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的大選帶來了怎樣的改變？
回看今年7月舉行的大選、9月初召開第十四屆國會，以及近日由國立大學政策研究所發表的大選後的調查，特別是對比自2011的曆屆大選，選民投票意願的改變。據調查顯示，選民在2015年持保持現狀從百分之44.3%下降到2020年的18.5% ;多元性從百分之18%上升到22.4% ；立場不定從百分之37.8% 急速上升到59.2%。由此確實可以提供人們觀察新加坡政治生態的最新動態，以及對新加坡政治體制發展的可能變數。
反對黨本屆大選拿下2個集選區和1個單選區，獲得10個席位。畢丹星被首次承認爲反對黨領袖。當談到新加坡政治體制演變的課題時，不外從外部視角看，即如此演變的新加坡到底能否一如既往地保持國力與高能耐的治理？又或從內部視角看，這一演變又將如何影響特有的新加坡模式的發展形態？衆所周知，新加坡政治體制原屬西敏寺議會民主，但自獨立後的體制繁衍早已深具本土特色。這就是爲什麽人們常以新加坡模式冠之。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因爲至今世界上的確還存在著不同性質的政治體制，就像一些國家從皇權延續到共産一黨專政。即使是服膺議會民主制的國家，也存在著多樣性。這之中不乏以西方發達國家爲標本的制度繁衍，也有混合式（軍人參政）等的區別。況且，自冠病爆發後，引發不同政治體制治理能耐的爭論，更爲不同政治體制的優劣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 新加坡模式具有著怎樣的價值？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受到關注，固然是這個模式營造的經濟奇迹，以及長期維持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繁衍。顯而易見，這種獨樹一幟的成功案例，無疑是長期吸引不同國家數以萬計的官員前來探索與取經的緣由。換句話說，人們一再探究，新加坡模式具有著怎樣的內在生存機制和條件，以及其外在的差異性與時空變異帶來的影響，一直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就現實政治而言，既然至今還存在不同的政治體制繁衍的可能性與選擇，作爲治國者也就無法回避國家體制建設與外部競爭面對的挑戰。就這個意義，探究不同模式演變面對的挑戰，不論是警戒還是經驗的啓示，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
或許，正是冠病19和百年大變局帶來的沖擊，讓人們對于新加坡模式所具有的價值， 亟需從2020大選後湧現的政治新動向尋找答案。 從外部看新加坡的改變 從外部看，新加坡模式的演變讓人投以異樣的眼光，這不難從三方面顯現出來。 一、新加坡還會是一個怎樣的國家？爲了尋找答案，人們自然會以成功的新加坡模式檢視當下新加坡的發展狀態。這就涉及到新加坡在疫情前後的定位與作爲；體現在國際事務的視野與影響，突破局限與創造競爭優勢的能耐，從而檢視新加坡過往的光環與如今的差異；二、行動黨到底還能執政多久？這裏主要涉及到三方面。分別是投資者和企業所需的時間維度、知識界和智庫所需的深廣度，還有就是政界人物所需的行動依據。這種各自基于不同視角與需求的相應考量與對策；三、新加坡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人們自然會關注這個國家在大變革面前，如何維續長期構建形成的多元和諧社會與競爭力。新加坡又是如何化解因社會結構改變；政治生態演化；國際格局以及地緣政治變遷引發的沖擊帶來的影響。就近期新加坡面對的國際社會，雖然沒有准確的調差研究作爲依據，但從近年與疫情期間外資的湧入超出新加坡原定規劃的成績，新一波大企業把區域總部轉移到新加坡，確實足以說明外界對新加坡依然保持信心與看重。如今的問題是，大選後的政治新動向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麽？明白人都知道，這樣的變化並無近憂，但不能忽視遠慮。因此，就新加坡模式的體制繁衍與成功要素將會如何演變，這就不能不看這個國家的內部變化。 從內部看新加坡的改變 從內部看，經曆了代際更替和冠病疫情的肆虐，重創之下的新加坡到底還能或者如何得以重現昔日光芒？這裏亟需解決的問題就有：一、如何維續成功體制的運轉。過往的成功離不開國家獨有的戰略位置與開創經濟奇迹所需的前提與條件。母庸諱言，如今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這不單是曆史機遇、改變世界的動能與主流價值等所形成的競爭與生存空間的差異，更爲重要的是，開國元勳們政治睿智的無可比擬，意味著兩者存在的鴻溝有待跨越的客觀現實。因爲過往難得擁有的國際政治家地位，以及由此促成的“小國大外交”提供的機遇，只能通過維續品牌效應成爲新的亮點。這無疑需面對前所未有的考驗。即使從産業經濟轉型，又或者是構建新的戰略産業所需的內外條件對比，從代際過度的視角看，兩者的強弱與有待克服的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差異，確實是不容忽視的因素。這就意味著，維續成功模式的有效運轉固然不是大問題，但有待解決的發展問題顯然還需迎頭趕上。二、政黨政治和政治博弈的新形態。2020大選展現的清晰政治圖景就是，維續行動黨執政的認可度依然強大，但對政治體制優化的訴求顯現與日俱增。而導致這一改變的關鍵因素，便在于選民政治多元性的擴大與強化、政治的公平競爭性、國家治理的透明度爲新風向。這可從大選的結局、第十四屆國會辯論，以及上述調查的基本數據顯現出來。最值得關注的就是，自2011年以來，認可行動黨執政的可信度依然是社會的主流評價。還有就是工人黨選後和在國會辯論的論政立場與觀點，也依然延續著務實理性的建設性態度。即使是向來較激進的民主黨也有了轉向溫和政治博弈的征兆。而新成立就展現勢力，由前行動黨議員陳清木領導的新加坡前進黨，也追隨者理性問政的軌道。這樣的政黨政治和政治博弈發展形態，無疑提供了新加坡模式發展的有利條件。三、社會形態的可能演變。環顧當前的世界，反全球化引發的排外、宗教和種族歧視等現象席卷全球。新加坡當然無法置身事外，慶幸的是，隨著執政者的積極關注，負責任在野黨的理性論政，這一變化産生的負面效應獲得了很好的管控，因而不致造成社會關系的緊張與激化。但不同社會群體因社會結構改變，特別是冠病疫情帶來的打擊，由此湧現的多元利益訴求；政治多樣性推廣至實質性的監督與問責，漸成新的政治氛圍。這不僅引發國家治理的難度與社會成本，更是可能促使政黨政治和政治博弈陷入政治化與民粹主義深坑的危險。 未來的新加坡會怎樣？ 以此觀之，新加坡模式如要得以維續，關鍵因素就在于，這個國家能否循著賢能政治和以法治國的理念，且爲永續發展不斷創造新條件新機遇，並在努力夯實優良體制文化過程中，克服自身的不足與局限。因此，正如建國總理李光耀所言，執政的行動黨得以繼續執政另外兩三屆政府並不是問題。這之後的新加坡將會如何的演變，也就只能取決于這期間代際過度後的治理能耐。這其中就包括如何有效處理經濟建設、政黨政治和社會結構改變帶來的沖擊與影響。
今年大選結果公布後，有工人黨支持者深夜在組屋樓下歡呼慶祝。總體而言，構建有效政府的成功概率確實面對日益嚴峻的挑戰，這是因爲迹象顯示，行動黨物色接班人的效應，如果無法克服客觀阻力與自身短板，就有可能在競爭政治精英與治國人才層面無法獨占其利。反之，負責任的在野黨也就更有機會吸引從政人才而得到相對有力的發展機遇。即便如此，只要政黨政治和政治博弈自此沿著務實理性的軌迹發展，未來即使出現政黨輪替也就不至于陷入青黃不接的亂象，或因民粹主義政治和社會分裂導致國家陷入災難。未來會怎樣，這確是無人能准確回答的問題。從發展的變數與成功的概率考量，作爲開創新加坡成功建國故事的新加坡模式，百年大業的後半部，希望能從“有怎樣的國家就有怎樣的人民”走到“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國家”的驗證中找到答案。 (文：蔡裕林 本地政治觀察者，寫于2020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