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大智慧：“新加坡模式”的誕生！

　主持人：今天沙龍討論環節我們主題是李光耀先生其人、其政、其觀，主要發言人有：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錫鎮；

　　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龐中英；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孫恪勤；

　　我們現在開始第一個環節的討論，李光耀先生其人、其政、其觀，在座的都是我的老師，他們過去也都在不同角度和層次上觀察李光耀及其治下的新加坡。張老師是北京大學教授，我們這些做研究的人，基本上都讀過張老師的《國家政治》，這是我們啓蒙的開始，張老師是從泰國回來的，正好趕上這次會議。龐中英老師是做全球研究的，但是他過去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東南亞領域，新加坡也去過多次，他跟新加坡政要和一些學者都有交往。孫恪勤老師他是研究歐洲的專家，所以從三個角度看這樣一位亞洲的政治家，會別開生面。首先有請張錫鎮老師發言！

　　李光耀思想：國際戰略思想研究寶庫

　　張錫鎮： 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國父”，也是我最尊敬的世界領袖之一。在我長期從事對新加坡研究過程當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傑出的思想家，而深謀遠慮的國際戰略家。

　　當今世界，不乏有作爲的政治家，而李光耀先生是世界上少有的治國秉政高手。他的偉大之處不在于他把一個積貧積弱的新加坡治理成一個高度現代化的發達國家，而在于他的治理方略。治國方略，爲東方社會乃至整個西方社會樹立了一座走向現代化的燈塔，他的影響遠遠超過國界，洲界。他的政治思想極具創新性、開拓性和抽象性，而最爲閃光之處東西方戰略思想很好地結合起來了，他的思想在世界政治思想領域樹起了一面高揚的旗幟和不朽的豐碑，這種思想可以稱爲李光耀思想。

　　更難能可貴，而且極難做到的是，李光耀在探索和建立這套理論過程當中，無所畏懼，認准目標，堅定不移，勇往直前，直至成功。李光耀是一個效果的領袖，但是卻有高瞻遠矚的國際大視野。他對國際大事的觀察和評論，常常蘊含著真知灼見，常常引起世界大國領袖的高度重視和信服。李光耀的新加坡曾被譽爲東盟的軍師，東盟對外的戰略、大國戰略的成功實施，離不開李光耀先生的思想。作爲一個小國領袖，能夠使新加坡在國際上和大國齊肩。李光耀先生的國際戰略思想已經成爲世界文明進步的寶貴財富，值得世界人民繼承和發展。我相信《李光耀觀天下》這本書將成爲我們研究國際問題的戰略思想寶庫之一，李光耀先生的閃光思想一定會發揚光大。

　　“儒學一直深入我的內心”：東西兼容的治國思想

　　孫恪勤：李光耀先生是很與時俱進的，他對天下的觀察很深刻。他是一個小國中的大人物，他的特點一個是治理小國有方，第二是具有全球視野，第三，他對東西方文明文化有著很深刻的思考，這三點使他成爲了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思想家。李光耀先生在這本書中對東方的家族化進行了詳細闡述，他這本書對于西方人了解東方文化，了解新加坡應該會發揮很大的作用。

　　我們談李光耀的時候，一定要強調幾個特點，一個是他的成長環境和他的定位。第二，他的政策一定和曆史以及他個人要相融合。因此我們對李光耀的評價一定要有定位。

　　首先，他對新加坡的有效治理，李光耀在他的另外一本書《李光耀論中國》裏寫到，他說我從來不依靠中國，而是更注重實際的問題考察和治理的方案輸出。所以說新加坡的治理是借助西方的民主框架，但是更多的是融入一些東方的元素，把東方和西方很好地結合起來，比如他在這本書裏面談到新加坡治國理政的幾個標志，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群衆生活水平的提升，從他的治國理政觀點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和鄧小平有很多相似，我想這也是英雄所見的相同之處。

　　第二，李光耀對國際的貢獻。新加坡的治理方式讓我聯想到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在歐洲的時候，我對歐洲的霸權主義，從克林頓開始一直考察到今天。這兩天希臘的公投也顯示了歐洲目前的治理方式還是有它的問題。西方國家的治理模式是政府；東方國家的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在這些問題上，應該說李光耀的治理方式開創了一條東西兼容的方式，現在是全球化以及金磚五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時代，全球發展是更加全球化還是多元化，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李光耀先生的思想也爲世界提供了借鑒。

　　另外是他的戰略貢獻。他本人具有東西方教育背景，他曾說儒學一直深入到他的內心。他經曆過那麽多事件，在種族、民族的漩渦當中去博弈，他自己憑借自己的觀點，以一種戰略思維治理國家，我們看到他當中的很多精辟的論點。當然他的觀察角度也有自己的角度，也有時代的痕迹，有些觀點是我們非常認同的，剩下的時間我們也可以就他的觀點進行討論。

思考與批判：用21世紀的思想解決問題和挑戰

　　龐中英：我認爲李光耀代表的是過去的時代，未來還是要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上。但是全世界面臨著許多困惑和重大的挑戰，大家看到希臘的問題，看到烏克蘭的問題，也看到了中國的問題，現在有人就在講一句話，說現在大家都在用19世紀的教科書，19世紀的思想，或者20世紀的教科書，20世紀的思想，來應對21世紀的挑戰和問題，我自己一直在思考這句話，我們如何用21世紀的解決方案，包括21世紀的思想，包括哲學、國際關系理論，去對付，去解決21世紀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和挑戰，我相信這本書，對于我們回答這些問題，回答21世紀的挑戰是有幫助的，是有益處的。但是我認爲不夠，所以我可能是帶有批評視角去讀這本書的。

　　所以我有幾個閱讀的建議：第一，大家可以注意李光耀兩年多前出的這個書裏提到的一些關于世界局勢的看法，看看兩年以後是不是的得到了印證；第二個建議是，不僅針對這本書，而是針對李光耀過去代表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大家可以做一些比較有批評性、反思性的思考。我們要代表我們自己的角度去看李光耀，而不是說僅僅李光耀說服了我們，李光耀影響了我們，這就是我的兩點建議。

　　最後，我想大家看到了最近的世界發展，也看到了李光耀這本書出來後兩個世界局勢的發展。我們如果再看未來一年甚至未來更長時間的世界發展，有許多東西李光耀可能沒有考慮到，比如中國現在提出“一帶一路”。今天的發布會是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公共活動，也是

　　學術活動，這對我們加強對新加坡的研究是很有幫助的。中國一定要加強對新加坡的研究，加強跟新加坡類似的世界各個國家，中小國家的研究。這樣的話，對于一個走向全球的中國來說，是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

　　中新關系：從對立走向合作共贏

　　問：李先生如何從對大陸不太友好，到成爲中新兩國友好關系的奠基者，這個翻天覆地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李先生的觀點又是怎樣轉變的？

　　張錫鎮：李光耀在冷戰時期，不光李光耀，整個東盟是在冷戰時期建立的。那個時候把是作爲美國的盟友反對共産主義事業，包括中國，那個時候中國和東盟是爲敵的，當然這裏面也包括我們當時推行的一些極左政策有關系，因爲我們支持東南亞的共産黨革命，所以那個時候是敵對的狀態，所以李光耀也是一個以反共的角色出現，後來爲什麽出現轉變，這個我們需要結合當時的國際形勢來分析。

　　首先六十年代末，美國在越南那場戰爭失敗了，打不下去了，尼克松提出戰略收縮，要從越南收縮，從東南亞收縮，那個戰略形成以後，東盟國家本來依靠美國、依靠西方的，現在美國要走了，尼克松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後再發生像越南這樣的地區沖突由你們自己解決，我們可以提供支持，但是我們不會再出人出力了，這樣東盟國家一下感到沒有了依靠。所以在七十年代東盟就提出，首先是馬來西亞提出中立化，要把東南亞建設成爲中立和平的地區，這是東盟第一次發出來的聲音，和西方不是太協調的一個聲音，中立化什麽意思？原來我倒向西方，現在我不倒向了，我要在東西方之間尋求中立，這是當時東盟思想轉變的分水嶺。

　　隨著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地位迅速提高，中國加入聯合國，一系列國家和中國建交，包括1974年馬來西亞和中國建交，1976年泰國和中國建交。隨著中國的發展，一方面是美國在走下坡路，一方面中國蓬勃向上，國際影響，國際地位的提高，這就不得不使東盟的領袖們思考也要調整他們的對外戰略，這也就是當時爲什麽1976年李光耀訪問中國。盡管1976年以前沒有正式訪問中國的時候，中新貿易比重也很大，但是沒有建交，這是很少見的，沒有建交的國家總理訪問中國。

　　改革開放，鄧小平上台，引領了中國的發展方向，特別是鄧小平非常尊重李光耀，大家可能還記得，他在訪問新加坡的時候，和李光耀有一次長談，他們就互相交流，如何促進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關系發展問題，李光耀先生直言不諱的講，你要停止支持東南亞國家的共産黨，鄧小平回國之後就宣布黨和黨的關系，國家和國家的關系要分開，這是第一步，但是這個看起來不怎麽起作用。第二步，宣布停止對東南亞共産黨的一切物質上的援助，包括給錢給槍，給武器，給彈藥，還有藥品，全部停了。在這個之後，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關系才真正進入實質性的改善。所以李光耀和鄧小平之間的關系，相互之間的信服、佩服或者相信程度是非常深的，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回來以後說了一句話，新加坡社會管的很好，我們應該學習，所以之後中國由中宣部帶頭派出了一些高級的訪問團去新加坡訪問學習。從鄧小平說了那個話以後，中國才開始真正研究新加坡，此後一批批的中國公務員赴新加坡培訓。這就是中國和新加坡關系轉變的原因。

　　問：中國作爲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如何與新加坡等亞洲國家一道相輔相成，爲世界經濟文化發展做出貢獻？

　　張錫鎮：中國如何和周邊國家，包括新加坡如何共同推動地區的發展和繁榮，我們近年來外交，特別是中國的外交脈絡已經非常清楚。

　　從胡錦濤時代推出的睦鄰外交，好夥伴，好朋友等等這些政策，一直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等大的戰略構想，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我們和東盟，包括新加坡都是一直在尋求中國和東盟的合作，中國和新加坡的合作，中國和新加坡的合作可以說是非常多的。特別是習主席提出“一帶一路”之後，其中一個明確的外交戰略目標就是建立命運共同體，這個影響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我想包括東南亞國家和新加坡將來都需要向這個方向努力。

　主持人：下面我們進入第二個沙龍主題階段，有請：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正毅；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教授綦大鵬；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副主任趙可金；

　　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王傑；

　　第二節沙龍主題是在“後李光耀時代”討論李光耀的意義，各位老師也都有自己的見解，我現在就開始，首先請北大的王正毅教授做一下發言，我記得很早的時候，王老師寫的一篇文章，王老師平常一般不寫小文章，都是寫大文章，就是關于新加坡的。

　　裸露的心髒：應對全球化最准確的坐標

　　綦大鵬：《李光耀觀天下》中李光耀爲我們建立了一個今天應對全球化最准確的坐標，他爲什麽能夠成爲這樣一個坐標，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新加坡太小了，他非常小。

　　舉個例子來講，新加坡還沒有國內航班，因爲它的飛機一飛就出國了，它剛剛從馬來亞獨立的時候，要經過馬來西亞批准，新加坡應該說是一個裸露的心髒，他們沒有可發展的土地，那麽他就要研究世界，新加坡很強烈的感覺就是我們沒有土地，我們就要上世界上找自己的位置，所以就必須全力以赴了解世界，新加坡爲什麽會有國際視野，就是因爲他是真正去研究世界的人。李光耀先生每年都要去各國考察，一個是考察那些發展的基本東西，比如香港，香港是新加坡的競爭對手，他每年都要到香港住一個星期觀察香港，把香港視爲競爭對手，他還觀察研究過日本，新加坡的勞資關系就是從日本搬過來的，他還觀察歐盟，印度，他也觀察美國和英國一些發達國家，包括一些窮的國家，之前發展的很好，到後來衰敗了的國家，他通過這些對比知道了新加坡應該怎麽發展，同時從這些對比當中看到世界是怎樣把握全球化的關系。所以我想特別是對于我們研究學者來講，去研究新加坡，你就會得到去觀察世界，研究國際化最准確的坐標，這個往往在其他國家是很難得到的。

　　小國大智慧：“新加坡模式”的誕生

　　王正毅：應該說曆史上對現代有影響的國家，一個是17世紀的荷蘭，今天我們所有的金融基本上都來源于17世紀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另外一個是20世紀的新加坡。我認爲李光耀有兩本書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是李光耀的回憶錄，這是我們了解新加坡內政和外交非常重要的一本書，另外一本就是這本書，這本書是李光耀非常非常在他思想達到頂端之後寫出來的，所以前一本書是對內，這本書是對外的。如果我們討論李光耀我認爲有兩點至關重要：

　　第一，制度關系。李光耀留給新加坡的最重要的遺産之一是制度關系。新加坡最成功的制度關系應該是它的民族政策，新加坡70%是華人，有印度人，有馬來人，這是他和東南亞其他幾個國家都不同的一點。在李光耀成爲新加坡總理之後，雖然其他國家也提出造就新一代國民，但是真正開始的是在新加坡。李光耀不希望把新加坡打造成爲一個華人的國家，所以新加坡的華人是叫新加坡人，不是我們想象的華人，新加坡的華人是新加坡國內的華人，這個非常重要。用李光耀的原話說，如果我們把新加坡變成華人國家，那我們會成爲生活在馬來亞的孤島的華人。所以李光耀說馬來西亞建國的時候，我要把馬來語變成國語，我要造就新一代的國民，所以我的國語是英語、華語、馬來語，他讓國民自己去選擇，這個政策最後非常成功。最後李光耀做了非常重大的舉措——把南洋理工大學由華語大學變成英語大學，這是李光耀一輩子非常得意的事，也就是民族政策。

　　另外一個是思維關系，新加坡雖小，但是是東亞地區的思想大國，這個思想大國是東亞地區十三個國家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比的，如何在大國的博弈中尋找新加坡小國的生存空間，所以他是一個思想性大國，東亞地區其他國家沒有一個成爲這樣，新加坡將會沿著這兩個關系繼續走下去。

　　綦大鵬：李光耀最重要的意義是他確立了一個國家發展的基本道路。新加坡用三十年，四十年的時間，從一個發展中國家成爲一個發達國家，其中有很多最基本的東西它都做到了。

　　首先是經濟發展，第二是社會建設。我們三中全會把經濟建設作爲中心，新加坡也是這麽做的。但是新加坡做經濟建設的同時還抓社會建設，就像我們在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中等收入群體，要建設中等收入群體。有相關機構研究，70%的人口已經達到中等收入群體，這個社會就是穩定的。另外是法治建設，我們四中全會確定了法治建設，新加坡的法治建設剛開始就做了。最後是民主建設，他們是有選舉的。雖然是一黨獨大，但是有選舉。最後是執政黨建設，新加坡政黨選擇有一系列的制度規則非常完善：從下面的支部開始推薦一直推薦到高層。李光耀看人主要是看性格，看你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奉獻精神。所以他們的發展道路有經濟建設，把經濟成果怎麽樣再分配到整個社會上，使社會相對平等，同時用法治來保障；同時又有民主建設，有選舉權；最後是執政黨的建設，他這一套東西都是同時在做，這個我們也在做，但是新加坡應該說做的更好一點。

　　當時李光耀和鄧小平有過一段對話，鄧小平就說新加坡很小，如果你給我上海這麽大一塊地方，我是不是也可以和李光耀先生做的一樣好。當時李光耀先生有一個反駁，他說世界上的思想和道理是一樣的，他的話的意思是你給我一個大國我一樣可以把大國做的更好，當時小平沒有再接這個話，但是後來小平南巡的時候回答了這段話，他說新加坡做的比較好，值得我們學習，但是我們將來應該做的比新加坡更好，所以說他是有信心把中國做得更好的，應該說一個國家要發展成功，有它的基本規律。

　　王傑：新加坡在1959年以前也是一個腐敗非常嚴重的國家。1959年以後，人民行動黨執政，在對新加坡半個多世紀的治理之下讓新加坡一舉成爲亞洲乃至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他們的執政理念和制度建設也給我們很大的啓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光靠自律解決不了問題，靠什麽？靠制度，靠法律，只有把制度、法律內化于心，化爲自己的一種品格，一種思想，一種社會思想，然後來指導自己的行爲，只有這樣才是最好的結果。

　　所以把他律化爲自律，把約束化爲自覺，這些方面新加坡應該能夠給我們提供非常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層面的借鑒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這本書除了了解新加坡在李光耀治下，如何應用國際視野，用國際大智慧以外，還要從中間學習對我們提供改革開放，治國理政有借鑒的意義。

　　反思：新加坡模式我們該學什麽，不該學什麽

　　趙可金：當下我們中國有一股熱潮，學習新加坡模式，經濟上、社會上來學習新加坡，安全上可能更多的是學習俄羅斯。在學習新加坡的時候，必然會提到一個人，那就是李光耀，但是中國在曆史上學過很多國家，學過蘇聯，學過日本，也學過美國，現在又學習新加坡和俄羅斯。我一直在想，我們該學什麽？不該學什麽？

　　大家當然可以從新加坡偉大當中去捕捉李光耀的偉大和智慧，李光耀確實很偉大也很有智慧。我記得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講，對于一個國家的命運而言，一開始人創造智慧，接下來是智慧塑造人，每個國家的發展，都由于他最初建立國家的英雄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比如美國與華盛頓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中國與毛澤東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當然新加坡就與李光耀有不可分割的聯系。那麽李光耀的智慧到底怎麽理解？

　　我覺得不應該新加坡有什麽我們就學什麽，因爲智慧的東西是有生態適應性的，對一個地方適應，對另外一個地方不一定適應。但是我們要捕捉它制度背後的精神，這個制度理念，在這個國家，盡管在制度設計上發生了變化，但是它的原理是相同的。也就是說，無論是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還是像歐美、中國這樣的大國，我們在建設自己國家的時候，有一些人爲的理念和精神是不可回避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李光耀這本書中我初步感受到這本書的智慧可能有三個方面：

　　第一，它揭示了人的智慧，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人。在我們過去不光是在中國，在東方和西方，對人的理解都是有一定問題的。我們更多的是強調人的社會或者集體的事情，什麽決定人的存在呢？是由這個社會決定的。所以亞裏士多德講，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從社會和整體去理解人的本質，這曾經在曆史上創造過偉大的文明。但是這種認識人的智慧，在一定曆史階段出現了問題。而歐洲通過文藝複興的啓蒙運動，解放了人的個體思想。所以整個近代社會以來，科技是西方主導的。爲什麽李光耀把中國放在第一章，我的理解是像中國這樣的制度是注定要改變的，盡管它短時間不會改變，而人類的未來肯定要從以國家爲中心向以人爲中心轉變。我們應該強調國家是爲解決人的尊嚴而服務的，而不是人爲國家服務的，所以但凡世界上確定了把人作爲中心，以人的高度來衡量國家，這樣的國家多半是比較發達的，所以李光耀他就把人作爲中心，也就是李光耀強調的要平等的對待每個人。

　　第二，他在這個書裏也揭示了國家的智慧。他對國家的判斷，不像我們學者往往會用非常嚴密的方法或者非常紮實的資料，去捕捉這個國家的核心，而更多是用自己的感覺，或者用前面他對人的智慧的判斷和得出的，什麽樣的國家是好的國家。他在美國那一章裏講，盡管美國現在遇到了困境，他認爲不是衰落，美國是遇到了困境，而且他相信美國人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而且美國的優勢是仍然存在的，所以他的判斷是對人的相信而確立的，他感覺歐洲有問題，感覺日本有問題，但是他講到問題的時候不是說這個社會不好，而是國家在衰退。所以我們在讀他的文章的時候，和我們原來判斷經濟是以GDP爲標准完全不一樣的。如果仔細看李光耀在後面幾章裏越來越強調他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強調新加坡面臨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強調全世界面臨的共同的問題，比如氣候、能源、經濟的問題，他在憂慮這些問題我們要用什麽方案，我感覺他沒有提出方案，因爲他用了一個標題：“新加坡處在十字路口”。所以未來將會怎樣，如果是“後李光耀時代”的話，一定處在十字路口這樣的時刻。

　　“父愛式的政黨”：細節與傳承

　　問：李光耀先生所在的人民行動黨是如何掌握和運用文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是如何引領新加坡走向更加長遠的未來的？

　　綦大鵬：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所確定的一系列制度，能夠保證這個黨始終往前走，走的比較好。李光耀寫前不久寫了一本《新加坡發展的硬道理》，他寫這本書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要教育下面的人，他要把他的思維方式傳遞給他下面的人。他是在以他的一種獨特的方式在做這件事情。新加坡有一個說法，有一個老的李光耀走了，但是産生了很多小的李光耀，他的負面信息就是小的李光耀到處都在教育外面的人，教育中國人，教育美國人利用應該怎樣，但是他有一個好的含義是什麽，這些人確確實實繼承了李光耀認識問題，看待問題的思維方法。李光耀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他代表了一套方法，把它傳承給下面的人。

　　趙可金：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是怎麽凝聚新加坡人民的，其實道理很簡單。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不是西方意義的政黨，也不是列甯主義的政黨，是屬于一種非常特殊的，我把它叫做“父愛式的政黨”，它把你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如果你聽一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會議，你可以看到它完全不像我們共産黨的那些大會。他們開的都是這個地方開修橋了，或者某個地方的垃圾沒有人處理，講的是非常細致的問題。只有把人民的問題都解決了，才會受到人民的擁戴和歡迎。其實毛主席也曾經講過，他說共産黨怎麽受到老百姓的支持，你只有把他的柴米油鹽的問題，孩子上學的問題等等解決了，老百姓自然會喜歡你。

　　問：我之前聽到過一個信息，新加坡現在國防部長是政治家擔任的。對于國防這樣一個特別硬的東西，讓一個教育部長去擔任，我不知道李光耀先生是怎樣考慮的，是不是他對于這個國家有足夠的安全信心。

　　綦大鵬：他任命教育部長做國防部長，他的這些部長原來大部分都是做過軍官的，在軍校培養出來的，我們判斷一個人，你原來是從軍的不能從政，原來從政的不能從軍，關鍵是要看這個人的素質，他不會選一個素質不好的人當國防部長，不管你選什麽樣的人，他有這樣的背景，就一定能履行這樣的使命，這也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

　　趙可金：關于教育部長擔任國防部長的原因，我想這是一個文化發展的正常形態，因爲我們對制度的理解和西方對制度的理解不一樣，我們的制度沒有分權的概念，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黨，黨的所有權力都集中在中央，中央的權力都集中在少數幾個人當中，我們的概念當中是都要聽領導的，但是文官制的不一樣，他把具體做事的和管人的，其實是分開的，他的權力不是一起的，是分開的，而我們的經驗總是說有某種特長的人做某種事，所以說誰當國防部長不重要，關鍵是他們的文官制度能否靠得住，這才是最重要的。謝謝！

　　主持人：感謝四位剛才的演講和回答，都非常精彩，從一開始到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到這次發布會的尾聲了，最後我用半分鍾稍微做一下總結，一開始的時候我說這次發布會的主題是與世偕行，這個“世”應該是四個世，第一是世界，第二是時代，第三是趨勢，第四是實在。經過幾位致辭嘉賓的演講，經過兩輪沙龍討論之後，我們可能會對這些認識更加關注，更加深刻，這也是我們半這次新書發布會的主要目的之一，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傳播的特別快，流傳的特別廣，效益也特別特別好，最後感謝北京大學出版社，感謝京東圖書，感謝北大博雅論壇，這次發布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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