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發布《新加坡學者說中國有效控制疫情就是對人權的保護》一文：
新加坡南洋學會會長許振義9月7日說，中國有效控制新冠疫情，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衆的生命安全，這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保護。許振義在接受記者書面采訪時說，中國采取果斷措施，不斷累積經驗，不惜一切代價控制新冠疫情。中國把維護人民群衆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首位。許振義認爲，中國有效控制住疫情，給其他國家和地區抗擊疫情提供了一個重要參考。中國有序推進複工複産，對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的恢複，尤其是對抗疫物資的全球供應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中國積極利用科技手段應對新冠病毒，包括積極開展疫苗的研發，對全球抗疫有積極意義。
同日，新華社發布許振義的英文采訪報道，內容大致翻譯如下：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基于國情、綜合國力和文化的考慮，各國的抗疫態度不一，模式也不一，有“無爲而治”的，有著重政治的，有經濟和生命並重的，也有一些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的，中國即是一例。從當初果斷執行武漢“封城”，到北京新發地、東北、新疆等地疫情的果斷處置，到中央支援香港特區的抗疫。中國累積經驗，采取果斷措施，不惜一切代價，把疫情控制在萌芽階段，可見中國把維護人民群衆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了首位。1948年，聯合國公布《世界人權宣言》，列舉了所有人都有權享受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許振義認爲，這些權利和自由不是絕對的，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下需要因事制宜。《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三條就是“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權是人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冠病大流行的情況下，維持安全人際距離是目前有效的方法之一，它要求人們暫時犧牲一部分的行動自由，目的是保護人們更爲基本的生命權和健康權；防疫更是要求個人自由做出小犧牲，從而對群體生命和健康進行大保護。因此，中國有效控制新冠疫情，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衆的生命安全，是對人權的一種保護。許振義認爲，中國控制住疫情，對全球有意義。首先，中國做出防疫抗疫的示範，給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了防疫抗疫策略和措施的一個重要參考。其次，作爲人口大國，中國控制住疫情，減少了對全球疫情防控資源的擠兌，給其他國家留出醫療防護用品等寶貴資源。再次，作爲世界工廠，中國控制住疫情，經濟得以恢複運轉，對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的恢複做出重要貢獻，尤其是抗疫物資的全球供應。郁達夫、饒宗頤、王赓武的交彙點————南洋學會在新冠疫情上，許振義寫過《對抗新冠疫情，新加坡爲啥不照抄中國的“作業”》《新加坡哪來的“盲目自信”？又哪來的“佛系成功”？》《疫情獅城故事：新冠流行，我們失去了什麽？又得到了什麽？》等文，也多次在中國央視上介紹新加坡疫情和抗疫措施，在《財新》設有博客。
許振義是《新加坡眼》董事經理，也是南洋學會會長。南洋學會，原名“中國南洋學會”，是東南亞華人最早研究南洋課題的學術團體。
1940年3月17日，幾位在《星洲日報》編輯部服務的文化人，齊聚在牛車水余東璇街的南天酒樓開會，成立了“中國南洋學會”，他們是姚楠、張禮千、郁達夫、劉士木、關楚璞及許雲樵。當時的基本會員只有19人，首屆理事是上述6位加上在上海的李長傅。中國南洋學會是“以研究與發揚南洋文化學術爲宗旨”。1940年6月，學術刊物《南洋學報》創刊，由許雲樵擔任主編。
1958年，中國南洋學會改稱爲“南洋學會”，由黃曼士出任學會主席，王赓武擔任《南洋學報》主編。這個關鍵性的轉變使得學會更本地化，研究重點也更傾向新馬華人史的研究。在王赓武之後，曆任主編爲：鄭子瑜、李庭輝、魏維賢、崔貴強、李勵圖、郭振羽、陳壽仁、楊進發、陳松沾、陳榮照與李志賢。現任主編爲許振義。除了《南洋學報》，南洋學會也出版《南洋學會叢書》等，舉辦各類學術演講和研討會，爲學者研究提供交流平台。80年來，學會能人輩出，大多是上得了新加坡文化史的，健在者不提，先賢就有饒宗頤、連士生、張瘦石、劉抗、黃曼士、陳育菘、莊竹林、林徐典、劉蕙霞等等。南洋學會書庫設于新加坡居士林圖書館（17-19 Kim Yam Road），有上萬冊藏書，歡迎學界諸君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