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次抽檢
隱去所有身份，突破「拉客仔」的層層防線，見證黑皮膚外國人用人民幣購買假名牌包；或是去郊區服裝廠，在繡花機轟鳴聲中，聆聽大學生創業團隊生死攸關的轉折歷程……
2018年2月的一天，數位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廣州和中山進行了一次特別的調研，在最「野蠻生長」的兩個現實中，尋求破譯「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關鍵密碼。
霞湖世家是他們的第一站。在這裡，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看到一卷布進入工廠後，經過繡花機器，通過質量檢測，最後變成一件成衣的完整過程。
這件成衣很快將會上線天貓，並銷往線下60多家實體店鋪，再由快遞員送到可能全國任何一座居民樓里。
這是品立男裝轉型之後，做的最正確的一件事——與中山最大的服裝加工廠合作，從生產源頭杜絕不合格產品進入銷售環節。
1987年出生的陳俊任是品立男裝的聯合創始人。11年前，他與幾個年紀相仿的朋友開始了一場「不嚴肅」的創業，並未想到多年後，他們因好奇心開啟的那家淘寶店鋪，成了自己今後人生里最重要的事業。
2007年，陳俊任還未從大學畢業，彼時，淘寶紅利時代剛剛掀開帷幕，在線上開店賣貨已經在年輕人中流行起來。閒適的校園生活讓這個福建小伙子也開始琢磨起「做生意」。
最初他在南寧幫朋友做分銷，每個月都能賺幾百塊，宿舍的同學看到後紛紛效仿，有人賣遊戲卡，有人跑去南寧的批發市場進小商品，還有人乾脆賣起QQ黃鑽，整個宿舍都洋溢在開店賺錢的氛圍中。
電子商務的出現，顛覆了以往的零售模式，提供了一個高效的、開放的平台，最大程度降低了門檻，在法律允許的前提下，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銷售自己的商品和服務，供方的潛能得到了充分的釋放。2007年的淘寶，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網絡零售商圈，橘黃色的網頁上的商業變革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畢業之後，陳俊任、鄧有駿等幾個小夥伴終於會師，將事業一心一意放在了開店上。他們去「檔口」（批發市場）進貨，衣服售價多為80元到200元。
2010年時，陳俊任的淘寶店首次突破千萬元銷售大關，在淘寶C店同類店鋪銷售中排名第三。直到這時，陳俊任和小夥伴們打撈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他們只花了幾萬塊買了一輛長城麵包車用來運貨，「創業初期沒有花錢意識，滿腦子想的依然是怎麼賺錢」。
緊接著，他們決定成立自己的品牌，註冊立舞尚品。讓他們沒想到的是，在此期間，他們打造了淘寶網第一夾克爆款，這件夾克衫創造了五年銷量超過200萬件的記錄，隨之變化的是，此時這個小團隊已經由幾個人成長為一百人的正規公司。
「那時候整個市場也發生變化了。」陳俊任說。立舞尚品只是一個賣貨的品牌，沒有調性，沒有品牌意識，「做了兩年，發現還是虧損，50元的棉衣，99包郵，還要拿出幾萬元的推廣，人員開支也很大，利潤率很低」。
「批發市場貨品情況複雜，參雜各種侵權假冒偽劣產品。」走在距離白雲市場約90公里的霞湖世家服裝生產車間，陳俊任一邊向全國人大代表盧馨，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蔣洪峰等人介紹品牌與工廠合作發起的品質管控流程，一邊回顧險些淪為假貨的創業轉型史。
到了2011年下半年，電商環境已經發生改變，隨著網絡購物的發展，消費者逐步從淘便宜向淘品質、重服務轉變。自掏腰包「燒錢」打價格戰、建物流倉儲基地的B2C企業，已開始逐步淡化低價優勢，更多強調及時配送、完善的售後，一味用低價和流量占領市場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痛下決心，2013年，憑藉多年積累下來的服裝設計師資源和供應鏈資源，這個團隊創立了新的設計師集合品牌——品立（PINLI）。
在漫漫探索之路上，品立為了在天貓「神秘抽檢」中達標，提升競爭力，需要完全打破舊有的供應鏈，建立起全新的團隊，組建一支更高質量的供應商團隊，最終才得以在這場血淋淋的廝殺中生存下來。而那些蝸居在批發市場中，通過假冒偽劣的產品，以三低模式到處圈地的商家，正在被這個平台一步步清退，逐漸消失。
陳俊任口中的「神秘抽檢」，阿里巴巴一年要發起十餘萬次，平均一天超過400次，分布在天貓、淘寶、1688等不同的業務線的80餘名品控工作人員一起打擊假冒偽劣商品。
為了專門留存假冒偽劣商品，為日後起訴作為存證，阿里巴巴專門租用了一個300多平方米的倉庫，裡面擺滿了三十多排貨架，全是假冒偽劣商品，從假愛馬仕皮帶到假馬桶，從假德芙巧克力到假鞋。三年存證期一過，便定期統一手動銷毀。
線上的「神秘抽檢」顯然無法阻擋線下假貨肆虐。
假貨兇猛
從霞湖世家離開，一路向北再在廣州市內轉個圈，大約90公里外，白雲區解放北路天橋下的大街上，總是聚堆站著幾個年輕人，他們染著黃褐色的頭髮，皮膚泛著兩廣地區特有的黑紅，時不時用餘光打量著來來往往的人，提防前來暗訪的執法人員。
他們是白雲皮具城的拉客仔，也被稱作「小蜜蜂」，專門負責招攬顧客，進入白雲皮具城5-11層的「大生意聚集區」，購買各路假冒的名牌大包。
「小蜜蜂」每帶一位客人進入店內，就有10元的酬勞，客人進行消費後，「小蜜蜂」還可從消費中提取5%的提成，除此之外，還有基本工資。
所以他們持續沿街徘徊，看到下車後四處巡視的「潛在客戶」，就會走上前遞上一張小卡片，低聲問一句「高仿嗎？」
在中國的打假地圖上，白雲皮具城一直是不能忽視的地標，這裡是全球高仿箱包的孵化器，全國最大的皮具批發商圈，與莆田安福電商城、深圳華強北地位相當，是著名的制假售假產業帶。
白雲皮具城的中心經營面積達16000餘平方米，其中1到4層是商鋪，5到11層為展貿式寫字樓。實際上，1到4層的商鋪多為小品牌的零售，真正的「大生意」是5到11層的寫字樓。那些樓層的房間幾乎都大門緊閉，門外常常坐著幾個年輕人看守，需要攬客仔才能帶進去。
所謂的「寫字樓」的真面目是一間間陳列著各個奢侈品牌高仿的店鋪，房間不小，大概七八十平方米，LV、Prada、YSL，男包、女包、書包、錢包一應俱全，琳琅滿目，五金閃著奢靡的光。顧客進入房間後，「小蜜蜂」通常就待在門口等候。
這些包真貨價格大都在1萬元以上，房間裡屬於中高端假包，價格基本500元以上，更逼真的高仿甚至會要價超過2000元，不過店裡的女導購表示「如果你做微商，拿得多，可以適當折扣」，最大折扣力度八五折。
由於廣州白雲皮具城的客戶有很大一部分為微商和所謂的「海外代購」，因此該地還配有包裝、假海外單據以及物流的一條龍服務。買了包的消費者，「小蜜蜂」會將其帶出樓，拐進不遠處另一個檔口——專門做包裝和海外單據。那是一家臨街小鋪子，10平方米狹小的屋子裡填滿了一捆捆單據，檔口裡是一個30多歲的女性，坐在擺滿單據的桌子前正在整理。後門的空地上堆積著一個個黑麻袋，裡面都是包裝盒。
在這裡，以羅意威為例，原裝盒30元，普通盒子15元，海外單據則是5元錢。海外單據包括假收據，既有POS機的刷款記錄，又有用英語寫成的羅意威專櫃收據，一次包裝花費20元到35元不等。
包裝之後，最後一環便是物流，早前曾經有記者來此暗訪，彼時一條龍服務中包括「假物流」。「假物流」是指，可以製作出一個能夠查詢到記錄的海外物流，通過這個「假物流」，就能製造一個假象：消費者所購買的貨物是從海外寄送過來的，並且有跡可查。
媒體對廣州白雲皮具城的報道近幾年未曾斷過，2014年《廣州日報》記者深入假皮具生產廠。據報道，即使是頂級A貨，其生產成本不過三四百元，售假利潤高達400%以上，工廠工人收入可過萬元。
廣州白雲假箱包只是售假汪洋中的一個縮影。從黑龍江黑河到廣東佛山，從新疆霍爾果斯到浙江義烏，商品經濟繁榮的地方，就存在一條條制假售假的暗河，晝夜涌動，循環往復不停歇。更是有無數的攬客俠、女導購和賣單據的大姐，卷進這場營生里。
侯耀華女徒弟事件之後，廣州白雲皮具城的老闆們擔驚受怕了好一陣，12月16日，公安部部署開展為期兩個月的「春雷行動」，假冒服飾箱包是重點，白雲皮具城首當其衝，整片區域的戒備都比以前更加森嚴。
然而2018年2月，朱征夫還是在那裡見證了一筆「國際交易」的誕生：幾位黑皮膚的外國友人，在翻譯的帶領下結完帳，將包包裝在黑色袋子裡直接背走。
「簡直是驚心動魄。」他在首次暗訪白雲皮具城之後，還久久不能平復自己的心情。
廣州白雲皮具城並非全部是假皮具，然而在仿貨畸形利潤的牽引下，皮具市場跌入「劣幣驅逐良幣」的怪圈，皮具正牌軍的生存空間日益逼仄，小品牌的正品被仿貨擠垮，更多廠主鋌而走險，踏上制假售假的道路。
從市場需求上看，一方面，大量無品牌「小作坊」依然活躍在淘寶上，或投奔拼多多，繼續以三低模式搶占低端市場；另一方面，以原單和大牌高仿為主的商家轉戰微商，以較低的價格擠占二、三線品牌的生存空間。
不論是皮具城，還是淘寶服裝，從某種意義上說，假貨和高仿真正傷害到的是那些二線開外的小品牌，當地的中小民營經濟體在假貨的蠶食下，生存境遇不斷惡化。「制假是個人一夜暴富，對當地經濟的破壞是很大的。」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對《財經天下》周刊說道。
侵蝕實體經濟
從機器轟鳴的服裝廠，到遍地假包的皮具城，僅僅相隔不到100公里，卻是製造業的兩個世界。這裡此時正在醞釀一場關於假貨治理的討論。「就這樣在我們眼皮底下野蠻生長，打假任重而道遠。」一下午的暗訪結束後，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發出一聲感慨。
「以前很多人指責淘寶賣假貨，但一整天走下來，會發現線下市場已經給線上治理帶來了很大困難」。經過全天走訪與座談，全國政協委員蔣洪峰也認為，假貨治理無論是立法方面，還是將來通過判刑等方式加大打擊力度，都需要呼籲整個社會一起重視。
從假鞋到假包，假奶粉到假茅台，長期以來，有人為假貨付出慘痛的代價，也從不缺乏為抵制假貨而奔走呼號的人們。
大概30年前，溫州人流行一種說法：假的當真的賣，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賣，應作別論。這種想法下，很多商家認為價格超低不叫偽劣商品，只有把低質的賣成高質的價錢，以次充好才是偽劣商品。溫州幾百年的製鞋基業因此曾被腐蝕。
1987年8月8日，杭州市工商局聯手多個部門，在杭州鬧市武林門廣場，將堆積如山的5000多雙劣質溫州皮鞋，一把火燒成灰燼。
這是一次相當有殺傷力的打假，驟然間，溫州皮鞋背上了品質低劣的壞名聲，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不少地方的店鋪還會張貼告示「本店不售溫州鞋」。
溫州鞋口碑下滑，使得商人的利益直接受到影響。溫州當地知名品牌奧康的所有者王振滔咽不下這口氣，等了12年，把全國各地「搜羅」來的2000多雙仿製奧康皮鞋運到杭州，在近郊的空地上，一把火燒掉了，才泄了自己心裡對假貨的恨。
然而，當溫州品牌花了12年終於再次闖出一條路時，他們發現自己又陷入了被假冒的泥潭之中。溫州鞋歷經的兩次假冒和被假冒潮，是典型的九十年代的造假和打假事件。那個時候，社會經濟剛剛起步，法律不健全，很多人為了解決溫飽而造假。
在此期間，1992年《產品質量法》出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相繼出台完善，與之伴隨的是物質社會的進步，但造假並未因此消失，而是漸漸變得規模化。
2008年三鹿假奶粉事件曝光，成為近十年間轟動全國的食品造假事件，這次事件如當頭棒喝，給社會各界警示假貨危害之深。河北省最負盛名的企業一夜之間信譽掃地，轟然倒塌，國產奶粉數十年造就的產業鏈瞬間覆滅，奶粉行業淪陷。
多米諾骨牌帶來的效應難以預估，之後的十年里，三鹿假奶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製造的信譽，很長一段時間，全球市場對中國產品心有餘悸，尤其是食品行業，更是遭受徹底的寒流。直到現在，國產奶粉的境遇依然艱難，國人消費奶粉目前很大程度上依賴海淘和代購。21世紀進入電商時代後，線下滲透到線上，假貨隔著虛擬世界變得更加防不勝防，在此過程中，品牌、電商平台和消費者無一倖免，淪為假貨的受害者。假貨並不是中國當下社會的孤例，更不是電商的產物，「這與中國現在處在特定的轉型經濟時期有關係」。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如此說道。
「消費比例在增長，就一定會對供給側提出更高的要求。假貨不打擊，市場信心建立不起來，大量消費者通過購買假貨或者海外消費滿足自己，對於消費者本身、就業以及整個經濟都是不利的。」阿拉木斯說。
正如品立男裝進行第二次轉型之時，按照陳俊任的說法，在品牌創建初期，品立沒有研發能力，只能通過在廣州的各個服裝市場拿貨，由於批發市場貨品情況複雜，摻雜各種侵權假冒偽劣產品，每個檔口之間尺碼不一樣，版型不一樣，導致產品出現同樣一個尺碼，有多個尺寸的情況出現。並且市場上面的產品沒有經過質檢流程，標識不符合，成分不符合的情況達到80%以上。
2011年以後，隨著對電商需求的增多，消費者對電商品質的要求也日益提高。《2016麥肯錫中國消費者調研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傾向正在從大眾產品向高端產品升級。
正因此，平台帶動商家升級，「天貓平台的質檢抽檢嚴格，導致我們在創立品牌初期被天貓抽檢扣分多次，後果很嚴重」。
品立男裝因此放棄了以往粗放式的採購，以及此前積累的供應鏈。重新組建團隊、確立品牌調性。
「平台推出服裝行業標準、提出質檢合格要求，是不是給品牌增負？怎麼才能實現雙贏？」在霞湖世家繡花機的轟鳴聲中，全國人大代表盧馨連串發問。
陳俊任以創業11年來的關鍵轉折點回應，「與平台合作，讓產品經過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全檢，再在銷售端通過大數據形式對所有銷售產品進行監控，能夠讓我們根據大數據反饋不斷的優化品牌的研發體系和供應鏈體系，形成良性循環」。
「我們作為生產商非常重視產品質量，在多個生產環節都有檢測，嚴格執行品牌方的要求，不然出了問題就可能被拒收」，霞湖世家服飾有限公司客戶部總監米雪梅，是今年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作為農民工代表，她建議在消費者中明確假貨的危害。
「假貨侵犯的不僅僅是合法經營者的智慧財產權」，她說，如今國內很多廠商、企業花費極大金錢和精力用於自主研發，但利潤空間總是被假貨侵蝕。更為關鍵的是，制假者為降低成本所選用的偽劣原材料，往往危害人身健康。
最終的品立男裝成為了一家集研發、設計、技術、檢測為一體的公司，其員工數超過250人，辦公面積超過5000平方米，擁有20000平方米高效倉儲體系。這一番升級的背後，線上和線下聯動，虛與實的界線被打破。
然而，就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春節前夕，中國消費者協會一紙名為《2017年「雙11」網絡購物價格、質量、售後服務調查體驗報告》的報告，主流電商平台無一倖免，均有「涉假」商品上線出售，再次觸發電商平台「假貨危機」。
假貨讓虛擬經濟變「虛」
院子裡的機器不停地運轉著，發出嗡嗡的聲音，一個個保險套在被放在水桶里的矽油浸泡過之後，直接擺上了布滿油污的覆膜機。在沒有經過任何消毒等安全措施的情況下，前一分鐘還沒穿「衣服」的保險套，搖身一變穿上了杜蕾斯、岡本等名牌產品的外衣。
2018年年初，陝西省運城市公安局鹽湖分局民警在河南鄭州破獲了一起跨省假保險套案件，該案案值超過500萬元，6處窩點近200萬隻假保險套因此避免流向國內市場。據犯罪嫌疑人供認，這些保險套除了有線下成人用品店，也將售往微店、微信、拼多多、淘寶和京東等電商平台。
進行包裝的工人來自村裡的村民，加工費一個包裝一毛錢。假冒保險套成本僅為0.42元，在市場上可以賣到10元到20元，利潤率在20多倍到40多倍之間。據了解，劣質矽油會破壞呈弱酸性的女性生殖系統，易引發嚴重的婦科病。有醫生指出，由於使用偽劣保險套而導致的人流和病毒感染的情況，在很多醫院都屢見不鮮。
滿是油污的假保險套生產設備
這一次順藤摸出的瓜，個頭不小，警方在6個窩點共查獲了兩套覆膜機、封口機等機器，還有170多萬隻已經用覆膜機加工好的保險套，其中大部分已經裝盒、裝箱。假冒的不僅有杜蕾斯，還有傑士邦、岡本、第六感等品牌。此外，警方還查獲了約27萬隻保險套裸套，抓獲多名犯罪嫌疑人。
國際商會在2008年的研究表明：1988年到2008年，全球假貨產業增長幅度達到10000%，年交易規模超過6500億美元，利潤更是高達毒品貿易的兩倍。到了2015年，這個規模已經超過17700億美元。
2017年，馬可波羅董事長黃建平在兩會期間提出拋出話題，稱在淘寶上有300多家店鋪，只有兩家經過馬可波羅授權，其他的都是「李鬼」，認為在淘寶網店上，已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黃建平稱，「虛擬經濟發展太快，相關法律法規跟不上。如果中國的實體經濟不能通過品牌、通過產品售價體現創新、品牌價值，那就是搞破壞」。
黃建平話語立刻引發了假貨與虛擬經濟的爭論，有人將虛擬經濟比喻成「野蠻人」，將假貨的泛濫與虛擬經濟的發展直接聯繫在一起，控訴虛擬經濟搞壞了實體經濟。
何謂虛擬經濟？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曾經對其下了一個容易理解的定義：「虛擬經濟是指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託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簡單地說就是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
經濟學上並沒有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分，約定俗成的虛擬經濟多指以錢生錢的金融市場，除此之外都可以算實體經濟。顯然這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爭的焦點並不在金融系統，它瞄準的是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網際網路經濟。
一年前，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指出了新經濟的內涵：「『實體經濟』是一個相對於』虛擬經濟』的概念，不是僅僅包含製造業，而是涵蓋著一、二、三產業。網店是』新經濟』，但直接帶動了實體工廠的銷售；快遞業作為『新經濟』的代表，同樣既拉動了消費也促進了生產。這些典型的新經濟行業，實際上都是』生產性服務業』，都是在為實體經濟服務，也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
阿拉木斯認為，電子商務不是虛擬經濟，尤其是新零售、新製造發展起來以後，更是和製造、流通、消費不可分割，融為一體。他強調：「電子商務對傳統的交易形式肯定有衝擊的，這是社會轉型必須付出的代價，所有的發展和改革都沒有十全十美的，讓所有人都百分百獲利而無任何損失的，只要看清楚這確實是社會發展的方向和大趨勢就可以。這種』破壞』肯定是全方位的，也正是因為模式差異大，才會產生轉型和顛覆式的發展。」
與其說網際網路經濟是虛擬經濟，不如說新經濟更合適。作為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革命，網際網路信息技術革命將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連接起來，開啟新經濟時代。
過去，沃爾瑪等大超市就曾改變零售商店的採購模式，直接向廠家低價格採購大量訂單，帶動了實體經濟發展。而現在，網際網路的誕生，以電子商務為例，它改變了供給端流通鏈條，顛覆了以往人貨場的關係，校驗模式人不見人，貨不見貨，改變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模式。很多網店直接向工廠下訂單、定製化生產，同樣帶動了大量製造業工廠的發展。
一方面，這種改變充分發掘了消費者的現實消費慾望和潛在購買力，將隱性的消費需求轉化為有支付能力的購買行為，形成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據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阿里巴巴納稅366億元，平均每天納稅超1億元，帶動生態上下游納稅超2900億元；帶動產業鏈上下游直接間接創造3300萬個就業崗位。
另一方面，不法分子利用網絡的虛擬性，隔著網線，利用網際網路的便攜和高效，兜售假貨，破壞電子商務的信用基礎。網購的消費者，先支付，再收到貨，這個過程本身就需要雙方付出互相信任，一旦收到假貨，對平台積累的信任感會徹底垮塌，將假貨直接歸責於平台。
網際網路和電子商務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工具，商家利用平台賣東西，促進實體經濟發展。但當假貨出現時，一味地指責技術和工具，其實是本末倒置的。
通過現象看本質，假貨從來不是線上電子商務造成的，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孫軍工認為「是假貨讓實變虛」。30年前的溫州假鞋，10年前的三鹿假奶粉，這些造假售假行為沒有在網際網路平台上發生，但依然發生了。從始至終，工具從來不是假貨肆虐的藉口，誠信缺失才是根源。
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
上午十點，一條微博突然引發了爭議，最醒目的第一句話赫然寫著「致兩會代表委員們：像治理酒駕那樣治理假貨」。發微博的不是別人，正是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那一天，是一年前的3月7日。「像治理酒駕那樣治理假貨」立即引發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行政執法機關、品牌權利人和消費者的關注，全民呼籲和關注對制售假者加重刑罰，提高制假售假成本，使創新得到保護，讓民生得以保障。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朱雪芹認為，打假關乎中國製造、中國質量的提升，不能讓充斥市場的假貨繼續損害中國製造的聲譽，劣幣驅逐良幣必須得到遏制。
蘇寧雲商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張近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態「假貨是社會問題，應該全社會共同參與」。
2017年3月8日，淘寶網以「違背不得售假約定、侵犯平台商譽」為由，將出售假冒貓糧的姚某告上法庭。7月20日，上海市奉賢區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法院審理後認為姚某的售假行為對淘寶網商譽造成了損害，要求被告向淘寶賠償人民幣12萬元。
這是全國首例公開宣判的電商平台起訴售假網店案，並於2018年被選入《2017中國法治藍皮書》「網絡篇」，獲選「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此案系阿里巴巴運用大數據主動發現並向警方輸送線索，談及此事，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的首席平台治理官鄭俊芳認為，過去兩年在網絡假貨治理上，已經取得了歷史性突破。
鄭俊芳，阿里首席平台 治理官。
在阿拉木斯看來，假貨是誠信體制不發達的表現之一。「網際網路時代的社會誠信也在發生著改變，建立在大數據、社交網絡基礎上的信息社會更容易發展社會誠信體系，所以對打假也會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如是說道。
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面對假貨橫行的指責，阿里巴巴首當其衝。馬雲曾說「假貨是阿里巴巴未來三十年最大的挑戰」。
打假成了堡壘之戰。2015年，阿里平台治理部正式成立，在整個平台上協調處理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從傳統偵查，到利用網際網路和黑科技，相關部門執法者在特戰隊的協助下，追蹤每一筆躲藏在網際網路隱形衣下的售假訂單，對制假售假窩點進行摸查。
事實上，2015年鄭俊芳接手平台治理的時候，這個團隊散在不同的部門裡，從零到有，逐步打造出來。平台治理部，也是一個首創的叫法。「在這個過程中，我給自己創造了一個TITLE——首席平台治理官。我們創造了團隊，創造了TITLE，創造了部門，更重要的是，帶來突破的結果。」鄭俊芳說。
突破的還是她的花名。「只用了一天，我就把花名改成師太，假貨沒滅絕，我就稱不上滅絕師太。」兩年多前，鄭俊芳接下了阿里巴巴平台治理的重任，走上打假之路。這個個子嬌小，常常掛著一張笑臉的「師太」從未想過自己的職業生涯有一天會與「造假、刷單、侵權」這些「黑灰產業」糾纏不清。
2018年年初，鄭俊芳帶領的團隊發布了《2017阿里巴巴智慧財產權保護年度報告》（以下簡稱《打假報告》），她說，「所有的投訴量，95%的投訴量在24小時內全部處理完畢，我們是全球第一家可以敢這麼大聲說的平台」。
其中顯示，截至2017年底，阿里打假特戰隊與全國23個省開展線下打假合作，累計向全國執法機關推送涉假線索1910條，協助抓捕涉案人員1606名，搗毀窩點數1328個，涉案金額約43億元。
數據還顯示，2017年主動刪除的疑似侵權連結中，97%一上線即被秒殺;通過數據技術主動識別刪除的商品量是權利人投訴刪除商品量的27倍;隨著權利人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不斷提升、對平台信任不斷加強，在與阿里合作權利人數目增長17%的背景下，整體智慧財產權投訴量顯著下降，降幅高達42%。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根本性解決線下假貨生產源頭、假貨跨國境以及多平台流竄的問題仍然任重道遠。「線上創業者」們也變得十分精明：拆開關鍵字，引流微信朋友圈，抬高假貨價格，或者將貨值控制在5萬元以內……不止如此，跨平台流竄的現象更是日益嚴重。
假貨對創新的傷害，對勤奮誠信人的傷害，對國家信譽的傷害正在像霧霾一樣擴散。由於誠信的缺失，增加了人們經濟交往的成本，經濟案件居高不下，商業欺詐屢禁不止。商務部數據顯示，每年因信用缺失直接和間接導致的經濟損失達6000億元，其中因產品質量低劣，制假售假，合同欺詐造成的各種損失達2000億元。
「當前打假就像個篩子，刑事判決處罰過低，不足以震懾利潤豐厚的制假售假產業鏈。」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鄭俊芳介紹，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個銷售額遠大於起刑點（5萬元）的制售假線索，而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經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緩刑比率近80%。
可以想像，如果失信成為一種慣性，潛規則蔓延成一種社會風氣，就會顛覆社會基本的價值觀念，摧毀人們心中對誠信的道德信仰，社會管理成本為之增加，商業活動缺乏基本的信任，虛假的東西就會橫行其道。
近些年，人們已經嘗到了經濟領域誠信缺失的苦果。歐洲刑警組織和歐盟知識產權署在聯合發布的《2017年歐盟打擊假冒和盜版的情況報告》中稱，中國內地是全球最大的假貨生產地，而中國香港則是最大的中轉站，總共占據了全球86%的假貨份額。
中國社會在國際上塑造的形象，因為假貨而受到嚴重損害。這不但減慢了國家經濟的發展速度，也侵蝕了社會公共道德的純凈，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損害是難以估量的。
在市場經濟活躍的當今，物慾橫流，光靠道德的說教與普及還不夠，更需要從法律、制度的完善上去約束和規範，讓其在誠信問題上不敢冒犯、不能冒犯、不想冒犯。
2017年兩會期間，政協委員朱征夫就曾提交《關於對制假售假行為加大打擊力度的提案》，建議加重對制假售假的刑罰處罰，鼓勵各地制定地方法規，強化行政執法手段，建立質檢、公安、工商、衛生等多個部門聯動執法機制，嚴格執行刑法對各種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和關於侵犯智慧財產權罪的量刑標準，對制假售假達到法定數額者嚴懲不貸，對侵犯商標、專利和著作權的犯罪行為予以嚴厲打擊。
2018年兩會到來之際，通過這次線下走訪，兩位全國人大代表與兩位政協委員對於假貨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朱征夫對此感觸良多。「必須意識到，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在他看來，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轉型升級的爬坡過坎的關鍵時刻，假貨作為新經濟建設的毒瘤，應該向打擊酒駕一樣打擊假貨，自己將就售假亂象相關內容再次進行提案。
議題將聚焦於加大假貨源頭治理，制假行為應直接入刑；加大對制假售假行為的刑罰力度，提高制售假者的犯罪成本，制售假犯罪人員付出沉重的代價，以及其他社交平台售假治理。
2016年新經濟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十九大開幕報告中，新經濟、大數據、人工智慧、共享經濟等熱門名詞再次成為「座上賓」。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正站在由要素、投資向創新驅動轉型的風口，新經濟正是這一重大轉型的方向。
從這個角度而言，進一步完善監管，打擊假貨，提升消費者的消費體驗，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要求，也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經之路。
如今供給側改革的概念被廣泛提及，某種程度上，清除制假源頭、售假樞紐，就需要將其納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視野下——在發展新經濟和服務型製造業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權制度完善的結合，以供給端搭車「網際網路+」的產品服務升級，以品質打造品牌而不是用劣質的模仿抄襲品牌，帶動當地經濟。
「假貨治理無論是立法方面，還是將來通過判刑等方式加大打擊力度，都需要呼籲整個社會一起重視。」全國政協委員蔣洪峰說。
連任委員朱征夫則表示，2018年全國兩會上，將繼續提交《加大對制假售假的打擊力度》的提案，提議加大對假貨源頭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門檻，推動制假行為直接入刑。
同時，他也呼籲加大對制假售假行為的刑罰力度，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並加大對制售假人員的經濟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