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爲啥不慌呢？
新加坡已經有89例確診的新冠狀病毒病人，前兩天還有一例是我所工作醫院的行政人員。大家紛紛給我發消息表示關心，還問我醫院同事情緒是否緊張，于是我就好好把自己的情緒給捋了捋……
作爲一個在醫院臨床一線工作了快13年的“老人”，作爲一個在工作環境裏曾經被傳染上甲型流感和老冠狀病毒的人，照道理在這個新冠狀病毒肆虐的季節，我應該慌張才對。但我仔細靜下心來想了想，我的情緒似乎比公衆號留言裏看到的大多數人還要穩定，這是爲什麽呢？
先來說說我之前被傳染上甲型流感和老冠狀病毒的經曆吧，兩次都是我跟病人近距離接觸給染上的。
甲型流感那次是因爲我被派去跟病人談臨床研究的知情同意書，當時她並沒有明顯的感冒症狀，于是我也就在小于半米內的距離內跟她談了不到半小時，接著第二天我就出現了流鼻涕等感冒症狀。事後由于工作需要去看這個病人的病曆，發現病人跟我談完話的第二天就因爲確診甲流轉去隔離病房了，于是我的症狀有了一個最好的解釋……之後我因爲甲流難受了一周多。
老冠狀病毒那次也是我與已經在咳嗽的老人近距離談話，當時他戴了簡單的口罩，但是戴的並不嚴密，我雖然在談話過程中有刻意跟他保持距離，但是兩天後也出現了發燒，重度乏力，一過性的皮疹等症狀，後來我去感染科門診（之前因爲發皮疹，去急診做了個登革熱的快速篩查呈陽性）做了咽拭子才確診是冠狀病毒HCOV-OC43。不得不說，哪怕是最常見的一種冠狀病毒，最難受的那幾天，其難受程度絕不亞于登革熱。而且哪怕我一周後已經基本沒症狀了，感染科的醫生還是擔心我會有傳染性，將我的病假多延長了幾天，不讓我接觸病人。
所以從上述的經曆來看，我應該比不在醫院工作的人有高得多的被傳染風險，尤其是我們醫院已經收治了4名確診病人，其中還包括1名本院行政人員的前提下。但是，我卻非常的笃定，這並不是什麽佛系或者放棄，而是有原因的，具體原因如下：
一，正如美國著名科學記者、普利茲獲獎者勞裏·加勒特（Laurie Garrett）近日在訪談節目中所提到的，她說自己在SARS之後每次回到新加坡，都會看到新加坡醫院對傳染病的控制系統有進步，而這也是我所觀察到的。
記得前幾天李顯龍總理講話中提到2009年H1N1的時候也曾經將防衛等級提高到橙色時，我是一臉懵逼的，在我印象中，當時我的日常工作並沒有因爲提高到橙色還有明顯差別。而現在呢？在政府宣布提高防衛等級的一周前，大家就未雨綢缪的提前准備萬一進入橙色級別時的工作預案。當預警級別還是黃色時，我帶母親去醫院做例行檢查，平時喧喧嚷嚷的門診大廳冷清了許多，而且門診兩端設置了護士站，對于每位來訪者都進行旅行史、健康狀況的詢問和篩查。
而當政府宣布橙色級別後，安保部門迅速在醫院多處設置路障和體溫監測點等，對人群進行分流，並減少住院病人的訪客人數，以及限制門診病人的陪同人數（作爲病人家屬，我也接到了醫院的短信告知複診時陪同人數只能是一人）。而醫生和一線工作人員也分成了兩組，將絕大部分會議改成了遠程模式，以減少交叉感染的風險。雖然切換到全新的工作模式大家有一些慌亂，但是大致上秩序井然。
這一切都與2009年時截然不同，讓我感受到了抗擊疫情前線做足了充分准備。而這次的准備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來得更加充分，所有人都在經驗中成長和學習。
（用于分流的路障）
（清晰的指示牌，告訴公衆橙色警戒期間的各種特殊要求）
二，在新冠狀病毒爆發後，新加坡的官方網站每日更新和新冠狀病毒有關病人的情況，還非常詳細的列出了每位病人的接觸史，以及曾經去過的地方，對于找不到明確接觸史的病人情況也不加以隱瞞，如實告知。政府也充分利用了即時通訊軟件，爲那些訂閱了信息的人在WhatsApp上及時推送有關病毒的最新信息以及辟謠。雖說社交媒體上還是不可避免的謠言滿天飛，但政府的這一舉措無疑給民衆提供了一個及時和可信賴的信息渠道，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而我對政府官方渠道信息的信任也不是沒來由的空穴來風，而是來自于過去近二十年來親眼看到政府應對各種天災人禍時的公開透明而一點點累積下來的。
我所工作的醫院也每天就新冠狀病毒的情況群發郵件進行更新。本院有一名行政人員確診的那天更是連續出了三封郵件，詳細解釋了我院對此采取的各種措施：包括對特定區域的消殺，包括指導可能受到影響的員工應該怎麽做等等。同時，一切的信息披露都以保護病人隱私爲大前提，所以我們並不知道該名員工所在部門，工作樓層等具體信息。畢竟被感染並非她所願，我們也不應該因爲有人被感染而對其有所歧視。
醫院除了每天出郵件更新有關新冠病毒的最新信息，還給每位員工貼心的發了一小瓶免洗洗手液，叮囑大家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
（訂閱政府官方渠道信息的頁面）
三，政府與行業內專業人士攜手合作，共同制定應對措施。一周前，四位私人醫生聯名寫信建議新加坡應該全民戴口罩，以及減少不必要的接觸。衛生部很快就派出醫療服務主任對此進行回應，而醫療服務主任本身就是一名資深醫生，而另一位受訪時指出“呼籲全民戴口罩”說法不夠充分的Hsu Li Yang副教授也是非常資深的感染科醫生，他的專業研究領域就是傳染病和耐藥細菌。他們並不是唯二加入到防疫團隊的專家，例如新加坡國大醫院這次帶領應對疫情的Fisher Dale Andrew教授，不僅是傳染病方面的專家，本人還兼任世界衛生組織流行病爆發報警與響應網絡的主席。這就好像打NBA派出了一個全明星陣容，每個人都能獨當一面，聯合起來更加所向披靡，政府在這些世界頂級專家的指導下怎能不作出最合理優化的選擇呢？
(Hsu Li Yang副教授，截圖來自于機構網頁）
（Dale A Fisher教授，截圖來自于機構網頁）
在觀察了新加坡政府制定的各項應對措施後，我特別認同許振義博士在“幾年在前線救火救災，讓我懂了這些道理”一文中所總結的幾點——資源有限、科學決策、考慮大局、權衡得失。中國政府現在做出的封城、拉網排查等一系列政策，且不說要國家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那些因爲醫療資源傾斜而得不到及時救助的非新冠肺炎患者和家屬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大多數人所看不到的。新加坡政府現有的政策，在努力抗疫的同時，也不會忽略到同爲弱勢群體的其他病人的需求。
（目前志願者正在積極幫忙協調湖北省外醫療資源，希望這位小朋友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四，法制化管理，嚴厲執法。早在SARS期間，在新加坡違反隔離令的人就面臨最高1萬新加坡元（約合人民幣5萬元）的罰款或最長六個月監禁，或者罰款並監禁的嚴厲處罰，這次政府同樣采用了同樣的處罰。而對于違反法律的外國人，則將面臨簽證被取消的風險。這樣的法律並不是說說玩玩而已，目前政府已經吊銷了多名違反規定外籍員工的工作准證，並永久禁止他們在新加坡工作，就連雇主也被限制2年內不得申請外籍員工簽證。爲了更好地追蹤確診病患的密切接觸者，衛生部共設有7個專業團隊負責追蹤，就連新加坡警察和民防部隊也加入其中，團隊分成兩班制，從早上8點到晚上10點，一個星期7天都在進行追蹤。網上也有不少人寫了自己居家隔離時的經曆，從中充分體現了政府的認真嚴謹（居家隔離經曆分享）。
綜上所述，這一次新冠肺炎爆發，我的心態甚至比之前自己得登革熱時還要淡定。因爲我相信，政府公布的每一個政策背後都有足夠的數據和理論支持，絕不是拍腦門出來的靈光一現，而政府也充分考慮到了各種可能性以及做好了相應的應對措施。新加坡不會讓2003年SARS的悲劇再次重演，新加坡也不會讓武漢的災難在本地重現。
（做好有效防護的本地醫生在檢查病人，來自于機構Facebook網頁）
(文：baby-兔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