是文學訊息，而是羣居抱團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協成員。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協，我是單幹戶。
不管怎樣，我想，沒人能夠否定，母語，不管哪國的母語——我不想強調中文——都是人的“庇護所”，是人的“存在感”。語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學的，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個國家的所有人休戚相關。
我熱愛中文，但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語言問題，我的體會不是訴諸羣體，訴諸國家，訴諸政治，而是訴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語，提煉她，無論說話還是寫作，把母語弄得更有意思，一個一個的個人，母語說得好，寫得好，未必影響整體，但會是母語的光榮，母語的驕傲。
這裏我要說到我的老師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聽說過這個名字。（台下舉手零星）謝謝大家。不是很多，國內也一樣，每次請聽衆舉手，大約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幾乎一輩子沒有名聲，也沒有組織，沒有任何背景，不屬于任何作家協會，就是一個人。他畢生只有一件武器，護身符，就是他的母語寫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寫了二十二本書，有哲學書，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論文，等等，不能發表，也無意發表，文革初，全部抄沒了。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其實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監獄，把他關在地下室，有水滲進來——繼續偷偷寫作。大家想想看，那樣的年代，你獄中寫作如果被發現，罪加三等。我親眼見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後，縫在棉褲內層，日後帶出來。他爲誰而寫？不爲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不可能被看見——他爲自己寫。他寫的不是政治論文，也不是政治抗議，而是詩、散文和隨筆。他只爲寫作而寫作。在絕望的環境中,他讓母語陪他一起玩。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出國後，他的著作在台灣出版，一時引起轟動，剛才說的那位詩人痖弦面對許多台灣作家，親自擊鼓，念他的散文。他被稱爲“文學不明飛行物”，因爲你去查1949年以後所有作家名單，沒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歲時，2006年，終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不明飛行物飛到大陸了，引起小範圍驚訝。沒想到的是，很多“80後”，“90後”，喜歡閱讀他的書。他過世之前，病重之際，上百位完全不認識的小孩從各地趕來，守護他，爲他送葬，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很奇怪，問：“你們爲什麽喜歡木心？”好幾位青年說，“我們不懂他，但是願意讀，因爲他，我們才知道漢語可以寫得這麽美。”
木心曾經說，他對翻譯是絕望的，屈原無法譯成英文，陶淵明無法譯成法文。他說，“我活在方塊字裏，死在方塊字裏，想想能夠和屈原、陶淵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漸漸平了。”
他對文字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中國人對母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和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語言困境，不太一樣，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漢語，指向我們所有人的母語。
我想說，一個言說母語的人，可能不在母國，可能恐懼他的母國，被他的母國迫*害，但他的生命卻是母語，他靠母語自救，甚至拯救沒落的母語。木心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用母語調整和母國的關系，可能正是憑了母語，在內心和母國分離。在木心的個案中，母語的力量，大于母國，高于母國。他說，“我是翻了臉的愛國主義者”。他回國後，臨死前，偷偷寫道——我在他的遺稿裏面發現的——他說：“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這段話，是我見過對母國問題的最高見解，非常決絕，非常潇灑。他把母國、故鄉、老家、祖宅，統統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語。
這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思維，而是西方“人權高于主權”的思維，是尼采“藝術高于一切”的思維。自古以來，故鄉、故國、故園，是中國古典詩人的終極鄉愁，可是木心把故國、故園視爲流亡之地。他用古老、優美、簡練的母語——譬如“千山萬水”，譬如“天涯海角”——實踐了他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他用母語推開母國，他背離母國的鄉愁，對母語表達敬意。
不管新加坡華人面對華語是怎樣的情結，但大家願意同意：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母語，是屈辱和尴尬；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英語，另是一種屈辱和尴尬。諸位能說母語，又能說英語，比起海外千千萬萬不懂英語，只說母語和方言的華僑，我想，新加坡華人免除了雙重的屈辱和尴尬。
我說錯了嗎？
再者，千千萬萬海外華僑，說著母語，或無法回到母國，或不肯回到母國，或回到母國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無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當過十八年僑民，我羨慕在座各位，爲諸位驕傲。我羨慕，因爲大家又會華語，又會英語。我驕傲，是因爲大家仍然在爲免除更深層面的屈辱，而爭奪華語在更高層面的尊嚴。
今天就這樣子，可以嗎？
（全體熱烈鼓掌）
（文章來自于缪斯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