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光耀回憶錄》中，李光耀回顧了“婚嫁大辯論”的前因後果。在他看來，不論是“棒喝”那些不願娶高學曆女性的精英男士，還是由政府出面當“紅娘”，甚至用稅務優惠鼓勵大學畢業生結婚，都是爲了新加坡最寶貴的資源——人才。
李光耀下基層社區工作照
1980年代起，新加坡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開始顯現，保持單身的大學生（尤其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逐漸增加，生育率逐年下滑。這種現象不僅引起了父母的擔憂，更受到了政府的關注。
1983年8月14日晚上，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在常年國慶群衆大會上發表了出人意料的講話，通過兩個電視頻道全部現場直播。那是觀衆最多的時刻，他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有所作爲，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爲妻。這次講話後來被稱爲“婚嫁大辯論”，引起很大的反響。盡管這次事件導致人民行動黨在次年的選舉中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仍堅持推行一系列政策，希望改變新加坡大學畢業生的婚戀狀況。
在《李光耀回憶錄》中，李光耀回顧了“婚嫁大辯論”的前因後果。在他看來，不論是“棒喝”那些不願娶高學曆女性的精英男士，還是由政府出面當“紅娘”，甚至用稅務優惠鼓勵大學畢業生結婚，都是爲了新加坡最寶貴的資源——人才。
推動“婚嫁大辯論”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悟透再明顯不過的道理：人才是新加坡最珍貴的資源。像新加坡這樣一個資源稀少，建國初期只有區區200萬人口的彈丸小國，人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促使我決定發表那次“婚嫁大辯論”演講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報告。報告顯示，新加坡最聰明的女性沒有結婚，下一代缺少她們的傳人，這意味著將會産生相當嚴重的後果。最優秀的新加坡女性沒有傳宗接代，因爲學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們。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將近三分之二小姑獨處。無論是華族、印度族或馬來族，亞洲男人都甯可娶個教育程度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嫁給學曆相同的男性。
對這種失去平衡的婚姻與生育趨勢，我們再也不能不聞不問，不加以幹預了。我決定給新加坡的男性一記當頭棒喝，使他們從愚昧、陳腐、具破壞性的偏見中醒悟過來。我引述了美國明尼蘇達州對好多對雙胞胎所做的一項研究的結果：這些孿生兄弟姐妹在許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別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國度帶大，他們在詞彙、智商、習慣、對飲食和朋友的好惡以及性格和個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換句話說，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遺傳的，大約20%則取決于後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雙親之間，少數會超越或不及他們的父母。因此，大學畢業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較低的女性，等于沒有充分制造讓孩子能夠升上大學的條件。我呼籲他們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爲妻，也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兩個或更多子女。
大學畢業的女性心裏不舒服，她們的情況經我一提成了舉國注目的焦點。非大學畢業的女性，還有她們的父母親，怪我勸阻男性大學畢業生跟她們成婚。報章輿論排山倒海般向我襲來，抨擊我是精英主義者，因爲我相信人的資質是遺傳的，不受教育、飲食和培訓等後天條件的影響。一對從事專業工作的夫婦對所謂低收入家庭培養出來的孩子不那麽聰明的假設（其實我沒有做過這種假設）提出挑戰。
“就說小提琴家李斌漢吧，他出身牛車水的平民區，當初如果不給他機會，他根本不可能發展本身的才華。”（從小在牛車水長大的李斌漢當年被耶胡迪·梅紐因發現，赴英國進入梅紐因的學校就讀，後來成爲曼徹斯特管弦樂隊的第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義的色彩。”另一個女讀者寫道：“我是一個未婚的成功專業女性，現年40歲。我保持單身，因爲這是我的選擇。有人竟然認爲區區一點錢財獎勵就能讓我跟第一個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後爲了新加坡的未來生育出一個天才兒童，這實在是莫大的汙辱。”連當時身爲人民行動黨後座議員的杜進才也對我的想法進行嘲諷。他說，他的母親從沒上過學，父親是個書記，只受過中學教育，如果必須依賴雙親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爲了支持我的論點，我把過去幾年以12、16和19歲三個年齡層在考試中成績最好的學生的10%作爲調查對象，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分析的統計報告公開。這些數字說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親是否受過高等教育是決定學業成績優越與否的關鍵。我也公開了六七十年代的數據分析報告：大部分獲頒獎學金負笈海外的優秀生，家長都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我把這些數據和八九十年代的數據對比，後期數據顯示，首100名最傑出的獎學金得主當中，超過50%有個從事專業工作或自雇的父親或母親。由此得出明顯的結論：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獎學金得主的雙親，如果遲一個年代出世，身處教育普及，隨時有多種獎助學金和貸學金可供優秀學生申請的時代，他們也一定能考上大學。
西方媒體對這場風波大事報道。自由主義派的西方寫作人和評論員借此諷刺我無知，認爲我滿腦子成見。但是有一位學者爲我辯護——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赫恩斯坦。數年後，赫恩斯坦與人合撰了《鍾形曲線》一書，把資質來自遺傳的證據擺在讀者面前。
政府出面做“紅娘”
爲了緩和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的問題，我們成立了社交發展署，推動男女大學畢業生之間的社交活動。我還親自挑選了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的一名醫生範官嬌來主持大局。當時她年近五十，丈夫也是一名醫生，兩個子女在念大學。她待人處事溫文可親，總有辦法叫年輕人放松繃緊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選。
社交發展署成立初期，大學畢業生不論男女，全對它不屑一顧。國際傳媒再一次抓住機會大肆嘲諷我們牽紅線的努力和它所組織的有關活動——有專題研討會、講座和電腦課程，也有遊輪假期和地中海俱樂部的旅行。
實際上，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人數日益增加的現象已開始引起家長們的恐慌。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學畢業生之外，他們的母親何嘗沒有責任。非大學畢業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兒子娶個非大學畢業的媳婦過門，以免媳婦騎到自己頭上來。傳統的文化偏見總認爲男人維護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憐又可笑的事，要改變這樣的偏見談何容易。
同樣的問題其實在任何教育層次都有。一大批“A”水准（劍橋普通教育證書高級水准，或者高級中學）畢業的女性，找不到學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願意娶她們爲妻。“O”水准畢業的女性也一樣。女性只願意上嫁，男性只願意下娶，結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爲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們高，誰也不願意嫁給他們。爲了輔助社交發展署的功能，我促請人民協會理事長成立社交促進組，以中學教育程度的男女爲服務的對象。社交促進組的會員人數迅速增加，到1995年時已增加到9.7萬人，通過它所組織的活動而互相認識的會員中，有31%結爲夫妻。教育普及化摧毀了舊有的擇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設法取代傳統紅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來的數字也顯示，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這使我們的問題雪上加霜。完成大專教育的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學程度2.3，沒上過學的4.4。新加坡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長，教育水平較高的一群卻連替代水平也達不到。
爲了扭轉這個生育趨勢，我和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吳慶瑞，在1984年決定讓生育第三個孩子的大學畢業的母親，在爲所有的子女選擇最好的學校時享有優先權。這可是每一個家長夢寐以求的一種特權，卻也是個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課題。內閣中由拉賈拉南率領的平等主義派勃然大怒，拉賈拉南對“聰明父母必出聰明子女”的說法予以駁斥。即使確實如此，他辯駁說，也沒有必要去傷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滿，不因爲他同意拉賈拉南的看法，而是因爲這種政策將冒犯資質較弱的家長和他們的孩子。年輕一輩的部長面對資深同僚三種全然不同的見解，也意見不一。凡事求實的吳慶瑞贊成我的看法，我們兩人堅持己見，認爲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學畢業生喚醒不可，以使他們擺脫不合時宜的下娶觀念。最後，我們以大多數票通過這個決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學畢業母親的不滿原是意料中事，畢竟她們會比較吃虧。但是，令我和吳慶瑞始料不及的是，連大學畢業的母親也提出抗議，甚至不願意接受這種優先權。不過，年輕的男士們總算把話給聽了進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進度始終快不起來。大選過後，我同意放手讓繼吳慶瑞接任教育部長的陳慶炎改變原來的決定，撤銷大學畢業母親所享有的特權。我已經喚醒人民，尤其是受大專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國家的處境毫不掩飾地擺在他們面前。但是，既然這份特權使女性大學畢業生感到尴尬，我想還是取消比較好。
已婚婦女獲稅務優惠
取而代之，我給予已婚婦女特別所得稅優惠——這次以大學、理工學院、“A”水准和“O”水准畢業生爲對象，擴大範圍，避免過于強調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這些婦女本人或者她們的丈夫，就能獲得可觀的特別稅金回扣。這個稅金優惠果然使更多婦女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
許多輿論的矛頭指向政府，責怪政府在1960年代草率推行“兩個就夠了”的生育計劃。這一步真的走錯了嗎？其實有利也有弊。沒有這個政策，家庭計劃抑制人口增長，可能永無成功之日，失業和失學的問題就永遠解決不了。
只可惜我們忽略了本應預見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只生一兩個孩子，教育水平較低者則繼續生育四個或更多孩子。談論家庭計劃問題的西方寫作人沒有向人們指出這一點，因爲這麽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要是我們自己早一點發現這個問題，整個運動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和對象來展開——在1960年代開展家庭計劃的時候，一開始就用獎勵措施鼓勵教育水平較高的婦女生育三個或更多的孩子。只可惜我們被蒙在鼓裏，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結果出來了，我們才看到不同社會和經濟組別的人的不同生育趨勢。
自從于1983年發表了那一次的演講之後，我定期公開以全國會考成績最優秀的10%學生爲對象的調查結果，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統計分析。新加坡人已經接受一個事實：家長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達到同等的水平。我發表那一番演講，旨在喚醒我們的年輕男女和他們的父母，要他們采取行動扭轉當時已很嚴重的情況，隨即引發的公開議論也使情況有了改變。
吳慶瑞是受過訓練的統計師，在我棒喝男性大學畢業生之後的數年內，不斷研究有關數字。他告訴我，我們無法及時解決這個問題，以挽救大多數新加坡女性大學畢業生的命運。數字上雖然有好轉的迹象，但是卻也顯示，要扭轉這個趨勢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況對這些優秀女性不利，連帶影響新加坡。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學畢業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來得高。也有越來越多女性大學畢業生願意下嫁非大學畢業的男士，不再保持單身。要扭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實在並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吳慶瑞所說的，要改變這個文化差異的過程非常漫長，感性的一面卻叫我無法接受我們不能更快一些讓男士們覺悟，消除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