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是最古老的祝語，是因爲在許多古廟裏，都可見到古鍾鑄上此八字，它所代表的是先民最原始、最期待的渴望。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曆史展廳展示著中國台山端芬鄉人士贈送給甯陽會館的銅鍾，除了一左一右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外，上面刻著“端芬鄉集賢坊”，鑄鍾的年份爲光緒四年，也就是1878年。這是清朝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隔年。捐贈者爲梅耀社、迺提、連振、廣秀、連就。
（甯陽會館銅鍾）
此外，廣惠肇碧山亭大廟展示了光緒十五年（1889年）梅氏族人捐贈給廣福古廟的紅漆銅鍾上，也有“風調雨順”四個字，捐贈者爲梅啓華、淇章、連昊、紹基、淇秀。勞明達街的廣福古廟在上世紀80年代拆除，廟內供奉的齊天大聖和兩台銅鍾都遷往碧山亭大廟。
（廣福古廟銅鍾）
這兩個銅鍾的特點是捐贈者都是台山端芬的梅氏族人，鍾上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反映了農耕社會的願望，希望天公保佑，辛勤耕作的莊稼都有好收成，國家昌盛，人民安居。
新加坡跟中國在地理形勢上雖然相隔千裏之外，但爲天地會和紅船戲班等反清人士提供避難所，並爲貧困的中國南方農民提供希望的動力。太平天國的年代，中國已經有三億人口，耕地與糧食不足，促使先民離開家鄉。當時有“帶著種子和棺材下南洋”之說，萬一流落到荒島可以栽種，棺材則是萬一遇到不測時用來殓葬。不過根據躺在南中國海的海床上的兩千艘中國沉船看來，許多先民看不到荒島也嗅不到土地。
因此，下南洋時能夠在風調雨順下，一帆風順地抵達目的地是第一個夢想，能夠國泰民安，賺夠錢帶回家鄉或將家鄉親人迎接過來是下一個夢想。
夢想化爲實際，到了1901年，新加坡華人已經占總人口的72%，形成了這一百年來人口分布的格局。
1884年 《重建應和館記》寫道：“客旅重洋，互助爲先；遠適異邦，館舍爲重。”這十六字真言總結了早期成立宗鄉會館和同鄉社團的目的。客旅重洋，互助爲先是宗鄉社團最原始的動力。跟隨萊佛士船隊登陸的木匠曹亞志創辦的曹家館（1819年）是公認的本地第一家血緣組織，不過曹家館的勞明達街地契卻是1849年由曹符成領取的。
1822年，曹亞志和來自廣東台山的鄉親們成立了甯陽會館，也是新加坡第一家宗鄉會館，可見從台山來新加坡從事建築業相關的工匠正在陸續增加。台山人是出名的泥水工匠，參與了早期新加坡和柔佛新山的貨倉、住屋和皇宮等建築工程。
勞明達街在加冷河下遊，也是牛車水以外另一個廣東人集居的社區。由于加冷河的水利供應與水路交通的有利環境，廣東人在這裏從事鋸木業、皮革加工和制磚等。
台山端芬地區是廣東梅氏的主要聚居地，相信在19世紀有不少梅氏族人來到新加坡，例如1848年有42位梅氏族人捐款重修甯陽會館；海唇福德祠和廣福古廟重修時，梅騷和、梅南樂等人都出任大總理；梅南瑞和梅湛軒在碧山亭買地建廟；梅端成跨方言幫派，捐出地皮重修福建人的順天宮；1880年成立梅汝南堂，爲族人提供互助與對話的場所等。日軍南侵時，梅汝南堂的總理兼廣惠肇留醫院義務司理梅啓康因擔任籌赈會要職被日軍帶走，他堅決不供出籌赈會的主要人名，被日本憲兵逼死。
當時因參與抗日活動及南僑籌赈會而被日軍搜捕，日後再也沒出現過的同鄉會人士還包括了岡州會館的主席謝叔文和外務主任謝文斯。
關于台山先民曹亞志（曹亞珠）的身份，曹亞志離開端芬鄉那泰村，前往槟城謀生，後來在萊佛士的旗艦“印第安娜號”（Indiana）當木匠，跟著船隊來到新加坡。傳說中曹亞志自告奮勇，搶先登陸，探知島上沒有荷蘭軍隊後，升起東印度公司旗幟，通知萊佛士等人新加坡是個安全的地方。
由于殖民地的文獻中沒有提到曹亞志，使到曹亞志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甚至被認爲可能是個虛構的人物。日後一些民間資料指出曹亞志是一名義興公司的領袖，赴“鴻門宴”時喝了毒酒身亡等，都充滿傳奇性。由于曹亞志只是個船隊中的小人物，又不是英國人，東印度公司的文獻沒有提起名不經傳的華人不足爲奇。
根據中山會館的資料，最初登陸的中山鄉裏梁亞勝跟曹亞志一樣，是萊佛士船隊的成員之一。梁亞勝是船上的廚師，登陸後受委任爲警長。早在1821年梁亞勝已經成立了香公司，後來發展爲中山會館。
作者簡介
李國樑，特許船舶工程師，學生時期起就愛文字創作，寫散文和短篇小說。成年後，有更多時間思考、挖掘史料與進行社會研究，並通過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義務中文導覽、博客等平台結交同好。博客名“從夜暮到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