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周五啦！今天小編爲大家解讀吳曉波的《影響商業的50本書》的第三部分：動蕩年代與潮汐的方向。
這一部分，你將會了解：
- 誰是最令人討厭但讀者最多的經濟學家以及他的作品《蕭條經濟學的回歸》
- 非理性繁榮的含義以及預測了美國股災的人物
- 一位堅定的政府幹預主義者與他的代表作《政府爲什麽幹預經濟》
- 關于公平與效益的討論以及公平的代表作品之一《21世紀資本論》
- 一位美國家庭主婦關于城市建設的純真想法
- “大數據”一詞的發明者以及准確描述了互聯網的《第三次浪潮》
- 互聯網人都聽說過的《失控》以及KK
- 《奇點臨近》關于“機器什麽時候戰勝人類”的熱火討論
- 什麽是“戴爾沖突防治理論”，“金拱門理論”（《世界是平的》）
- 著名的《未來簡史》，關于“99%的人將成無用之人”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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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條經濟學的回歸》：最喜歡說“不”的經濟學家
通往世界繁榮的唯一重要的結構性障7礙，正是那些盤踞在人們頭腦中的過時的教條。
——保羅·克魯格曼
如果有人評選“全球最讓人討厭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1953—）很可能會排名第一，至少肯定不會跌出前三。
他是小布什總統最討厭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最刻薄的批評者。他對中國經濟模式的輕慢，讓他失去了最大的商業票房市場。每次經濟學家聚會，他總顯得格格不入。
但是，他又是全球讀者最多的經濟學家，其雄辯的文筆被認爲是自凱恩斯之後第一人，更有人認爲，他是活著的經濟學家中影響力最大的那一位。
讀他的書，你也許會不認同他的觀點，但會被他分析問題的方法和絢爛而遼闊的視野所迷倒。
地道紐約人，麻省理工大學畢業，耶魯大學教學，25歲的論文獲得諾貝爾獎，總統經濟顧問，克林頓競選顧問，一生盛氣逼人，克魯格曼暴得大名，是因爲他准確地預言了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
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東亞四小龍”快速崛起，1994年，克魯格曼卻不合時宜地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上發表了《亞洲奇迹的神話》，激烈批評新加坡、韓國等國家高度依賴政府主導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資拉動，因此不具備可持續性，東亞模式“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要幻滅”。
他拳打邁克爾·波特的競爭理論。波特在《國家競爭戰略》中，試圖把商業界成熟的競爭理論延伸至國家治理。克魯格曼卻認爲，“定義國家的競爭力比定義公司的競爭力困難得多，偏執于競爭力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會幹擾國內政策的制定。……有人以爲，一國的經濟財富主要取決于它能否在世界市場上取得勝利，這種看法不過是個假說，甚至是完全錯誤的”。
接著，他繼續腳踢東亞模式。他直接把“亞洲四小龍”稱爲“紙老虎”，他輕蔑地寫道：“如果說亞洲的增長有什麽秘密的話，無非就是延期享受、願意爲了在未來獲得收入而犧牲眼前的享樂。”他斷定，它們不可能再保持前幾年的速度，甚至有可能爆發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危機。
就在此書出版的第二年，泰铢泡沫破滅，一場金融危機席卷亞洲各國，克魯格曼成了那只預見了危機的“超級烏鴉”，《流行的國際主義》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在極短的時間裏狂銷120萬冊。
相比于國家主導模式或波特式的競爭理論，他更信仰市場和技術的革新力，認爲真正重要的並非全球競爭，而是技術變革。技術進步帶來了全要素生産率的持續增長。
1999年，克魯格曼出版了《蕭條經濟學的回歸》（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他警告人們，現實世界正經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所有問題都一針見血地涉及需求不足。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經濟的生産能力，已經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了。蕭條經濟學又回來了。
全書以很長的篇幅回顧了1997年7月1日——他稱之爲“世界新秩序的轉折點”——以後的亞洲金融危機全景，同時以專題討論了20世紀90年代的拉美和日本經濟模式。克魯格曼試圖使眼前的世界與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做一次大跨度的呼應，從中尋找出經濟蕭條的共同規律，以及新的應對策略。
進入21世紀之後的全球經濟，在很長時間裏並沒有出現全面性的蕭條，這當然不是經濟學家們的功勞，而是要感謝喬布斯、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和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但是，局部的蕭條從來沒有消停過。
《非理性繁榮》：大股災燒出的超級明星
我們所做的全部金融安排，都是爲了盡最大努力，排除取之無道或一夜暴富得來的財富，讓真正通過實力賺取財富的贏家留有獲取尊重的空間。
——羅伯特·希勒
他是耶魯大學經濟系教授，專業領域是資産定價實證分析。在業余時間，他與卡爾·凱斯（Karl Case）受標准普爾公司的邀請，編制了一個以他倆的名字命名的凱斯-希勒指數，用于反映美國城市的房價波動。
1996年12月，時任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華盛頓發表了一次例行演講，他用了一個新詞——“非理性繁榮”，來形容股票投資客的行爲。市場迅速對此進行解讀，認爲美聯儲將采取貨幣緊縮政策了。第二天，美國道瓊斯指數下跌2.3%，全球其他國家的股票指數也隨即應聲而落。
2000年，希勒給自己的一部新著起名爲《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他預言，美國的股市正處在“非理性繁榮”的高點，股價很可能會出現拐點。
就在這本書剛剛被擺上各地書店的書架時，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納斯達克指數從5133點崩盤式下跌，在接下來的兩年多裏，跌到1108點，跌幅高達78%，數萬億美元灰飛煙滅。
希勒對拐點出現的預測，並不是新聞評論式的。在《非理性繁榮》一書中，他畫出了自1860年以來，美國股市的市盈率曲線圖，發現在140年的曆史中，出現過1901年、1929年和1966年三個峰值點，而曆史事實是，它們都成了大股災的前奏時刻。
在這個曲線圖上，2000年是第四個峰值，而且是前所未見的“20世紀高峰”，所以，災難的出現帶有曆史的不可避免性。
在人類的經濟行爲中，投機是貪婪天性的一部分，它像基因一樣難以被更改。而對股票波動的預測，在金融理論界，一直有針鋒相對的兩派意見。
一派是有效市場假說。其代表人物是尤金·法瑪（Eugene Fama），來自美國西部的自由主義大本營芝加哥大學。法瑪在1970年提出了這個理論，他認爲，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競爭充分的股票市場，一切有價值的信息已經及時、准確、充分地反映在股價走勢當中。除非存在市場操縱行爲，否則投資者不可能通過分析以往價格來獲得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超額利潤。
另一派當然就是有效市場假說的反對者。他們反對的理由也很簡單：首先，法瑪的那個“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競爭充分的股票市場”根本就不存在，同時，“有足夠的理性，並且能夠迅速對所有市場信息做出合理反應的消費者”也不存在，羅伯特·希勒正是他們的代表之一。
在羅伯特·希勒看來，股市的非理性，是由市場和人性的雙重缺陷共同塑造的。投資者的情緒、媒體、專家疊加成爲市場情緒，與股價變動形成反饋環，最終形成泡沫。
因此，我們應該牢記，股市的定價並未形成一門完美的科學。投資需謹慎！
他在書中提出了制度和心理的“自我救贖”：
- 當經濟不好的時候，政府就會出台種種刺激政策，從而喚起人們投資和消費的熱情，當這一行爲被認定爲趨勢，那麽市場就會轉熱
- 而在熱度越來越高的時候，恐懼就會累積，甚至美聯儲主席說出的一個新名詞，就能造成市場的動蕩。
但是，在泡沫破滅之前，沒有人能夠定義泡沫。悲劇往往在喜劇的高潮時刻出現，反之亦然。
他寫道：導致人們行爲的大部分想法並不是數量型的，而是以“講故事”和“找原因”的形式出現的……如果你聽見賭博者的談話，就會發現他們通常是在講故事，而不是評價事件發生的概率。
在寫《非理性繁榮》一書的時候，希勒還做過一個小測試，他通過郵件的方式隨機向147個人發出了一份問卷。在問及“股市是不是最好的投資場所”時，63%的人表示“非常同意”,34%的人表示“有些同意”，“中立”“有些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人數加在一起只有3%。
希勒對股市的下跌判斷由此而來，這符合巴菲特的那句名言，投資人應該“在貪婪時恐懼，在恐懼時貪婪”。
《非理性繁榮》成爲一本研究股市波動及制度分析的經典之作。希勒在書中，先是從結構、文化和心理性因素三個方面，對現代股票市場自創建以來的上漲與下跌進行了系統性的分析，繼而對有效市場假說理論進行了辯駁，最後，對“新千年初期的股市”做了展望，並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議。
在2005年的修訂版中，希勒回到自己最熟悉的領域，新增了關于房地産市場分析的章節，他指出，當時的美國房産市場的繁榮隱含著大量的泡沫，房價可能在未來幾年內下跌，而這種“非理性繁榮”的源頭，是現有金融體系安排存在重大缺陷。
在該書修訂版出版一年多後，由房地産泡沫破滅而引發的次貸危機真的如期而至了，羅伯特·希勒的預言再次應驗。
2012年，希勒出版了《金融與好的社會》（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一書，它可以被看成是12年前《非理性繁榮》的續篇。
在這十多年裏，美國股市先是收複了全部的失地，並創造了新高，然後又在2007年再度泡沫破滅，接著又實現了穩定和反彈。在兩個周期的大波動中，市場和政府監管當局展現了全部的智慧、無知與不平等。
希勒分析了活躍在資本市場的所有參與者的角色、責任與合約缺陷，在他看來，目前的金融秩序其實無法化解非理性所帶來的風險。他建議設立一個包含各種風險信息並能夠對其進行及時處理的數據庫系統，構成金融新秩序的物質基礎。在這個“超級大腦”的幫助下，反映出所有的風險，並從此創造出新型金融工具。
在希勒看來，只有通過這樣的金融創新，才可能實現金融民主化，從而分散風險，讓每一個普通公民都能享受商業進步的紅利。
他感歎說：金融應該幫助我們減少生活的隨機性，而不是添加隨機性。爲了使金融體系運轉得更好，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其內在的邏輯，以及金融在獨立自由的人之間撮合交易的能力——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政府爲什麽幹預經濟》：爲“守夜人”劃定邊界
政府應該在更正市場失靈和市場局限，以及追求社會公正方面，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如果要把當世美國經濟學家聚在一起，整一出“锵锵三人行”，最合適的人選，應該就是保羅·克魯格曼、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和羅伯特·希勒。
他們都是諾貝爾獎得主，都是顔值擔當，話鋒犀利，而且得理不饒人。克魯格曼代表市場，斯蒂格利茨代表政府，希勒代表“非理性”。
斯蒂格利茨出生于1943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26歲就當上了耶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他的經濟學見識都起源于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悖論——格羅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論（Grossman-Stiglitz Paradox）：
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市場效率和競爭均衡是不相容的，價格不可能充分顯示。
20世紀80年代之後，哈耶克的“假想敵”——計劃經濟無論在理論、國家治理和道德層面上，都已經破産了。在西方或東方，原教旨意義上的計劃派、市場派其實都不存在了。
最亟待解決的理論問題，其實只剩下了一個：市場失靈與政府調控的邊界到底在哪裏？
《政府爲什麽幹預經濟》集結了七位經濟學家關于上述問題的論戰文章。在書中，斯蒂格利茨先是揭示了一個事實，美國政府的支出約占國民生産總值的1/3，而其他市場化國家，如德國、法國和意大利，這一比例更高達1/2。他繼而把政府的作用劃分爲生産和消費兩方面的作用，前者要回答“怎樣生産産品”，後者要回答“生産什麽”和“爲誰生産”。
他的核心觀點是：“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場機制不完整的狀況下（這可說是全球常態），國家的幹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
如果信息不對稱會造成“市場失靈”，那麽，它也同樣會造成“政府失靈”。斯蒂格利茨顯然看到了這一事實，他對政策工具在調控中的自我約束進行了討論，建議引入創新、激勵和競爭機制，以提高公共供給的效率。他試圖確立一些基本原則，來規範政府參與經濟的行爲。
1993年，斯蒂格利茨離開高校，去往華盛頓從政，他擔任了4年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3年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2001年，斯蒂格利茨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時候，他已經重返熟悉的校園。在後來的兩年裏，他先後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和《喧囂的九十年代》（TheRoaring Nineties）。
在這兩部書中，他以簡明經濟史的手法回顧了剛剛發生的曆史，包括超出所有人想象的高速增長、 “9·11”事件、狂熱的放松管制、安然醜聞、東亞金融危機及越來越嚴重的分配不公平。
“毀滅的種子是什麽？第一個是繁榮自身。”斯蒂格利茨在《喧囂的九十年代》中寫道：“也許自從郁金香泡沫之後，市場的非理性從來沒有表現得像最近這樣的明顯。”他批評了市場，同時認爲政府沒有很好地扮演平衡的角色，以至于出現了“廉價的增長”。
他再次重複了十多年前的警告：不受約束的市場遠非經濟繁榮的引擎，獲得持續增長和長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和市場之間的恰當平衡，公司和經濟都必須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這不僅僅是好的道德教化，還是“好的經濟學”。
2012年，勤奮的斯蒂格利茨又出版了《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書，這個時候，他成了反省全球化的“鬥士”。在他看來，“人均GDP可能上升，但大部分公民的生活可能年複一年原地踏步甚至過得更糟……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情，與它們實際做的事，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
根據斯蒂格利茨的統計，美國社會最上層的0.1%的家庭所獲得的收入是社會底層90%的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最富有的1%人群擁有的總財富超過國家財富的1/3。他把林肯總統的名言“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諷刺性地改爲“1%所有，1%所治，1%所享”。
作爲一個堅定的政府幹預主義者，他對政府機制了解得越透徹，失望便也越深重。
《21世紀資本論》：讓公平重新回到辯論的中心
不平等是一種政治建構，而並非經濟或技術的“自然”産物。是時候走出這個財産神聖化的時代，超越資本主義了。
——托馬斯·皮凱蒂
皮凱蒂生于1971年，22歲就在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謀到了助理教授的教職。但是，他對美國式的生活沒有興趣。1995年回到了巴黎，31歲時，他被評爲法國年度最佳青年經濟學家。35歲時，皮凱蒂創辦巴黎經濟學院，並擔任第一任院長。
作爲薩特存在主義信徒的兒子，皮凱蒂繼承了叛逆和崇尚自由的知識分子傳統。
與美國經濟學家專注研究“發展”不同，皮凱蒂把他的學術重心放在了“公平”上，這是歐洲左翼傳統的出發點。
而與其他歐洲學者不同，皮凱蒂的理論工具來自數據模型，而不僅僅是邏輯推導和意識形態的憤怒。
在博士時期，他就開始用數學方法對稅收理論進行深入的研究。2003年，他與同事合作發表論文，研究了美國1913—1998年間的收入不平等情況。這篇文章詳細描述了處于收入分配頂端的家庭所占有的國民收入比重的變化，20世紀初，他們占有的財富比重急劇上升，二戰期間出現下降，到了20世紀80年代又開始大幅增加。
接著，皮凱蒂將不平等問題的研究拓展到英國、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國家，他和他的研究團隊建立了包括30多個國家的數據在內的“世界最高收入數據庫”。他們發現，在2012年，最富有的1%的家庭拿走了22.5%的財富，這是1928年以來的最大值！他的實證研究激起巨大反響，成爲近年來各國反金融資本主義寡頭運動最重要的理論武器。
《21世紀資本論》是皮凱蒂這一系列研究的總結。他警告人們，分化的力量隨時可能占據上風，現在似乎正在重蹈20世紀初期的覆轍。如果任由這一趨勢持續下去，財富分配的長期變化令人不寒而栗。
在書中，皮凱蒂提出了資本“向心論”：
當資本回報率超過經濟增長率時，不平等將加劇——因爲利潤和其他形式的資本收入，會比工資收入增長更快，而後者是絕大多數人的飯碗。
通過對近300年歐美經濟史的數據統計，他得出了讓人近乎“絕望”的結論：
資本報酬率維持在每年4%～5%的水平，意味著每14年左右財富翻番，而國民收入每年增長1%～2%，意味著起碼每35年收入才能翻番。也就是說，工業革命以來，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劇，是一種必然現象。
皮凱蒂還使用了很多極端的數據，比如：
在20世紀50年代，平均每個CEO的薪水是公司裏基層員工的20倍，如今，世界500強公司管理層和基層薪資比大于200倍。世界上最富有的85個人擁有的財富等于最窮的35億人的資産總和。“我們的世界將重現19世紀歐洲的場景，平均主義的先鋒思想將被遺忘，而新世界可能淪爲擁有全球化經濟的老歐洲。”
他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征收“財富稅”：對全球富人征稅，並對最富人群提高稅率。
稅率要多高？根據皮凱蒂團隊的計算，發達國家理想的最高稅率可能要高于80%。他以美國爲例，認爲對年收入高于50萬或100萬美元的個人征重稅，不僅不會損害美國經濟的增長，還會讓更多的人享受增長的果實，因爲它對無用甚至有害的經濟活動起到了合理的抑制作用。
發展與公平，如同一對恩怨交疊的兄弟。在人類漫長的曆史上，它們在絕大多數的時候勢同水火，此消彼長。
凡是傾向“患不均”一側的思想者，都很容易站在道德的高點上，人們往往因爲在內心呼應了他的控訴，而放棄了對他給出的解決方案的警惕性。如果富人的稅收真的大幅度提高，就公平了嗎？
對皮凱蒂的質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他漠視了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區，消除貧困和延長壽命的努力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
其二，他所提出的“財富稅”方案，不但缺乏推行的實際可能性，而且意味著另外一種意義上的暴力掠
奪。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家庭主婦對城市的抗議
城市美化運動的全部觀念和計劃，都與城市的運轉機制無關，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犧牲品。
——簡·雅各布斯
簡·雅各布斯不是建築師，也不是城市規劃的專家，她僅僅是一個住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作家，偶爾也給《紐約客》或Vogue雜志寫寫專欄。她代表的是居住在城市裏的普通人。
但是這本書幾乎顛覆了以往的城市規劃理論，也幾乎改變了美國城市的發展方式。
她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第一句話就是：“本書是對當前城市規劃理論和重建活動的抨擊。”
在二戰之後，隨著經濟的繁榮，美國發生了一場壯觀的城市再造運動，舊的街道被徹底改造，貧民區相繼被拆除，摩天大樓的紀錄被一再打破。（像不像這些年的中國）在這場大造城運動中，主流的理念是機器美學和新功能主義建築哲學。甚至有人提出，“新是唯一的哲學”。
可愛的老太太
然而，在家庭主婦雅各布斯看來，這是一個錯誤的潮流，她在書中描述說，“生機勃勃的城市要有如下條件：零售與住宅相融；街道短小而不間斷，避免長條封鎖狀；建築物最好有新有舊，且融合不同的功能；此外，人口密度要高”。
在書中，雅各布斯對衆多世界知名的城市規劃師指名道姓地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其中包括旗手型的人物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柯布西耶是現代主義城市建築的主將，他提出了“光輝城市”的理念，認爲城市應當按照需求嚴格分區——高密度的居住與工作空間、專爲汽車交通建設的路網、集中的公共服務體系，以此提高城市與居住者的效率。日後盛行的中央商務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模式即源于柯布西耶的這一構想。
雅各布斯認爲柯布西耶是那個“把反城市的規劃融入一個罪惡城堡裏的人”。她寫道：“這樣龐大而引人注目的作品表現了某個人的成就，但是，至于城市到底是如何運轉的，正如花園城市一樣，除了謊言，它什麽也沒有說。”
繼而，她用散文的筆調描寫了自己心目中的城市場景：
早上，雜貨店的店主打開窗戶，中學生們在上學路上把包裝紙丟在地上。中午，裁縫打開窗給花草澆水，愛爾蘭人在白馬威士忌酒館裏晃蕩，也會“舞出一個舞步”，比如把鑰匙留在隔壁的熟食店。城市裏到處是短的、七拐八扭的街道，人們能享受到拐彎的空間感樂趣。
她筆下的城市是現代的，但同時更是混亂的，並充滿了人的氣息，這當然與柯布西耶式的注重功能秩序、整潔和社區分割的新城市主義背道而馳。
在書中她創造了一個新名詞“街道眼”（Street Eye）：
反對建設那些寂寥而空曠的“花園城市”，它主張保持小尺度的街區和街道上的各種小店鋪，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們相互見面的機會，從而增強街道的安全感。
與大多數城市規劃師認爲“城區越老就越破敗和越不安全”的觀點截然不同，雅各布斯用強有力的案例和親身體驗證明，老社區是安全的，因爲鄰裏有著正常的交往，對社區有著強烈的認同感。
她指出，交通擁堵不是汽車多引起的，而是城市規劃將許多區域生硬地隔離開來，讓人們不得不依賴汽車而導致的。
雅各布斯認爲城市不是被拿來設計的藝術品，而是活的有機體，城市規劃本身也是一個富有生命的、活的過程。城市是人類聚居的産物，而成千上萬的人的興趣、能力、需求和才華千差萬別。
多樣性是城市的天性。她犀利地指出，所謂功能純化的地區如中央商務區、市郊住宅區和文化密集區實際上是功能不良的。她用尖刻的口吻寫道：“城市設計的規劃者們和建築師們……費盡心思去學習現代正統規劃理論的聖人和聖賢們曾經說過的話……他們對這些思想如此投入，以致當碰到現實中的矛盾威脅到要推翻他們千辛萬苦學來的知識時，他們一定會把現實撇在一邊。”
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最後一頁，雅各布斯寫道：
單調、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孕育自我毀滅的種子，但是，充滿活力、多樣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則是自我再生的種子，即使有些問題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們也有足夠的力量延續這種再生能力，並最終解決那些問題和需求。
這種對自然和人性的尊重，在後來的很多年裏，刷新了人們對城市和棲居的理解。
《第三次浪潮》：他把新世界的地圖徐徐展開
第三次浪潮拆散了我們的家庭，動搖了我們的經濟，癱瘓了我們的政治制度，粉碎了我們的價值觀，每一個人都受到影響。明天的權力爭奪必須以此爲背景。
——阿爾文·托夫勒
阿爾文·托夫勒（1928—2016）去世于2016年，時年88歲，他目睹了自己30多年前的預言變成了現實。
“人類面臨一個量子式的躍進，面對的是有史以來最強烈的社會變動和創造性的重組。我們並沒有清楚地認識到這一事實，但是卻參與了建立新文明的基層工作，這就是第三次浪潮的意義。”
阿爾文·托夫勒當過5年的工人，對車間和流水線有最切身的體驗。二戰結束後，他成爲一名記者。1960年，托夫勒去IBM實地調研，寫了一篇題爲《計算機對社會和組織的長期影響》的考察報告，預見到大規模生産向服務和知識工作的微妙轉變，這份報告觸發了IBM向數字化技術的轉型。
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後，歐美各國的制造業相繼陷入産能過剩的困境，與之相伴的是中産階層的大規模崛起，勞動力成本逐年增加而能源危機的火苗時時閃現，全球經濟被前所未見的“滯脹”所困擾，各國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爲纾困焦頭爛額、無計可施。托夫勒打開了一扇窗。
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托夫勒先是對人類的商業文明史進行了大膽的斷代，他把經曆了幾千年演進的農業革命定義爲第一次浪潮，把已經進行了300年的工業革命定義爲第二次浪潮，進而，他順理成章地提出，我們即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橫掃過去一切的第三次浪潮時期。他大膽宣布，“工業主義滅亡，新文明崛起”。
《第三次浪潮》在10年內，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發行量超過驚人的1000萬冊，是史上賣出最多的未來學著作。這與托夫勒大膽而肆意的文風大有關系。
有一些我們今天非常熟悉的名詞，都是在《第三次浪潮》中第一次被托夫勒發明出來的，比如，大數據、跨國公司、無紙化辦公、産消合一等。
在1980年，電腦已經誕生了30多年，也有一些實驗室在構想信息化網絡的可能性，不過，絕大多數人都僅僅站在工業和商業活動的效率提升的高度。托夫勒卻把它看成是“新文明形態的誕生”，在他看來，信息化將改變人類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信息流動所産生的難以計量的非結構性數據，將成爲新的資産，“數據即財富”。
衆所周知的是，互聯網經濟的真正出現是在1995年前後，並在其後的20年裏再造了全球經濟格局。但是在1980年托夫勒的作品裏，已經隨處可見他對變化的預見。
在他看來，信息將幾十億人口系統地連接在一起，産生了一個沒有人能夠獨立控制其命運的世界。我們必須重新設計重要的管道，以配合遞增的信息流量，這一系統必須依賴電子、生物和新的社會科技。第三次浪潮帶來了曆史上第一個“超越市場”的文明。
這可以被看成是人類對互聯網的第一次清晰描述。
在信息化時代，大市場將分裂成繁複多變的小市場，出現更多各種形式、類別、尺寸、顔色的産品，這意味著傳統的標准化大規模生産模式將崩潰。而在流通領域，則需要一種新的、能夠符合多樣化需求的服務模式。在這些敘述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讀到工業4.0和電子商務平台的飄渺身影。
在20世紀70年代，懷孕自測用品在歐美國家被發明和流行起來，從這個微小的細節，托夫勒敏銳地洞見到：“生産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可以看到産消合一者的地位日趨重要。”
托夫勒還看到了跨國公司的崛起。隨著發達國家的制造成本日漸提高，越來越多的公司試圖建立一個特殊的全球性生産體系。“就全球權力體系而言，跨國企業的崛起削弱了國家的角色，此時正是離心壓力即將導致內部分裂之際。”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明天會使我們所有人大吃一驚。”托夫勒說道。
《失控》：互聯網世界的“預言帝”
跟30年後的我們相比，現在的我們就是一無所知。必須要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因爲我們尚處于第一天的第一個小時——開始的開始。
——凱文·凱利
《失控》中文版80萬字，厚達700多頁，幾乎很少有人逐頁完整讀過，但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本書。
創作于1994年的《失控》，以“先知”的姿態，勾勒了互聯網經濟的産業圖景。
在中國閱讀界，很長時間裏，《失控》是一個傳說。因爲它實在是太厚了，充斥著無數陌生的科技名詞，令人望而生畏，沒有一家正規的出版社願意出版它。
直到2008年，一群年輕的科技愛好者實在忍不住了。他們在互聯網社區裏發起了一項衆籌翻譯的工程。
他們創建了維基頁面和谷歌小組，公開招募翻譯者——他們中有大學生、教師、公務員及自由職業者，通過“亂哄哄”的協作方式，僅用一個半月的時間，就完成了中文版的翻譯初稿。
KK本人對這樣的翻譯方式非常驚訝，但覺得這就是“失控”的體現。
凱文·凱利大學讀了一年就辍學了——辍學似乎是美國互聯網人的優良傳統，在長長的辍學名單中，包括蓋茨（微軟）、喬布斯（蘋果）、楊致遠（雅虎）、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創辦谷歌）、紮克伯格（Facebook，臉書）、陳士駿（YouTube）、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創辦Uber，優步）、傑克·多西（Jack Dorsey，創辦Twitter，推特）、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創辦Tesla，特斯拉）等等——然後用打工賺來的錢買了一張飛往亞洲的機票。
接下來的8年，他一直在亞洲各地遊蕩。
28歲那年，他又騎自行車跋涉8000公裏，橫穿整個美國。
29歲，他創辦了一本雜志，後來參與創辦《連線》雜志，擔任創始主編。
1984年，他在硅谷組織了全球第一次黑客大會。
1990年，KK開始寫作《失控》，那時，還沒有萬維網，因特網尚處在實驗室的仿真階段，連計算機繪圖也很少見，但是，KK說：機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
在《失控》中，KK把人類曆史對自然的認識過程分爲四次“認知喚醒”：
第一次是哥白尼——“地球不是宇宙中心”；
第二次是達爾文——“我們是其他生物進化來的”；
第三次是弗洛伊德——“我們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意識”；
即將到來的第四次，便是機器智能的認知喚醒——“生物和機器的結合，無論生物還是機器，其實都是進化體”。
KK身處互聯網爆發地硅谷，《失控》所要描述的是信息化革命在軟件、硬件及系統領域的種種新突破，但是，他用了非常多的生物學和社會學知識及案例，這本書讀上去很像一本關于自然科學的書，甚至這本書的副標題直譯過來便是——“機器、社會系統和經濟世界的新生物學”。
KK對互聯網的本質性理解：它是一個失控的、不斷演化的生物體，世界將因此去中心化。
生命和機械體本質上是相同的，都具備活系統。
而只要是活系統，就具備自組織、自進化的能力。
他因此提出了自然界的“造物九律”：分布式狀態；自下而上的控制；培養遞增收益；模塊化生長；邊界最大化；寬容錯誤；不求目標最優，但求目標衆多；謀求持久的不均衡；變自生變。
從自然界到同樣符合“九律”的互聯網産業，KK總結了四個基本生存特征：
- 共生——便捷的信息交換以允許不同的進化路徑彙聚在一起；
- 定向變異——非隨機變異及與環境的直接交流和互換機制；
- 跳變——層級結構和模塊化，以及同時改變許多特性的適應過程；
- 自組織——具有自我進化和糾錯能力的發展過程。
在書中，KK一再強調非線性和連接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單個進化體的價值，由他和這個系統連接的數量和質量來決定。未來所有的變革都將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自下而上地爆發，因此，他引述了皮埃·阿博徹的話：
“我更關心那些空白的地方，那些能想象得到卻實現不了的形態。”
KK還發現了在互聯網環境下，某些與工業革命時代截然不同的競爭規律。
- 贏家通吃：在一個高度連接、高速運轉的信息社會裏，一旦你順應趨勢又方法正確，那你的領先速度會變得非常快，將更容易進入爆發式的增長模式。
- 邊界突破：傳統的機會都存在于核心區，而未來擁有更多機會的地帶將是邊界，也就是行業與行業之間的邊緣地帶。未來的創新往往將會從行業與行業、板塊與板塊之間的激烈碰撞中産生。
在硬件部分，凱文·凱利天才地預見到了信息顆粒度的最小化及因此帶來的改變。他認爲，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穿的襯衫、建築物上的每一塊磚，都可能被植入一個硅芯片，從此，這個世界將“萬物互聯”。
雲計算、物聯網、虛擬現實、網絡經濟、共生雙贏，這些互聯網熱詞的第一次出現都在《失控》一書中。
KK在中國演講
凱文•凱利經常到訪中國，2013年，他在北京與騰訊創始人馬化騰有一次對話。馬化騰問他：“KK，你認爲即將顛覆騰訊的那個企業是誰？”
KK開玩笑地說：“如果你現在給我1億美元，我就告訴你。”
接著他說，“即將消滅你的那個人，迄今還沒有出現在你的敵人名單上”。
《奇點臨近》：機器什麽時候戰勝人類
我們有能力理解、模擬，甚至拓展自身的智能，這便是人類與其他物種不同的一個方面。
——雷·庫茲韋爾
庫茲韋爾把焦點放在了一個十分敏感的主題上：機器什麽時候戰勝人類？他預言，到2045年，機器人的智能將超越人類。
他把這一時刻稱爲：奇點。
奇點是一個既存在又不存在的點，它是天體物理學的概念，指的是宇宙“大爆炸”剛發生時的那一狀態。
庫茲韋爾是一個擁有13項榮譽博士頭銜的科學家，入選了美國國家發明家名人堂，獲得過全球最重要的發明獎——萊梅爾遜（Lemelson-MIT）發明大獎。世界上的首個電子音樂鍵盤就是他的傑作。
庫茲韋爾預測，在21世紀的前50年，機器智能可以媲美人類。
早在1968年，美國科學家就曾秘密邀約國際象棋大師與計算機對弈，此後一直沒有間斷。1997年，IBM公司有一台超級國際象棋電腦“深藍”（Deep Blue），它重1270千克，有32個“大腦”（微處理器），每秒鍾可以計算2億步棋。
1996年2月10日，“深藍”首次挑戰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Garry Kasparov），以2勝4負落敗。1997年5月再戰，“深藍”以2勝1負3平獲勝，這場“人機大戰”轟動世界。
他在《奇點臨近》中提出了“加速回歸理論”，他認爲，我們已經完整地經曆了5次計算範式的創新，分別是機電計算器、繼電器計算、真空管、分立式晶體管和集成電路，著名的摩爾定律就是關于第五範式的規律洞見，如今，我們已經進入以人工智能爲標志的第六範式階段，技術發展的指數趨勢和性能增長的單位成本已遠遠超出摩爾定律的預測。
根據庫茲韋爾的計算，超級計算機將在2010年前後達到與人類大腦性能相當的計算性能，在2020年前後，電腦的算力將媲美甚至超越人腦的水平，到2027年電腦將在意識上超過人腦，2045年左右，“嚴格定義的生物學上”的人類將不存在。
他因此激情地預告，“我們的未來不是再經曆進化，而是要經曆爆炸”。
計算速度的指數級加速，對人類意味著什麽？它指向兩個“終極問題”：機器有可能替代人類嗎？以及，人類有可能永生嗎？
庫茲韋爾繼續用他極其繁複的公式、數據和圖表來爲我們尋找答案。他認爲，未來將發生3種重疊進行的革命，他稱之爲GNR，即基因技術（G）、納米技術（N）和機器人技術（R）。
- 基因技術：通過理解信息在生命中的處理過程，我們開始學習改造自身的生物特征，以消除疾患，激發潛能，從根本上擴張生命的力量。
- 納米技術：將使我們可以重新設計和重構身體和大腦，以及與人類休戚相關的世界，並可以突破生物學極限。
- 機器人技術：這是最具威力的革命，具有智能的機器人脫胎于人類，經過重新設計後，機器人的能力將遠遠超過人類所擁有的能力。
庫茲韋爾認爲，我們目前正處在逆向設計生命與疾病內在信息處理的初級階段。
如果排除特定的醫學上一般可以預防的情況，人類壽命可超過150歲，如果能預防90%的醫學問題，則可超過500歲，如果預防率達到99%的話，我們可活過1000歲。
同時，GNR還可能讓人類的存活方式向非生物化探索，那就是大腦移植方案——通過掃描人腦，捕捉所有主要細節，然後將人腦的狀態重新實例化到一個不同的、可能更強大的計算機中，由此，人類將在意識的意義上獲得永生。
人工智能的研究者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認爲：“人類的大腦沒有能力理解本身的智能，這也許只是命運中的一個意外。”在今天，這個“意外”有可能被技術克服。
庫茲韋爾大膽地預測：這將是一個可行的步驟，並且最有可能出現在21世紀30年代末……我們將不再需要把死亡合理化爲給予生命意義的主要辦法。
庫茲韋爾在書中舉例說，也許在不久的將來，J.K．羅琳（J.K. Rowling）在《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中描述的所有魔法都會變成事實：通過納米設備，小說中的“魁地奇”運動以及將人或物體變成其他形式的行爲，在全沉浸式的虛擬現實環境中，將被實現。
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超出所有科學家的預計，而它對人類工作的替代和協同效應也開始清晰地呈現出來。
- 在2015年4月，蘋果公司發布2015財年第一季度財報。沒過幾分鍾，美聯社的報道《蘋果第一季度營收超華爾街預測》出爐，這篇行文流暢的報道是由“機器人記者”完成的，它每個季度能寫出3000篇這樣的報道，同時對美聯社的寫作風格了如指掌。
- 2016年3月，谷歌的智能機器人阿爾法狗（AlphaGo），毫無懸念地擊敗了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2017年10月，沙特阿拉伯給一個叫索菲娅（Sophia）的“女性”機器人頒發了第一張“人類身份證”。
科技的突飛猛進，很容易滋生唯科學論，即認爲“科學的發展不再爲了某個特定目標，它自己就是最終目的”。作爲一個當代科學家，庫茲韋爾並不持有如此絕對的態度。在《奇點臨近》中，他同時對技術進步的後果進行了思考。他警告說，新生物工程可能帶來病毒的潛在威脅，納米技術可能引發自我複制的危險，而隨著超越人腦的機器人的出現，我們如何免遭侵襲？
與此相關，還將誘發出更多社會和倫理意義上的討論：在未來，什麽是工作？我們還需要愛情和家庭嗎？國家將是什麽？現實與虛擬世界，到底哪個是真實的？如果死亡消失，我們又將如何安置靈魂？
他在《奇點臨近》中陳述了自己的觀點，他寫道：
事實將證明，我們始終是“中心”。我們有能力在大腦中創造模型來虛擬現實，憑借這種能力再加上一點前瞻性的思考，我們就足以迎來又一輪進化：技術進化。這項進化使得物種進化的加速發展過程一直延續，直到整個宇宙都觸手可及。
《世界是平的》：一組動聽的全球化贊歌
世界變平的過程是發生在我的噩夢過程中的，我錯過了這一過程。我不是真的睡著了，但是我在忙碌之中錯過了它。
——托馬斯·弗裏德曼
弗裏德曼是當今世界讀者最多的商業記者之一，他每周兩次固定發在《紐約時報》的國際事務專欄，被700多家媒體采購轉載。從1971年起，他就在中東從事采訪工作，之後常年駐點印度，曾三次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全球化三部曲”：《世界是平的：“淩志汽車”和“橄榄樹”的視角》、《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世界又熱又平又擠》。
其中，《世界是平的》被《紐約時報》和《商業周刊》評爲年度圖書，並在很長時間裏占據亞馬遜圖書排行榜第一名。
第二大動力，便是互聯網經濟的崛起，也就是阿爾文·托夫勒所定義的第三次浪潮時代的到來。“個人電腦、傳真機、Windows操作系統和調制解調器的廣泛應用，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這些都是啓動全球信息變革的基本平台。”
弗裏德曼把“工作流軟件”視爲第三大動力，它指的是商業公司通過新的標准和交互工具，得以實現勞動資源的重新分配，由此創造出一個具有多種合作形式的全球新平台。他認爲：“這是世界變平的創世紀時刻，這意味著一切都開始成型。”
在個人知識分享層面，弗裏德曼受到凱文·凱利的啓發，把“上傳”視爲第四大動力。20世紀90年代之後出現的開放源社區、博客和維基百科等商業模式，把知識傳播的權力讓渡給平民，徹底摧毀了知識傳播的等級結構和巴比倫塔。
上述四大動力，可以說是勾勒了“世界變平”的政治和信息基礎設施的新格局，其他的六大動力是在這一基礎上的重要應用，它們包括：外包、離岸經營、供應鏈優化、內包、搜索服務和移動辦公。
弗裏德曼試圖將之“版本化”。在他看來，全球化1.0發生在國家之間，全球化2.0發生在跨國企業之間，而已經到來的全球化3.0則是發生在個人之間的合作。隨著顆粒度越來越小，公民在政治和商業行動上的主動性將越來越大，從而把世界推平。
他還提出了一個有趣的“金拱門理論”：
凡是有麥當勞的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理由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的水平，國內中産階層實力足以支撐起麥當勞的服務網絡，這個國家就成了一個‘麥當勞國家’。‘麥當勞國家’的人們是不希望發生任何大規模戰爭的，他們甯願選擇排長隊等候漢堡包。”
與此類似的，還有“戴爾沖突防治理論”。他以台海危機爲例，由于戴爾（Dell）這樣的跨國公司在台灣海峽兩岸都有投資，因此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非常小。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一書中，他大幅增加了對環境保護問題的研究論述，在他看來，“我們正處于地球上三種最大力量的同時加速中——摩爾定律、氣候變化和市場，而這將交互作用，正在重新改變世界”。
弗裏德曼是一個樂觀的全球化主義者，他的三部曲作品可以說是一組動聽的全球化贊歌。
不過自2008年之後，科技創新雖如他所預見的一樣飛速發展，“十大動力”一一發動，可是全球化經濟卻出現了停滯的景象，柏林牆倒塌20多年後，出現了“墨西哥牆”。
他的“金拱門理論”也被證僞。在2018年，土耳其有255家麥當勞餐廳，黎巴嫩有33家，約旦有28家，沙特有224家，但是這些“麥當勞國家”並沒有因此化解了仇恨，停止戰爭沖突。
他關于全球化模式的演繹，看上去也帶有濃厚的美國優先主義色彩。
比如，他在書中以美國與中國爲例，試圖說明産業協同與資源整合的場景：
假設這個世界只有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
假設美國經濟體系中只有100個人，其中80個人受過良好的教育，20個人受教育程度較低，工作技能較差。接著設想世界已經變得平坦，美國已經和中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此時的中國有1000個工人，但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所以在這些工人當中，只有80個人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其他920個人都是非熟練勞動力。
在美國和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前，美國的市場上只有80個掌握較高技術水平的工人；協定簽署之後，世界範圍內掌握較高技術水平的工人人數增加到160人。因此，80個美國人會感覺他們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事實確實如此。
但隨後，美國得到的好處卻是一個大大擴展的、更加多樣化的市場。原來100人的市場擴張到1100人，需求大量上升。所以對于中美雙方的熟練勞動力而言，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弗裏德曼沒有納入的一個變量是：
在接下來的時間裏，擁有較高技術水平的中國工人數量可能會陡增，直至超過美國全部工人人數，這個時候，中國就可能對市場的配置權提出新的要求，而美國就可能對“熟練技術”的輸出制造障礙。
而這正是2018年4月，中美貿易戰爆發的導火索。
所以，曆史尚未終結，被碾平了的世界又將重新崎岖不平起來。
《未來簡史》：99%的人將成無用之人？
當社會發展到神聖的意志講不下去的時候，現代宗教就是人文主義，而現在，人文主義也可能講不下去了，因爲未來是AI的時代。
——尤瓦爾·赫拉利
在宏大敘事中，對一位學者的挑戰不是來自專科能力，而是跨學科的知識儲備、獨特的敘事視角及對長波段曆史的天才洞察。
尤瓦爾·赫拉利是牛津大學的曆史學博士，他以極大的勇氣把人類學、生物工程學、政治學和當代科技諸學科融彙一爐，從容地完成了別人不敢啓動的巨大工程。在他的著作中，並沒有獨家的史料披露，但卻帶給你“重新發現”的知識樂趣。
譬如關于人類的起源，在30萬年前，地球上出現了幾支獨立繁衍的種族——直立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他們的智力水平相當，都學會了用火，其中，尼安德特人最爲強壯和不怕寒冷。但是，到了7萬年前，最終是智人脫穎而出，其他人種滅絕了。
赫拉利提出了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智人征服地球的原因是什麽？
他的答案是：認知革命。智人並不是最強壯的，但是他們率先擁有了語言，從而學會了團隊作戰，此外，他們還形成了“討論虛構事物”的能力，進而誕生了信仰和宗教，增強了認同感和凝聚力。
赫拉利的解釋，在曆史學界肯定不是一個創見，但是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卻充滿了現代感，甚至可以用其來解釋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再譬如，在1775年，亞洲經濟總額占到了全球經濟總額的八成，中國和印度的生産總量占到全球的2/3，同時還擁有遼闊的疆域和最多的人口，但是，爲什麽在後來的競爭中，反倒是“處在世界偏遠角落、氣候還凍得讓人手指僵硬”的歐洲成了最終的勝出者？
赫拉利的答案，仍然是認知革命。歐洲形成了民主平等的價值觀，以及與之配套的司法系統和社會政治結構，在此基礎上誕生了科學精神，機器和槍炮是競爭力的體現，而不是原因。
在《未來簡史》一書中，赫拉利由7萬年前的智人出發，提出了一個新的人種概念：“神人”（homo deus）。
他認爲，千百年來，人類一直面臨三大重要生存課題——饑荒、瘟疫和戰爭，而這些課題在21世紀都呈現消失的趨勢。隨之而發生的新事實是，人類爲解決這些危機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實已經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國家觀念。
今天的人類又處在了一個新的巨變的前夜：“從地球上誕生生命直到今天，生命的演化都遵循著最基本的自然進化法則，所有的生命形態都在有機領域內變動。但是現在，人類第一次有可能改變這一生命模式，進入智能制造和設計的無機領域。”
那麽，新出現的人類共同議題是什麽呢？赫拉利將之總結爲三項：長生不死、幸福快樂和化身爲“神人”。
“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技術正在重塑世界，人類正面臨全新的議題。生命本身就是不斷處理數據的過程，生物本身就是算法；計算機和大數據，將比我們自己更了解自己。”
更進一步的是，赫拉利對于新科技對人類職業現狀的挑戰給出了更爲驚悚的預言。
他在書中描述道：
“隨著大數據的不斷積累以及計算能力的快速發展，未來人類可能會越來越多地將自身的決策權讓位給無意識的算法，讓算法替自己決定該買什麽東西，應該接受什麽治療以及應該和誰結婚。人工智能將比絕大多數人更擅長察覺人類的情緒波動，也更會創造藝術。他們可能自身沒有任何情感，但卻在分析，甚至掌控人類情緒上更勝人類一籌。”
在這一大變革中，除了那些從事標准化工作的勞動者之外，甚至律師、教育、咨詢、醫生這些行業人群的工作也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擠走。
最終，他得出的結論是：未來，只有1%的人將完成下一次生物進化，升級成新物種——“神人”，而剩下99%的人將徹底淪爲無用階級。
沒有一個曆史學家是樂觀主義者，年輕的赫拉利也不例外。
他認爲，人類的兩難困境是自己造成的，而且迄今未找到解藥。“
- 一方面，我們也想打破那些限制金錢和商業流動的社會大壩；
-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斷築起新的大壩，希望保護社會、宗教和環境免受市場力量的奴役。”
在《人類簡史》的最後，他不無悲觀地寫道：“擁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負責任，貪得無厭，而且連想要什麽都不知道，天下危險，恐怕莫此爲甚。”
盡管對新科技革命深信不疑並充滿了巨大的期待，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赫拉利竟從來不用智能手機。在中國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有讀者問他：“面對這些挑戰和慘淡的未來時，我們，這些普通的民衆，到底應該做什麽？”
他回答說：“你應當少接收一些信息。”
在日常生活中，赫拉利堅持每天花兩小時冥想，在他看來：“智能用于解決問題，意識用于感知事物，如痛苦、快樂、愛與恨，這兩者並存于哺乳動物。而無意識具備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就會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