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發達國家因大量進口疫苗而被批評爲“疫苗民族主義”，但若從這些國家的疫情嚴重程度來看，它們希望盡快讓國民接種疫苗的舉措合乎情理。
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傳染病科高級顧問醫生戴爾·弗斯爾（Dale Fisher）指出，發達國家如果在控制好疫情的情況下大量搶先進口疫苗，難免會引來批評，指疫苗應先送往疫情較嚴峻的國家。
但在冠病疫情中，亞洲和非洲國家取得了比美國、加拿大、西歐、東歐和中東國家好的防疫表現。
弗斯爾說：“吊詭的是，疫情種族主義現在顯得合情合理……我們避免了沒病的富國給自己注射疫苗，卻犧牲多病、較貧困國家利益的尴尬局面。”
美國學者戴蒙教授指出，冠病凸顯了各國合作的重要，但國際合作不應僅局限于抗疫，而應該放眼更長期、後果更嚴峻的挑戰，如氣候變化、全球資源耗竭和不平等現象。
戴蒙說，以冠病2％的死亡率推算，冠病最嚴重的情況下將奪走1.5億人的性命，但上述危機危害的是地球上所有人。冠病之所以比起其他課題更成功迫使各國合作，是因爲氣候變化等長期危機的致命性傷害要更多時間才顯現。
“冠病雖然是場悲劇，但它也帶給我們希望……也許全世界在意識到冠病是講求全球合作的全球問題的同時，也終將采取行動處理氣候變化、資源耗竭和不平等現象等龐大的全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