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或幸福，是人們最關切的話題，也最容易引起人們的津津樂道。但是，幸福又是複雜而多維的，往往衆口難調。也因此，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幸福排名，就常常引起廣泛爭議。自2012年、2013年連續兩年發布《世界快樂報告》後，聯合國時隔兩年後，又委托研究人員公布了《2015年世界快樂報告》（2015 World Happiness Report）。
在158個國家和地區中，新加坡排名第24位，在東南亞位居首位，在亞洲名列第二，僅次于以色列。2013年，新加坡在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30位，2012年的排名則爲第33位。由此可見，新加坡在這項排名中的位次穩步提升，表明新加坡民衆的幸福程度在不斷提高，也有力駁斥了許多認爲新加坡人“沒表情”或“不快樂”的傳聞。但是，新聞媒體對這份報告的解讀卻存在誤讀之嫌，並可能影響人們對幸福排名的認知。
首先，這份報告並非聯合國所爲，而是由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聯合發布。但是，這份報告的確是爲了供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各國政要准備的，以便他們能夠基于最新的事實、證據和科學建議，去研討如何提升全球人類的幸福水平。
其次，這份報告並非使用人均國民收入、社會支持、預期健康壽命、自由選擇程度、寬容慷慨程度、腐敗程度等因素，來衡量各國民衆的快樂程度。這些因素是解釋幸福程度的關鍵指標，但卻不是衡量幸福水平的主要依據。
這份報告的有趣之處在于，它是使用蓋洛普（Gallup）調查公司的世界各國抽樣調查數據，因此是各國民衆對幸福程度的主觀感受。蓋洛普在全球各國調查當地居民，每個國家抽取千人以上，以獲得有代表性的樣本。調查人員詢問受訪者，請其以0分到10分來衡量自己的整體幸福程度，分值越高則代表越快樂。
如果細加推敲，就會發現這份報告所援引的指標主要是人的主觀感受，而非一些反映社會發展狀況的客觀指標。相對來說，前者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更大，但卻是幸福與否的真谛。大量研究也表明，讓人們去評價自己的幸福水平或快樂程度，相對來說是可靠和穩定的。
但是，爲了解釋爲什麽有些國家快樂或不快樂，研究人員嘗試從六個方面予以解釋，包括人均國民收入、社會支持程度、預期健康壽命、自由選擇程度、寬容慷慨程度和腐敗程度。其中，社會支持、自由選擇、寬容慷慨、腐敗等四個指標來自蓋洛普調查，其他兩個都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常用指標。
患難見真情，社會支持指你在陷入困境時，你的親友值得托付和依賴的程度。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程度，指人們是否能夠自由選擇自己偏好的生活方式。寬容慷慨程度，指人們是否經常向慈善機構捐贈，並剔除人均國民收入的影響，以反映真實的慷慨程度。腐敗程度，是請民衆評價自己所在的國家，腐敗是否在政府部門橫行肆虐，以及腐敗是否在商業界較爲普遍。預期健康壽命指健康生活的平均壽命，即考慮了健康因素的預期壽命。
用這些因素去解釋各國民衆的主觀幸福程度，就會得到一個反映其重要程度的指標（即回歸模型的回歸系數）。然後，研究人員計算各個國家在每個因素上的得分，將其減去在這個因素上表現最差的國家的得分，即獲得各個國家相對于最差國家的差值。將上述兩個指標相乘，就獲得了各項因素解釋幸福程度的比重。
實際上，研究人員人爲構造了各個因素上的“地獄社會”（Dystopia），即在這些因素上表現最差的國家，如預期健康壽命最短的國家。這樣一來，就可以和“理想社會”（Utopia）形成對比，以産生更直觀的感受。
就世界總體來看，影響幸福程度的因素主要是社會支持程度，其次是自由選擇程度。緊跟其後的是慷慨和腐敗程度，人均國民收入的影響較弱，而預期健康壽命的影響最弱。由此可見，即便是將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狀況千差萬別的所有國家和地區放在一起，影響最大的也並非人均國民收入或預期健康壽命。這也是爲什麽排名靠前的國家和地區，既有來自北歐的發達國家，也有地處拉丁美洲的欠發達國家。實際上，人們能不能得到親友的支援，可不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才是決定幸福與否最關鍵的因素。
但是，具體到每個國家和地區，上述因素的影響卻不盡相同。有趣的是，對新加坡的幸福得分而言，人均國民收入的影響最大。新加坡作爲高收入國家，較高的國民收入對人們的幸福感助益良多，由此可見一斑。其次是預期健康壽命和社會支持程度，對幸福評分的影響較大。換句話說，健康、長壽和強有力的社會支持，對新加坡民衆的幸福有很大價值。相對來說，自由選擇和腐敗程度的影響較弱，而影響最弱的是慷慨程度。
這樣一來，我們似乎可以發現一個頗爲有趣的現象。如果使用業已得到公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那麽新加坡在世界上的排名非常靠前。但是，如果直接去問新加坡人幸不幸福，那麽多半得出的結果可能同前述發現有一定出入。
實際上，很多國家都存在類似問題，比如美國。爲什麽會存在這種客觀—主觀差距呢？爲什麽一個具備了各項幸福條件而本應幸福的人，卻告訴你他或她不幸福呢？爲什麽一個可以創造快樂所必需的條件的社會，卻讓一些人感到不幸福呢？或許，這是一個值得關注和研究的課題。因爲，如果搞錯了方向（比如認爲收入越高越幸福），那麽即便再努力，也可能是枉費。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影響幸福的因素之間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使它們對幸福的影響此消彼長。比如，伴隨市場競爭而來的收入增長，可能淡化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和相互依賴，造成“成長的煩惱”。即便是得分最高的瑞士、冰島、丹麥等國家，也都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可謂各有各的煩惱。更爲重要的是，幸福密碼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規律可能不同。如果尋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鐵律，是不是有些緣木求魚？但是，這份報告至少爲每個國家和地區提供了一個可資參考的依據，使政府得以重新思考和調整各項公共政策，以對准民衆的幸福感受。
（感謝本文作者馬亮博士的投稿。作者爲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員。本文原載于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