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到頂端，科技技術轉換成經濟增長逐漸呈現邊際效應遞減。全球經濟停滯、生產力下滑、全球環境惡化都已然成為「房間裡的大象」。有人樂觀、有人哀嘆、有人焦慮、有人彷徨，而作為與凱文·凱利（KK）齊名享譽全球的「未來預測大師」、20本暢銷書作者、歐洲「智慧歐洲」計劃的總設計師，傑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兩本著作——《第三次工業革命》和《零邊際成本社會》中為世界開出了一劑良方。
傑里米·里夫金也是「第一財經年度金融書籍」的獲獎作者。近日，第一財經對他進行了專訪。
「歷史上的經濟轉型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新的通信技術、新的能源技術和新的交通技術這三種新技術融合的結果。它們的融合構建出我們所說的技術平台或技術基礎設施。而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管理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方式，也改變了政府運作的方式。它們架於物聯網這個平台上，就能夠誕生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就是數字革命。」傑里米·里夫金在專訪中表示。
而根據他的判斷，中國和歐洲會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
「中國和歐洲都實行社會市場經濟。這一點至關重要。歷史上所有的基礎設施革命都需要有一個社會市場的存在，即政府和商界領袖、當地社區合作，共同創造公共產品。」他稱。
他並表示，未來將由政府、私人公司、大學智庫等學術機構、非營利機構等組成的協作共同體共同主導，而不是由少數大公司主導，未來全球化將演變為全球本土化。
工業革命需要構建通訊、能源、交通三網
第一財經：你在2012年的時候如何會有產生撰寫《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想法，2014年又如何產生了《零邊際成本社會》的構思？這兩本書互相關聯，但它們又是不盡相同。
里夫金：是的，它們是相關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寫的是如何轉型到一個全新的經濟時代，而《零邊際成本社會》主要闡述了如何具體實踐這一轉型。我強烈信奉要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
尤其是2011年期間，我開始擔任歐盟委員會（EuropeanCommission）的顧問。我對歐洲的許多國家進行了深入研究探訪，我們當時主要關注歐洲如何轉型到第三次工業革命。可以說，這兩本書所述的是我與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和歐洲多國領導為了將歐洲帶入新時代所進行的談話的成果。
過去數年，我也忙於與中國高層政策制定者探討（中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前景和經濟轉型。我在歐洲的顧問經歷協助歐洲邁入了一個更加平等、更加注重生態的經濟發展新時代。之後是中國，我將歐洲和中國叫做「先行者」。希望美國不會落後太多。
第一財經：《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介紹了理論，而《零邊際成本社會》更多闡述了實踐。如何定義「第三次工業革命」？據我所知，歐洲還有另一個與「第三次工業革命」類似的概念，叫「第四次工業革命」，克勞斯·施瓦布教授還寫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第三次工業革命和第四次工業革命有什麼區別呢？我理解它們是同樣的一回事兒。
里夫金：我很高興你問起這個問題。
新工業革命是一次綜合的、系統化的數字化基礎設施轉型，它將智慧經濟範式中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聯繫在一起。這就是歐盟所說的「智慧歐洲」和中國所說的「中國網際網路+」。
讓我們從理論框架談起。
很明顯，過去10到15年，不論是已開發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全球各國的GDP增速都在放緩，生產力也隨之不斷下降。這樣的停滯令全球經濟放緩。而此前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化石能源驅動的基礎上的，釋放了很多二氧化碳。因此，我們目前正在經歷全球氣候變暖。這可謂是巨大的潛在危險。氣候變暖如今已經改變了歐洲的未來路徑。毫無疑問，這是有史以來，我們星球面臨的最大挑戰。我們開始回望歷史，提出疑問：如果我們需要為全球構建一個新的經濟前景，我們必須要抓緊時間了。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經濟發展計劃，並需要此後的兩代人來加以實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減緩氣候變暖，並改變全球經濟。
第一財經：在歷史上，人類是如何處理類似的經濟難題的呢？
里夫金：在人類的歷史當中，我們至少曾經有七次巨大的生產力的飛躍和經濟範式大轉型。有趣的一點在於，歷史上的轉型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三種技術融合的結果，這三種技術的融合構建出我們所說的技術平台或技術基礎設施。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文明管理、賦能、驅動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方式。
這三個技術是：第一，新的通信方式，它幫助我們更有效地管理人與機構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第二，新的能源和管理能源模式，以此更好地賦能經濟社會活動；第三，新的交通方式，讓我們重新定義交通出行和物流，並高效地驅動經濟社會活動。這三大技術結合在一起，也就是我們的通信、能源、交通結合在一起，能夠從根本上改變文明管理、賦能、驅動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方式，產生一種新的經濟範式。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我描述了前兩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時，英國出現了通信、能源、交通的新變化。當時英國人覺得手動印刷非常慢，於是他們發明了蒸汽機，他們隨後找到一種新的廉價能源——煤炭，並開始用蒸汽的方式發展印刷術，找到了非常好的通信方式。再後來，基於煤炭發電誕生的電報遍布英國，使得通信能夠高速進行。英國人又把蒸汽機運用到鐵軌上，創造了鐵路運輸。於是，火車的交通方式，加上煤炭和電報的出現，再加上蒸汽驅動的印刷，使得英國人能夠更高效地管理、賦能、驅動經濟和社會生活，促使第一次工業革命出現。
第二次工業革命出現在美國，出現了新的通信方式（電話、收音機和電視），新的能源來源（便宜的德州石油）和新的交通物流方式（基於內燃機）。
第二次工業革命目前發展到了頂端。各類改革已經很難克服經濟增長停滯了，因為由第二次工業革命構造的基礎建設所能帶來的生產力在過去15年已經到達了極限。
由此，我們需要一次新革命，即第三次工業革命，或者數字革命（digitalrevolution）。
在默克爾出任德國總理的第一周，她問了我一個問題：如何規劃德國經濟，才能激發新的商業機會和工作崗位，並刺激歐洲發展。我告訴她，改變基於舊的通信、舊的能源、舊的交通技術的舊技術平台或技術基礎設施，開始採用新的通信、能源和交通技術網絡，才能驅動德國經濟增長。
首先，網際網路的發展提供了新的通信技術和通信網際網路(thedigitalcommunicationinternet)。全球有35億人每周7天、每天24小時不間斷地通過網際網路獲取和傳遞信息，邊際成本幾乎為零。這就是新的數字通信網絡，至關重要。
其次是新的能源網際網路(thedigitalenergyinternet)。新的可再生能源能夠通過數字化電網實現全網協調，全面調配能源。舉例來說，中國在本土製造的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能夠在全中國及中國之外分享，就像我們通過通信網絡分享知識和娛樂信息一樣。
如今，這兩個網絡已經被寫入了中國的「十三五」規劃。
最後，這兩個網絡與第三個網絡——數字交通和物流網絡融合（thedigitalmobilitytransportationandlogisticsinternet）。後者指電動車、智能出行等。
除了上述三個數位技術網絡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物聯網。也就是說，三個數位技術網絡共同構架於一個平台之上，萬物互聯的物聯網平台（theinternetofthings）。
在物聯網時代，每棟房子、辦公室、工廠、農場都變成了一個數據中心、可再生能源生成點以及電動汽車充電站。換句話說，每個建築都成為網上的一個節點聯結著另一棟建築，能夠更加有效、高效地溝通、賦能經濟和社會活動，驅動全中國的交通。這就是構成中國「網際網路+」的智能基礎設施。
目前，中國正在加速從各個領域積極推進新產業革命進程。中國在太陽能和風能製造領域世界排名第一；在通信領域，過去是美國領先，如今中國也加緊趕超。中國在每個地區普及最新的通信技術，建設大量的基站，為邁進5G時代做準備。在第三個交通網絡方面，從電動車到自動駕駛汽車的蓬勃發展，將加速中國物流和駕駛領域的發展。
中歐將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
第一財經：鑒於中國的人口、市場、消費能力等因素，我認同你關於中國將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觀點。第一次工業革命是由英國主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由美國主導，您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會由中國主導嗎？還是由中國加歐洲加美國，或者其他國家一起引領？
里夫金：我希望我能說是由美國引領，但這不太可能。
我認為中國將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歐洲也將與其並肩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原因在於，中國和歐洲都實行社會市場經濟（socialmarketeconomy）。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
歷史上所有的基礎設施革命都需要有一個社會市場的存在，即政府和商界領袖、當地社區合作，共同創造公共產品。舉例來說，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福特汽車能夠發展，需要電力、公路等配套，但這些基礎設施平台都需要提升並由政府監管。
也就是說，回望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都需要政府，不論是國家層面的政府還是地方層面的政府，與商界合作，構建一個公共平台，商業企業能使用這個公共平台來提高生產力和效率，降低固定成本和邊際成本，繁榮發展。
在美國，當時歐巴馬總統希望提振美國綠色經濟，他花了數十億美元試圖創建一個繁榮的經濟體，但最終沒有成功。因為美國政府的思維是用政策激勵私人部門，讓私人部門自己運作、自己決定輸贏，由此實現私人部門的繁盛。結果，每家企業往往自顧自地推出產品和服務，但不足以構建出經濟發展需要的整體和全面的基礎設施。
總結一下，我認為中國會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世界迎來了「中國時代」，中國需要承擔其責任。
第一財經：回到基礎設施的問題上，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美國，數字時代的基礎設施往往是由像Google、Amazon、Apple、阿里巴巴、騰訊、百度這樣的大公司構建的，也就是說由私人企業構建的，這似乎與理論框架中所提出的協作共同體（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有些相悖。
里夫金：讓我們先退一步，釐清這一基礎設施平台的體系結構，然後，我們再來討論基礎設施的構建。
有趣的一點在於，數字革命會極大地提高產業的效率、生產力，並令固定成本和邊際成本大幅下降。這會顛覆我們對於經濟的理解。
到2030年，每個商業企業都會成為一個數據中心、可再生能源生成點以及電動汽車充電站，成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它們能夠做到跨境實時收集數據，而這些數據將被傳輸到通訊、能源、交通網絡上，從而讓每個行業都能通過網絡更有效、更高效地管理、賦能、驅動自身的經濟活動。也就是說，到2030年，我們會有一個「全球大腦神經系統」，實時同步數據，構建零邊際成本社會，這也意味著社會企業家精神的潛在蔓延和經濟機會的大幅增加。
這將改變全球化的模式。當每個人都聯結在一起時，整個人類大家庭聚在一起，擁有更多多樣性，這會顛覆那些縱向聯結的巨頭公司，人們將以一種不同的方式相互聯結。整個經濟運作模式將會從第二次工業革命時那種基於自上而下、縱向聯繫的跨國企業構建、管理基礎設施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轉變為各區域、各行業橫向聯繫的全球本土化（glocolization）。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體系結構是中心化的（centralized），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體系結構是分布式的（distributive）。
以中國為例，中國現在僅需25美元就能買到一部智慧型手機，通過智慧型手機，每個人都能以很低的固定成本和幾乎為零的邊際成本交流。每個人還都能通過分析挖掘自己的數據，製作自己的App、製作自己的視頻，以幾乎為零的邊際成本分享，從而提高效率和生產力，驅動商業發展。
經濟模式從市場轉變為網絡，從擁有轉變為可使用，從買賣關係變為提供使用關係，從消費主義變為可持續，意味著每個人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也就是消費生產者（prosumer）
現實中，市場行動往往是緩慢的，每筆交易的開始和結束都是謹慎的，新的交易開始又需要重新談判。而網際網路上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時全天候不間斷地運作。就像股票市場，雖然每股賣出的佣金很少，但全球交易額的量匯聚在一起，相當可觀。
再回頭看看那些巨頭公司。Google、Facebook本身都是很好的公司，但當發展到人們沒有可替代的選擇時，它們就成為了全球壟斷企業。過去，這曾經發生在電話通信和發電等公用事業公司身上，最終各國的解決方案主要是兩種，一則將這些服務變為公有制，一則繼續保持私有制，但對其進行監管。
我的判斷是，未來，當千禧一代當家做主時，會產生一種新的政治運行模式。平台要麼由私人公司構建並管理，要麼由政府構建並管理，但不論哪種情況下，都由政府權威部門監管。這樣，公眾就能從公共平台獲得最好的服務和物品。
第一財經：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推測。繼續推演下去，在這個新時代中，政府的定義和角色為何呢？在未來體系中，基礎設施是公有的，並受到政府監管；但實際上，基礎設施和整個體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又是私有的，政府會監管它。那麼，照此發展下去，政府是否會成為一種新型政府，以一種新的機制運作？
里夫金：是的。
以歐洲為例，2017年2月，我們提出了「智慧歐洲」(Smart Europe)，這一戰略與中國的「網際網路+」非常類似。歐盟委員會還設立了相關基金，專門用於構建基礎設施。關鍵在於，「歐委會」在這一戰略上的具體安排，就能體現出你所提到的新型政府運作機制。
我們相信，中央政府，在這個案例中，即歐盟，需要在構建與智慧數字化歐洲相符的監管框架方面發揮主要作用。事實上，政府的角色比以往更加重要了。政府成為了裁判、仲裁者，政府需要設立新的準則、監管措施和標準，同時，為了滿足第三次工業革命橫向的、分布式的特點，歐洲的每個區域還需要將當地政府、當地商界、當地大學、智庫聚集在一起，在忠於歐盟設立的大框架的背景下，使上述準則、監管措施、標準適應它們的區域需求和區域利益。
歐洲的問題在於，歐洲一些舊有的準則、監管措施和標準，不適合甚至會阻礙第三次工業革命。為此，我們在歐洲挑選了三個試驗區域——法國北部省上法蘭西大區（Hauts-de-France）、鹿特丹的大都會地區以及海牙和盧森堡的大公國。在每個區域，我們讓當地政府、商業界和大學、智庫、非營利組織相互合作，並與由數百位科學家、工程師組成的全球團隊一起，共同制定出適合每個試驗區域的路線圖。
第一財經：中國和歐洲的情形類似。
里夫金：對，中國和歐洲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中國的中央政府也需要像歐洲那樣設置好總戰略、總路線圖和監管措施。與歐洲一樣，中國各區域之間的情況不盡相同，彼此間也存在競爭關係。和歐洲一樣，中國也在「網際網路+」中提出了智慧城市、智慧地區的概念，但還沒有將其真正從理論轉變為實踐。
中國的中央政府需要在始於2021年的「十四五」規劃中設置一個全面的中國「網際網路+」路線圖，這個路線圖能夠將「十三五」規劃中已經成功實施的「網際網路+」倡議統合起來，在全中國所有城市和地區構建一個無縫對接的中國「網際網路+」基礎設施。
我很喜歡中國長期以來制定五年規劃的傳統，下一個五年規劃能夠建立在前一個五年規劃的成功基礎上。這些五年規劃提供了持續的長期的規劃，同時也提供了在變化情況下適度調整的彈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複雜適應性系統思維。
在此基礎上，中國各地方也需要將地方政府、商界、大學、智庫聚集到一起。每個地方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創立適合自身的計劃，但該計劃需要契合整個中國「網際網路+」大規模系統性轉型。後者指基於物聯網的三網（數字通信網絡、數字可再生能源網絡和數字交通網絡）融合。
智慧型中國「網際網路+」基礎設施不會在一夜之間一蹴而就。這一項目將耗時四到五代人，即半個世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國的「十三五」規劃中將國家電網轉型成為一個全面運營的數字化公用事業網絡，以此管理由全中國成千上萬個小型可再生能源發電廠所產生的能源分享。這一規模和速度讓我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