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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陸銘教授，將爲您全方位解讀新冠“疫情城市病”以及城市未來該向何處去。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國蔓延，舉國上下同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衆志成城打贏這場關于城市病的“戰疫”！城市因人而生，也因人而“病”，未來城市該往哪兒去？陸銘認爲“線下辦公不會完全被線上辦公取代。疫情不會改變城市發展路徑，改善城市治理，加快中國戶籍制度的改革，甚至會強化大城市發展的優勢。”
01
線上辦公VS線下辦公哪個效率更高？
今天，距離我們本應該上班的日子已經半個多月了。在家辦公成了部分人的工作日常，有人說線上辦公留給了當代職場人最後一絲不撕破臉的體面，也有人吐槽線上會議時90%時間用在了“我好像聽不到”的“硬”傷。
在陸銘近期調研中，他表示對于工作性質主要爲線上辦公的崗位來說，新冠疫情對他們的工作效率並沒有太大影響。相反，對于工作性質主要爲線下辦公的崗位來說，疫情對他們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來春節休假使職工們還未完全恢複工作狀態，二來疫情對他們的産業鏈分工造成了明顯沖擊，線下辦公的生産率只達到原先正常狀態下的60%-80%，而且已有部分線下辦公企業對員工采取了降薪措施。
線上辦公是一把“雙刃劍”，他認爲其好處體現在：節省上班通勤時間；避免同事之間經常性“見面和打擾”，員工從而可以專注工作。線上辦公的負面影響則體現在：工作溝通容易産生誤會，需要進一步解釋；在線開會討論的效率低于面對面交流，特別是當負責IT支持的同事也在家辦公時；數十人線上會議的協調性明顯比線下低。
陸銘說：“總體而言，線上辦公的效率目前是低于線下辦公的，但在疫情期間，一些線下活動確實有向線上轉移的趨勢，比如線上教學、線上娛樂（網絡遊戲）、銀行醫院的線上預約等，而這次疫情會使社會各界對如何通過線上形式提高服務效率更爲關注。”
線上和線下到底存在什麽區別？陸銘提出5點差異，一是線上不容易實現多對多的互動，而一對多則相對容易，且在線群體數量可以大大突破物理空間局限；二是線上人員互動效果不及線下；三是線上工作不容易實現互相監督和激發員工創造力，除非業績以明確的任務數量和質量爲導向；四是線上辦公很難産生同事之間隨機見面效果，尤其是對科研單位和高科技創新型企業來說，同事之間缺少隨機見面和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很難促進聯合創新；五是線下辦公往往推動了人與人之間的社交，增進人們之間的感情和信任，豐富人與人的關系，這在調和企業關系的時候也是非常重要的，而線上辦公很難實現這一點。陸銘表示，線下活動不會完全被線上取代。
02
疫情發生VS疫情傳播人口密度是否是關鍵因素？
城市是在“戰疫”中成長的。陸銘認爲，面對疫情，線上辦公可以較好降低交叉傳染風險。但是城市的發展特別是高人口密度城市的發展一直都伴隨著一定的風險，疾病傳播是其中之一，高人口密度不是本次疫情的罪魁禍首。
2019年11月的時候，中國實際上有另一場傳染病爆發，但是當時的規模非常可控，影響範圍非常小，媒體曝光度也不多。爆發的地點在內蒙古，當時是發生了鼠疫。
就用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反例就可以推斷出來，其實傳染病的爆發並不一定爆發在大城市，只是武漢給大家形成了這樣一種印象，把疾病的爆發跟城市的人口規模聯系在一起。他表示，在討論一些公共政策問題的時候，不要輕易去下論斷，要多看一些樣本，才能得出比較科學和正確的答案。
陸銘強調，疾病的傳播和疾病的發生是兩碼事，疾病傳播的確跟人口密度、人口流動是有關系的，但這件事情要慢慢解開。的確，在人口密度比較高的場合，疾病更容易傳播。在這次疫情當中，政府采取切斷人流、物流這樣的一些措施，其實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到人員密集的場所去。但這並不是說城市總體的人口密度造成了疾病的傳播，在小城市和農村也有人員密集的場所。
春節期間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是肺炎疫情蔓延的一個途徑。陸銘認爲，正是戶籍制度導致的億萬家庭分居，造就了今天人口流動規模巨大的“春運”，也爲加劇疾病傳播提供了窗口。因此，我們需要戶籍制度改革，盡量減少與制度性因素相關的跨地區人口流動。
他說：“疾病的傳播跟人口流動、人口密度是有關系，但不能把這件事上升到一個反對城市發展、反對城市人口聚集的地步。”短期內，舉國體制阻斷人流和物流有效地防止了疫情快速傳播，但是，隨著新增病例的逐步減少，疫情開始出現拐點，如果繼續不計代價阻斷人流物流，企業生産（包括防疫物資的供應）、合同履約、百姓（特別是低收入階層、農民工等）的生活、就業和收入都會受到沖擊。
如果生産不能正常恢複，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物價上漲。陸銘認爲，物價上漲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全體中國人一起爲阻斷人流和物流所導致的物資短缺來買單。中國1月CPI上升至5.4%，創逾8年新高，如果生産生活還不能盡快恢複正常，物價可能會進一步上漲。
03
戰疫前VS戰疫後城市會有什麽變化？
疫情會不會改變城市發展的路徑？陸銘表示，降低城市人口規模和密度不能有效防止疫情産生和傳播，不應該用疫情來爲反對城市化和高人口密度的城市背書。他認爲，疫情不會改變城市發展路徑，本次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暴露了我國大城市發展過程中偏重經濟建設、忽視公共服務和城市治理的短板。改善城市治理，加快中國戶籍制度的改革，補齊短板，甚至會強化大城市發展的優勢。
說到底，人性形成城市發展優勢中最爲根本的原因。陸銘解釋道，人們收入水平提高，會希望消費更多、更好、更加多樣性的服務，但是相比制造業，服務業的産品大多不能運輸、不可儲藏，因此人性驅使會通過提高人口密度（提高城市化水平、推動大城市發展、在大城市內部人口又往中心城區集中）來滿足其對服務的需求。經濟規律表明，大城市中服務業占GDP比重始終高于非大城市，特大城市又遠遠領先于一般大城市。
世界各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其服務業占比也一直在提高，但相較于其他國家走過的路徑來說，中國服務業占比雖有提高但始終較低，甚至與處于曆史同階段的國際水平相比差距越來越大。陸銘認爲，中國未來會進一步提高服務業占比，縮小與別國差距，而隨著2019年8月26號，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扭轉了原先抑制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和超大城市發展的政策方向，未來中國城市化進程會繼續推進，人口會繼續向大城市集中。這就是在客觀規律下，市場成爲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的體現。
（本文根據陸銘教授直播課內容整理而成）
* 本文原載于“上海交大安泰MBA”公衆號
上海交通大學東盟MBA碩士學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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