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論文《人民行動黨與政府的華文政策研究1954-1965》第二章補充改寫而成的，發表于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南大語言文化學報》第二卷第二期，1997）。
新加坡的人口以華族占絕大多數，可是鑒于這個島國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國內複雜的民族結構，華文從來就不是主要的官方行政語文或學校裏的主要教學媒介語。在研究新加坡社會與語言以及初來本地者看來，這是既迷惑又新鮮的社會語言個案。不過，雖然華文不是行政語文，可是華語仍然是廣大華族的生活語言，是他們之間互相溝通較爲方便的語言，因此也是各政黨爭取選票的”政治語言”。根據觀察，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能用華語跟選民直接溝通的候選人，他們獲勝的機會比不谙華語者來得高。于是，在競選期間，候選人無不設法以華語發表演講，吸引說華語的選民。本文首次嘗試列舉多屆大選中，華語文如何發揮它的影響力。
一、前言
一個國家的首要官方行政語文通常是國內主要民族的語文，可是以華族人口居多的新加坡，首要的行政語文（language of administration）卻是英文；代表三大民族的華文、馬來文和淡米爾文也都是官方語文（official language），但基本上是負起民族內部溝通和文化傳承使命的“第二語文”（second language）。不過，華語文雖然不是行政語文，至今卻仍然是政黨爭取選票的“政治語文”（language of politics）。這是新加坡一個特殊的民族語言與政治共波瀾的現象。首任總理（現任內閣資政）李光耀曾經公開說過：
在華族人口占大多數的新加坡，任何令他們感覺會喪失本身的語言與文化的言論，必然會引起爆炸性與騷亂的局面。……（因爲）你（政治人物）若這麽作，必然會在下一次的選舉中落選。[1]
吳作棟總理也說“在一個華族選民占大多數的選舉制度下，我們的政治支持力量必然來自他們的選票。”[2] 在華族選民裏，又以說華語和華族方言者占大多數。
1991年全國大選過後，李光耀內閣資政指出，能說華語仍然有助候選人爭取選票，因此他鼓勵部長們都像他本身一樣勤學華語，並風趣地說：“這甚至還能爲你們取得同情票呢！”[3] 李光耀自己不諱言他當初下決心學習華語文，是爲了能跟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實現政治理想。他曾表示最初“我的華文能力不足以跟華校學生建立起連系，……這意味著我跟受華文教育者的世界沒有溝通，在政治上令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4] 直到今天，他仍然堅持進修華語文，並且在政治集會上兼用華語演講，把他的政治信息傳達給更廣大的民衆。
本文首次嘗試分析自殖民地時代至今，華語文如何左右新加坡政治的發展，以及它在多次全國大選中所發揮的影響力；可是，鑒于新加坡特殊的國內外環境，以及它和國際經貿接軌的需要，華文始終無緣成爲高層次的官方行政語文，處境頗爲“尴尬”。
二、殖民地政府排斥華文教育而民心向背
在殖民地統治的時代，盡管華人爲新加坡的進步與繁榮貢獻了他們最大的力量，可是政府始終把他們看成是來此寄居的外國人，拒絕承認他們在社會上與政治上合理的地位，並以華文教育在新加坡“推廣與本地情況格格不入的外國人文化、對培養馬來亞人意識不利”[5] 爲借口，加以排斥與壓制，造成華族普遍的不滿與抗拒。
政府指責華文學校比任何其他語文的學校更加傾向于保留民族特殊性，置團結的公民意識于不顧；指華校企圖左右逢源，兼顧中國與本地的利益。可是對祖國與居留地的效忠感卻常常産生無法協調的矛盾。[6] 實際上，若有所謂華人缺乏效忠感的印象，那正是由于殖民地政府長期忽視華人應有的政治權利並且歧視華文教育所引起的自然反應。
政府一方面聲稱要教育馬來亞化，另一方面卻否定當地華族語文的價值，這種不符合常理的政策令華社感到憤慨。1954年9月20日 《南洋商報》的評論說，“論星馬兩邦華人，在曆史上爲本邦最早期的自由移民者；論功勞上爲本邦最先進的拓荒創業者；論教育上爲本邦最進步的兼修兩國語文者。然而，華文教育在政府的教育體系上，不但沒有占有合理的建制地位，而且備嘗當局非民主的深刻猜忌。”
它接著說：“今日之華文教育所遭遇的艱難，尤甚于戰前時期。而今日乃是星馬兩邦政府高唱自治的、高唱獨立的時代。我們華人固願效忠于星馬兩邦，而以此地爲永久的第一家鄉，然而，星馬兩邦政府卻在法律上只認我們爲外籍人，更自然地只認華文教育爲外國語文教育了，甚至認爲它‘分離馬來亞社會精神及意識’。……今日統治馬來亞者——英人，何必對華人文教加以任意而爲呢？”
這篇社論反映了當時華社對殖民地政府歧視華族與華文教育的普遍不滿情緒，說明了政府視華文爲它深化殖民主義統治政策的絆腳石，是政治上的障礙。
（一）華校畢業生沒有出路
由于殖民地政府獨崇英文教育，使受英文教育者恃寵而驕，受華文教育者則有志難伸，制造華族社會分化並醞釀政治改革風暴。曾任人民行動黨政府總理公署高級政務部長的李炯才說：過去在殖民地統治下，受英文教育的特殊階級，乃是英國殖民地者所造成的，要他們跟著英國人的尾巴走。而華校的學生，他們不是教書就是到雜貨店裏去。政府機構只是爲受英文教育者而設。[7]
人民協會在一冊紀念特刊裏回憶當時新加坡的社會背景時說，在五十年代裏，英語群和華語群存在著一條鴻溝。受華文教育者幾乎無望晉身民事服務機關或在任何大商行任職。他們多數從事勞力工作，少數幸運者在華人銀行、商行和服務行業找到工作。“殖民地政府漠視他們的存在，所有商業與行政都采用英文，只有那些要華人遵守的法律條文才翻譯成華文。講華語者一輩子怨恨，對講英語者感到不滿，動轍罵他們是‘走狗’。”[8]
在華文教育受到刻意的歧視的情況下，爭取華文教育的合理地位演變爲劇烈的政治鬥爭。華校生反殖民地的情緒，除了受左派思想影響之外，也是對身爲被壓迫者的一種反抗與發泄。前第一副總理吳慶瑞博士回憶當時的社會狀況時說：
1950年代的反帝統戰運動，所代表的不只是要求獨立的願望，同時也是對人民認爲無可忍受的社會與經濟情況的一種抗議。當時新加坡城市裏擁擠不堪，貧民窟簡直是令人心酸的情景；人民普遍失業，在中學畢業生中，失業問題十分嚴重，尤其是華校中學畢業生所面對的失業問題更加尖銳。[9]
曾任人民行動黨主席與政府副總理的王鼎昌，50年代是華僑中學的學生。他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統治階級是說英語的階級，包括說英語的公務員，雖然他們是本地公民。受華文教育者除了自己作生意，如開個小店鋪或作小販之外，很難找到工作。如果他們要加入統治階級，他們必須懂得英文。這就制造了兩個階級的人民：（受英文教育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的受華文教育者。在那種情況下，受華文教育者發覺，集體鬥爭較能爭取大家共同的生存。[10]
王鼎昌于1993年8月28日獲選爲新加坡共和國首任民選總統。他的這段話簡練地概括了殖民地時代華文和華校生的艱難處境。1955年，華校中學生因爲不滿政府許多不利華文教育和壓抑華文的措施而展開反抗運動，首任首席部長大衛·馬紹爾（David Marshall）爲了平息華社的怒氣，曾在立法議院裏發表了“華人是政治中心”的談話：“華人是政治的中心，他們是我們血管中的血液。損害了他們，將永遠的破壞現已在我們掌握中的光榮的未來，或是一個互相敬愛如手足一般的共同工作的、自由獨立的民族。……我們爲我們的華族子弟而感到光榮 ”。[11] 這段討好華人的談話，當然具有高度的政治目的，不過他證實了華族與華文教育確實是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的要角。
（二）政府鎮壓華校生而喪失政權
新加坡人對母語與政治的敏感性可以由1955年立法議院競選的一則廣告反映出來。當年3月，殖民地政府在英文的《海峽時報》與《虎報》刊登關于立法議院競選每區候選人姓名、標志、提名人姓名、25個選區投票站地點等信息的廣告，占兩大全版；但是，其他語文的報紙卻沒有那則廣告的譯文。這引起參加競選的各政黨的不滿，紛紛提出抗議，異口同聲認爲該廣告也應該刊登在其他語文的報紙上，因爲大多數新加坡人民不會讀英文報紙。
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光耀指“政府此舉太不恰當。本邦之選民半數以上不識英文，政府照理應該指導這些不識英文之選民，使他們知道每區候選人之姓名、標志、各區投票地點及其他有關資料。本黨希望政府能及時知過而改，將今日刊登于英文報之廣告，也刊登于華、巫、印各報。當政府要公衆人士合作時，公衆聯絡部經常通知華、英、巫、印各報，而政府此次發表競選公告，竟忽視各方言報紙，實令人詫異。”
勞工陣線發言人許春風指“本邦合法選民大多數不識英文，政府也應將此廣告同時刊登于華、巫、印方言報，……以便利不識英文的選民。”民主黨秘書長陳翼樞說，“鑒于本邦選民大多數爲華人，政府照理也須將同一性質的廣告，刊登于華文報，使不識英文之華族選民也能獲知競選詳情。”進步黨宣傳組委員陳錦池說：“政府此舉太不公平，因爲本邦選民大多數不懂得英文。”[12]
50年代中期的林有福政府，也是因爲處理華文教育問題失當而遭受華社的強烈反對以致最終喪失政權。1994年3月21日 ，李光耀內閣資政在爲華僑中學擴建的校舍主持開幕時，回憶林有福政府如何失去華社民心的一個例子：我記得1956年一次長達數星期的罷課事件。當時我是立法議院裏的反對黨領袖。我知道林有福政府隨時准備把華校裏的（罷課）學生趕出校門，並且拘捕學校和工會裏的親共領袖。1956年10月26日晚上，人民行動黨在武吉知馬路靠近美世界的一片空地上召開群衆大會。在會議于晚上7時結束後，我開車路過武吉知馬路的華僑中學，看到憂心如焚的家長在籬笆外尋找他們的孩子，然後把帶去的食物、衣服和其他日用品傳遞給他們。
當晚，警察用催淚彈、藤盾和警棍沖進校園，驅散學生。許多學生受輕傷。林有福政府那晚把學生趕出校門後，就失去了民心。因爲人民覺得政府在華僑中學和中正中學摧殘中華語言、文化與文明。[13]
可見，華文問題很早就影響新加坡政黨的命運，後來也是新加坡與鄰國外交以及內部民族關系的一個高度敏感的政治課題。在那個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廣大受華文教育的民衆的政治意識很濃烈，受亞洲革命思潮感染的華校中學生，把面對不平等、被歧視的怨怒，凝結爲反殖民地的強大力量，而且通過各種行動表達他們要創造新社會的政治理想，進一步加深與殖民地政府的矛盾；其最終結果是令受華文教育者團結在新成立的人民行動黨周圍，加速擺脫殖民地政府的統治，實現獨立自主的步伐，把新加坡帶入一個新的曆史紀元。
三、受華文教育者支持維護母語的人民行動黨
行動黨領袖很早就公開承認，它一開始就得到受華文教育民衆的全力支持。1955年5月11日，該黨在浮爾頓廣場舉行立法議院選舉的群衆大會上，秘書長李光耀告訴聽衆：“在新加坡受教育者之中，過去似乎受英文教育者多支持進步黨與勞工陣線，而受華文教育者則支持人民行動黨。”[14] 李炯才于1994年8月20日接受筆者的訪談時，毫不猶豫地說“在開始的時候，行動黨是由受華文教育的大衆扶起來的。”他說：
人民行動黨第一代的領袖幾乎都是在倫敦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只有少數是受華文教育的。……我是受華文教育的，不過……我不是左派分子。……當時他們（指黨領袖）要我出來競選，也是因爲我是受華文教育的。……不過，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須要受左派影響的群衆支持人民行動黨執政，因爲最有勢力的是馬共與左派分子，他們大多數是受華文教育的。
人民行動黨領導層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們須要受華文教育者去影響群衆的支持。當時，人民行動黨不得不適應現實環境，即跟共産黨合作，以便爭取群衆。假如沒有受華文教育者的支持，人民行動黨怎麽能夠獲得勝利？如果人民行動黨單單依靠受英文教育者支持，老早就被打垮了。我認爲，當時有左派的受華文教育的群衆支持，才有今天的人民行動黨。
曾任文化部高級政務次長、現任外交部政務部長的歐進福博士也認爲，殖民地政府錯誤的語文政策，引起華社的強烈反應，使成立不久的行動黨直接受惠。受華文教育者紛紛支持被殖民地政府懷疑爲左派、被英文教育知識分子敵視的行動黨。他說：
回顧過去，我們覺得當時的華文教育是人民行動黨團結民衆的一個課題。如果沒有這個華文教育課題，沒有普遍存在的貧窮現象、破陋的居住條件以及受華文教育者的支持，人民行動黨領袖將無法與絕大多數說華語與華族方言的廣大民衆打成一片，也無法獲得現有的民間組織支持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15]
1954年11月21日成立的行動黨大致上是由三派領袖組成的：一、在英國大學受教育、說英語的專業人士；二、公共服務部門工會的領袖，大多數也是受英文教育的；三、代表私人工商界工會、華文教師團體的親共分子。雖然發起建黨的主要領袖是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如李光耀、杜進才、拉惹勒南等人，他們幾乎都毫無基層支持可言。
跟亞洲其他反殖民地運動領袖如甘地等人不一樣的是，當時行動黨民主社會主義者並不是新加坡公認的主流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在那個時代的新加坡，被認爲是反殖先鋒者是受華文教育的共産黨人與他們的支持者。此外，他們也沒有獲得英文教育的知識分子的支持，包括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因爲英文報紙把行動黨描繪爲被親共分子控制的激進政黨，令他們懼怕會喪失既得的特殊權益，爲本身的前途而感到擔憂。
該黨首任主席杜進才博士說，當時“許多受英文教育者都遠離人民行動黨，好象把我們看成是患上了天花或麻疹的病人一樣。……他們不像受華文教育的窮苦大衆，成爲我們的積極支持者，張挂標語、出席群衆大會。”[16]
李光耀在行動黨25周年紀念特刊的一篇文章裏回憶當時的處境時說，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怎麽樣去號召廣大群衆的支持。他們那一群受英文教育、從英國大學畢業回來的民族主義者，對政治騷亂或革命的陰謀都毫無經驗，也不會講人民所講的許多語言，而且也只能在精神上體會人民的難題和艱苦。他們要怎麽樣去感動人民呢？[17]
另一方面，共産黨人由于以反殖民地爲號召而吸引了許多思想進步的受華文教育者，尤其是在籍的華校中學生。他們支持共産黨的反殖鬥爭加強了共産黨的實力與影響力。共産黨人則利用中華文化與文明作爲進行鼓動、顛覆與革命活動的屏障。[18]
李光耀曾經于1964年在馬來西亞國會說過：在過去40年裏，馬來亞共産黨成功地在本國的華校裏培養了核心分子。首先是利用來自中國的教師，然後是學校裏被洗腦的人；最後，他們在學校裏成立自我衍生的核心組織。那是生活中的一個現實。[19] 獲廣大受華文教育者支持的親共分子爲新成立的行動黨帶進大量的支持者。
盡管行動黨內受英文教育的民主社會主義派領袖在黨內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他們不能采取完全不被親共分子所接受的政策與措施。任何反共的立場必然會使他們在黨內被孤立起來。因此，行動黨不得不采取明顯的左派立場，以維持跟親共分子的一致步伐，同時贏取占人口大多數的受華文教育者的支持。
政治學者兼外交官陳慶珠教授說：“人民行動黨于1954年成立後，黨的目的是動員受華文教育者參與政治活動，以爭取他們的選票。”[20] 歐進福博士說現在的行動黨領袖在1950年代不得不冒著可怕的危險，跟受華文教育的共産黨人合作——猶如騎在老虎背上一樣——這是因爲他們沒有基層組織，而且也無法跟說方言的大衆與說華語的知識分子溝通。[21] 吳慶瑞博士這樣形容行動黨與共産黨人的合作關系：
在1954年成立的人民行動黨，是反抗英國帝國主義聯合陣線的一個小夥伴。……那幾年，是愛國分子、政治同路人以及共産黨幹部全體一致，轟轟烈烈一心一 意爲打倒英殖民地當局而努力的日子。當時的人民行動黨猶如上述，只是一個小夥伴。我們就像是一個大魔術師的學徒。那個大魔術師在鬥爭和政治組 織上，有著比我們長久得多的經驗和專長。他們對于學生、工人、農民、婦女以及其他團體 的滲透和控制，的確是了不起的政治工作者。[22]
李光耀自己也承認，爲了擺脫英殖民統治者，爭取新馬自治與獨立，聯合受廣大民衆支持的華文教育的共産黨人與親共分子的力量，共同奮鬥是無可避免的一種策略。行動黨溫和派扮演著“架橋者”的角色。他們通過跟馬來亞共産黨人的合作，以爭取擺脫殖民地統治的鬥爭，也因此跟華校學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獲得受華文教育的基層民衆的支持。
受華文教育者雖然身居行動黨第二線領導，可是卻擁有廣大的基層支持。受英文教育的黨員只在部分受英文教育的工人之間活動，而受華文教育的黨員則活躍于廣大的受華文教育的工人與中學生之間。由于有那麽多說華語的工人與學生的支持，行動黨形成一個有廣泛基層支持的全民政黨。
在1955年左右，行動黨已獲得很大的支持力量，無論是從黨員人數或支持者的觀點看，該黨實際上是一個以受華文教育的黨員爲主的新政黨。在不超過2000名黨員中，大多數是華文學校活動分子與受華文教育的工運分子。[23] 在它那少過10個的支部中，主要的支部是設在受華文教育人口較集中的地區：武吉班讓、丹戎巴葛、武吉知馬、花拉公園與榜鵝/淡濱尼一帶。[24] 由于大多數黨員是受華文教育者，行動黨黨部的活動也幾乎以華文爲主。
于是，行動黨在馬共分子與華校學生的攜手合作下，成功地組成一個強大的爭取獨立的全民運動。“這個新政黨……的政綱是：注重華文教育與文化，爭取華文成爲官方語言，以及放寬對中國出生之華僑享有公民權的條件。”[25]
在反殖華校學生與工運分子的密切配合下，這個運動在1955年立法議院的首次選舉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使初試蹄聲的行動黨即刻旗開得勝。這股強大的合作力量大致上引導了直到1963年爲止的新加坡政治發展。因爲1963年起，行動黨與共産黨分子分道揚镳。行動黨這次的內部大決裂，也直接使華文教育再度卷入政治鬥爭的旋渦中，使華文政治化的色彩更加濃厚。執政黨對反對派利用華文教育問題作爲鬥爭工具提高戒心，這難免影響日後政府對華文的政策，但卻不是導致華文教育式微的主因。
（一）、1955年4月2日立法議院選舉
在1954年之前，領導新加坡政治活動的大多數是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但是由于他們大多不會說一般老百姓的語言，也沒有全力爲民衆向殖民地政府爭取合理的權益，因此沒有獲得廣大民衆的支持。直到行動黨于1954年成立後，它發動基層組織動員民衆，尤其是受華文教育者，參與政治活動。在1954年後，許多華文教育者通過自動選民登記而開始在政治上享有選舉權與被選權，並且即刻在政治上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1955年，在林德憲制下，新加坡有了一部新的憲法，規定在立法議院的32名議員中，人民可以選出超過半數的25名代議士。此外，在自動的注冊法令下，選民由原本的7萬5000名增加到超過30萬名，包括22萬5000名初次享有公民權的受華文教育的華人。這是新加坡曆史上首次舉行的立法議院選舉，是新加坡實行新憲制後的第一件政治大事，“由30萬選民選舉治理百余萬人口的政府，新加坡人民上了民主政治的第一課。”[26]
１、華社群起支持行動黨
那是新加坡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激烈政治競選運動，各政黨都設法爭取第一次有投票權的受華文教育選民的支持。它們都在競選群衆大會上許下許多取悅受華文教育選民的諾言，而支持華文教育、廢除立法議院只准用英文的限制是各政黨共同的許諾。
但是選民早已對各政黨的立場胸有成竹，他們都知道行動黨秘書長李光耀和林清祥等人一直在爲華文教育者發言並爲他們爭取應有的權益。結果不出所料，行動黨所派出的四名候選人中，三名以很大的多數票中選；李光耀是得票最多的候選人，成爲“本屆選舉中最成功的候選人。”[27] 對成立不到四個月的行動黨來說，那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也充分說明了溫和派領袖李光耀與共産主義派領袖林清祥等人過去數年在爲爭取華社權益與維護華文教育的努力獲得了應有的酬報。
換句話說，行動黨是在絕大多數受華文教育選民的擁護下一鳴驚人，脫穎而出，成爲政壇上一顆閃亮的明星。該黨領袖在競選廣播與街頭群衆大會上的演講裏，都以華校學生與受壓迫的工人的代表自居，重申要爲他們爭取合理的待遇。他們也一再表明要維護母語教育。黨的競選政綱第10條表明要爭取“免費教育，所有學童均應受免費及強制性教育至16歲止，並維護每一民族有發展其自己文化之權利。”[28]
同時它要爭取廢除在立法議院只准用英語辯論的限制。秘書長李光耀于1955年3月19日晚上8時在大坡東方戲院後曠地舉行的群衆大會上以華語發表演說，呼籲人民支持他：“我到這裏來參加競選，是要給受壓迫的工人、受薪階級小商人出一口氣。我要替他們說話，盡我的力量爲他們工作。……華校學生受壓迫，我替他們說話。……”[29]
該黨另一候選人林清祥則在1955年3月21日在馬來亞電台作競選廣播時說：“大家都知道，目前的華文教育是處在水深火熱的境地中，到處受到不合理的壓迫和歧視。我們華人納稅最多，所得的教育津貼卻是最少。我們人民行動黨主張各民族文化應該有自由發展的權利，得到平等的待遇。”[30]
已故文化部政務部長邝攝治在他的著作《人民行動黨的故事——最初的年頭》裏說：協助該黨競選活動的絕大多數是受華文教育者，幾乎全是說華語的……。其他政黨也差不了多少，助選人也大多是說華語的人。大多數助選人用華語跟年輕人交談。但是在群衆大會上則用方言，以便把信息傳達給老一輩的選民。”[31] 他舉例說，在兩個說英語的選民較集中的黨部利峇峇裏和經禧，行動黨候選人都無法找到足夠的助選人；此外，說英語的家庭借故把登門遊說的行動黨助選人拖住，並且用粗野的言語責難他們，令他們感到難堪。
華文報紙也都支持行動黨。李光耀在1979年出版的行動黨25周年特刊裏說：由于華文報紙詳細報道行動黨的活動，因此黨能夠把政治信息傳達給廣大的華文讀者，吸引他們成爲支持者。“因此，英文報紙就不能像以前那樣漠視人民行動黨了。如果當時華文報紙對人民行動黨的動向不曾大事報道，要把群衆的支持力量建立起來，是會更加困難的。”[32]
２、華校學生的行動左右了大選的結果
行動黨群衆大會的聽衆大多數是華校生與受華文教育的工運分子。他們爲候選人鼓掌喝采，高喊反殖民地主義口號。在投票日，數以百計的華校中學生以私家車到各選區接載選民去投票站，並且勸請他們投票支持行動黨。另外一些華校生則在投票站周圍作最後一分鍾的勸說活動，有些學生甚至充當臨時保姆，讓父母去投票。“由此可見，華校生的行動大大地左右了1955年大選的結果。”[33]
從大選成績揭曉前後支持者的反應，也可以再度證明行動黨的確是在華文教育者擁護下獲勝的。《南洋商報》1955年4月3日報道：“昨夜8時投票終止後，皇後坊維多利亞紀念堂朝海右側停車場及康諾道走廊已人頭萬攢。……在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學生，他們乘貼滿人民行動黨標志的羅厘車陸續抵步。男女學生將所攜帶的報紙攤在地上，坐下來等待大選成績。”
《星洲日報》4月4日也報道：“李光耀中選消息播出後，即刻就有兩輛羅厘車載來了百名李氏之支持者，高持李光耀之競選街招，讓圍在大鍾樓外之觀衆歡呼呐喊，接著高唱‘團結就是力量！’，聲勢浩大，情況空前。李氏說：‘這是人民的呼聲！’”
很顯然的，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的非華校生莫屬。更明確地說，行動黨在該次全國大選中的輝煌成績，乃是得力于受華文教育廣大民衆的全力支持；那也是受華文教育者首次有機會通過憲法規定的程序，向殖民地政府表達他們的不滿情緒，並且展示了他們巨大政治影響力量的最具體行動。他們的投票傾向，也進一步加強了行動黨認識受華文教育者在新加坡政治上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下來的曆屆大選中繼續爭取他們的支持。
注釋
[1] Nair, C.V. Devan, comp & ed. Socialism that Works……The Singapore Way (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tions, 1976), 181. 李光耀于1971年6月10日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出席第20屆國際報業協會的研討會後，接受倫敦Sunday Times總編輯Harold Evans的訪談時的一段話；也見The StraitsTimes (Singapore), 11 June 1971. 這段話可以概括李總理對華文教育與華族文化的一貫立場，即任何人若要在占人口 絕大多數 的新加坡執政，他不能被認爲是敵視華文與華族文化的人，否則他必敗無疑。
[2] Vasil, Raj, Governing Singapore (Singapore:Mandarin 1992), 280.
[3] 在1991年8月31日的全國大選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在四個選區失利，引起黨領導層的關注。李光耀內閣資政9月結束對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訪問前接受記者訪談時，發表他對大選結果的看法。這是他舉的一個例子。
[4] Vasil, Raj, “Conversation with PrimeMinister Lee Kuan Yew”, in Raj Vasil,Governing Singapore : Interviews with the New Leader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8), 222-223.
[5] Colon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nnual Repoprt for 1950, 40.
[6] 同上。
[7]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9年6月2日報道：當時身爲武吉班讓區立法議員的李炯才，于6月1日晚上代表人民行動黨出席南大學生會慶祝新加坡自治盛會並致詞時，批評殖民地政府歧視華校畢業生的政策。
[8] 《人民協會：二十年回顧》（新加坡人民協會出版，1980），頁22
[9] 吳慶瑞《成功了的社會主義》，見蒂凡那編《社會主義的實現—–新加坡之道路》（華文譯本）（新加坡聯邦出版社，1976），頁75
[10] Drysdale, John, Singapore : Struggle forSucces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4), 67.
[11]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5年5月26日
[12]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5年3月8日
[13] 《聯合早報》（新加坡），1994年3月22日
[14]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9年5月12日
[15]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Agitation”, in The Report : Pre-U Seminar: Birth of ANation, Singapore in the 1950s (Singapore :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Junior College, 1984), 89.
[16] The Heart Is Where It Is–The NUSS Story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ociety, 1994), 58.
[17] 李光耀《溫故知新》，見《人民行動黨1954－1979：動黨報二十五周年記念特輯》，頁33。
[18] 《聯合早報》（新加坡），1994年3月9日報道：李光耀內 閣資政爲華僑中學擴建校舍主持開幕儀式並致詞時提到這段曆史。
[19]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13 July 1964.
[20] Chan Heng Chee,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Political Change”, in Riaz Hassan ed. Singapore:Society in Transi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44.
[21] 同注15，頁41。
[22]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5年5月26日。
[23] Pang Cheng Lian, Singapore’s People’s ActionPart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60.
[24]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in Singapore 1945-195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3), 130.
[25] 《新加坡建國之路1819－1980》（新加坡檔案及口述曆史館，1984）。
[26] 《星洲日報》（新加坡），1955年4月4日。
[27] 《星洲日報》（新加坡）， 1955年4月4日。
[28] 《南洋商報星期刊》（新加坡），1955年3月20日。
[29]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5年3月20日。
[30] 《星洲日報》（新加坡），1955年3月22日。
[31] Fong Sip Chee, The PAP Story – The PioneeringYears (Singapore: Times Periodicals, 1980), 31.
[32] 同注17，頁34。
[33] 同注35，頁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