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溫長明
原載/新加坡《今日報》Today譯/新加坡眼日前，一個BBC作者評論，說在新加坡，法律沒有把個人自由置于集體責任心之上。這話沒錯。我們並不認爲這有什麽錯。從新冠疫情，我們很清楚見到崇尚自由的社會與重視責任心的社會存在懸殊差異。先說兩點。首先，新加坡所有道德規範的基礎是責任心，而不是權利。我們講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凡是有道德感的人，不可能凡事隨心所欲。我們必須隨時隨地注意自己的言行對他人造成什麽影響。其次，在人類史上，新加坡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這個島國上聚居了570萬人，每平方公裏有近8000人。不像其他高人口密度的迷你國家的公民，如摩洛哥，新加坡人無法遷居到鄰國，無法逃離島國的喧囂和擁擠。如果人們有整個大洲可供自己隨意遷徙，崇尚自由自然而然成了天經地義。很遺憾的是，21世紀的地球再無多少資源可供人類使用。我們若不自律，這個世界是不夠讓我們揮霍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很形象地提醒了我們——同個地球，同個世界。疫情本受限在一個你我不是很熟悉的城市，現在卻成了全球人人心腹之患。目前的科研顯示，人們只有宅家，避免與他人接觸，才能遏制病毒的傳播。對那些認爲自己有權隨時隨地隨心所欲的人來說，強令宅家簡直不可思議。在柏林，示威者大喊“我們是人民”的口號，認爲自己是“主權人民”，沒有義務遵守政府的約束。在美國，持槍上街的維權人士要把自己的州“解放“出來，拒絕政府幹涉個人自由。從戴不戴口罩也看得出人們崇尚的是責任還是自由。經常到訪日本的人不難發現，日本人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十分常見。他們感冒或咳嗽時戴口罩，避免病毒傳播，體現了社會良心。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世界衛生組織和新加坡政府勸導人們沒生病就不要戴口罩，把庫存有限的口罩留給更有需要的人們。
在政府發放免費口罩時，一些有責任感的人們不去領取，選擇把口罩讓給前線醫療人員。同時，仍有些人堅持戴口罩，他們並非擔心把病毒傳播給其他人，而是擔心被人傳染。有個人去看醫生，說自己耳朵疼。醫生發現了病因——她戴了三層口罩，勒得耳疼。現在，政府強制人人戴口罩。我們知道，無症狀帶病毒者也能傳播病毒，因此，戴口罩是爲了保護他人，不是爲了保護自己。大多數人能理解也能照辦，但不是人人如此。多年前，我在國會提出《贍養父母法案》時，明白了一個道理——絕大多數人是有責任心的，可以信賴，他們能正確行事。但是，總有一小撮人死性不改，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他們不會自覺。這就是爲何我們需要以執法來保障抗疫措施的貫徹。有些人認爲，違反居家隔離令就被判坐牢，量刑過重。如果人人都能自覺，執法當然無須如此嚴厲。令人遺憾的是，實情並非如此。我們發現，有些被令居家隔離的人無視限制，我行我素。所有的這些限制措施——居家隔離、戴口罩、保持人際距離——都是爲了保護我們每個人。即便大部分人有責任心，遵守措施規定，但是，只要出現一個沒有社會責任心、堅持個人權利不受限制的超級傳播者，完全可以引爆新一輪傳播。如果被迫再次封城，那麽，人人之前的辛苦和犧牲就完全白費了。這種威脅集體利益的反社會行爲，必須面對後果。在新冠抗疫中，法院的判決希望能起兩個作用。首先，形成阻遏作用——殺雞儆猴，刑罰必須足夠嚴厲，才能警戒其他蠢蠢欲動的人。其次，更重要的，表示唾棄——必須發出強烈信息：無論崇尚自由主義的其他社會對此有什麽意見，新加坡的態度是絕不姑息這類缺乏社會責任心的行爲。法律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讓人們擔心違法的後果。警察再多，違法分子總有漏網之魚。社會規範力更爲重要。社會壓力能約束反社會行爲。那些自由主義思維爆棚的人們對自己的個人自由受限，忿忿不滿。在外國，封城之後海灘沒人了，于是有些人就去了。被質問時，他們理直氣壯地說，現在海灘根本沒有其他人，我在這裏會造成什麽危害？事實是，這些人利用了大部分人的社會責任心，放縱自己自私自利的行爲。社會必須對這種名爲崇尚自由，實爲自私自利的行爲發出絕不容忍的強烈信號。集體的利益遠遠在個人的權利之上。有些自由主義者幸災樂禍，說新加坡的這些約束措施並不能阻止疫情的爆發和惡化，現在都兩三萬人確診了。對此，我有兩點觀察。首先，國際上以確診病例人數作比較是具有誤導性的。讓病例人數維持在低水平並不難，只要少檢測，少統計，就可以了。新加坡的病例人數高，主要是檢測做得多。其他國家不見得對無症狀病人做積極檢測。其次，重要的應該是病死率，也就是病死人數與確診人數的比較。病死率能讓你知道疫情的輕重。截至5月17日，新加坡病死22人，病死率爲0.08%根據霍普金斯大學統計，韓國的病死率爲2.38%，香港爲0.38%我們來看看海外新加坡人聚居的三個國家——美國的病死率爲6.02%，英國爲14.17%，澳大利亞爲1.4%爲什麽新加坡的病死率這麽低？有幾個可能的原因。首先，新加坡謊報死亡人數。這不可能。如果謊報死亡人數，殡儀館早忙壞了。無論如何，即便新加坡的病死率加上10倍，也只是0.8%其次，病毒傳播到新加坡之後，發生了變異，毒性降低了。這個可能性可以排除，因爲新加坡並無神奇的避瘟能力。再次，或許新加坡的醫療系統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都好。大概只有極其狂妄的民族主義者才會相信吧？那麽，我們只剩下第四個可能性——其他國家統計新冠病亡人數並不准確。各國確診人數高低，在國際上做彼此對比，經常是政治對弈的彈藥。面對憤怒的選民，政治人物利用“確診“人數來證明自己比其他國家領導人強。然而，這種不實的比較遠遠不只是”誰家強 ，誰家弱“的口水戰，而是會對我們造成實質的影響。將來，當我們恢複國際旅行時，許多新加坡人會回去他們在海外就讀的大學和工作崗位。如果這些國家隱藏著大量感染源，那麽，這些新加坡人再次回到新加坡時，或是這些國家的居民到訪新加坡時，很可能引發又一輪疫情爆發。猶記三月初，新加坡疫情仍爲可控，是一輪輸入病例和違反居家隔離令的人們引發了此輪爆發。如果我們以韓國的病死率爲參考，那麽，澳大利亞的確診人數看來是准確可靠的。那麽，美國呢？如果按2.38%病死率，美國的確診人數應該有376萬人，也就是說，有228萬個病例仍未浮出水面。英國的情況也很令人擔憂。按2.38%病死率，英國確診人數應該是146萬人，比英國統計的要多100萬人。人人不願受阻斷措施限制，要恢複正常生活。一些政治人物不顧醫學專家苦心勸說，一心要解除限制，說自己願意承擔風險（主要是爲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如此的承擔風險，後果將是一條條的人命。有些人會說，自由可貴，值得，大不了死幾個老頭兒。如果這是他們的國家共識，我祝他們好運。只求你一事：別把死亡輸出到其他國家。象新加坡這樣地窄人多的國家，責任遠遠比自由重要。直到人類戰勝新冠，我們對個人自由的約束不能免。下次你耐不住宅家之苦的時候，提醒自己——你受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家人，爲了朋友，爲了鄰居，爲了千千萬萬的路人甲路人乙；你爲了他們的安全所做的這一切，他們會感謝你。 作者溫長明（Walter Woon）是法學教授，曾任新加坡總檢察長、官委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