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論文《人民行動黨與政府的華文政策研究1954-1965》第二章補充改寫而成的，發表于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南大語言文化學報》第二卷第二期，1997）。
（二）、1957年12月21日市議會選舉
在這次的市議會選舉中，受華文教育者繼續用他們的選票推翻貪汙無能的原有議員，推舉行動黨候選人入主市議會，管理市政。華文教育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競選課題。在市議會選舉舉行前數個月，杜進才博士于1957年6月28日晚上在東方戲院後曠地舉行的群衆大會上，爲丹戎巴葛區補選候選人李光耀助陣時，在演講中提起華文學校與華校畢業生的困境說：
馬來亞的三大民族是華人、馬來人跟印度人，但是在新加坡華巫印三種教育如何？殖民地是不鼓勵方言教育的，並且要消滅方言教育。可是，由于華人社團的熱心與忠誠的努力，華文教育在馬來亞穩固地發展起來了。華人的社團建立了幼稚園、小學、中學與大學，這表示我們集體的才能與力量。……
文化的壓迫不只限于教育，華巫印三種學校的畢業生不能找到工作，華文中學畢業生（的出路）是個特別嚴重的問題。他們有才能、愛國，並且非常喜歡服務社會，但是殖民地政府不給他們機會，他們怎能爲人民與社會服務呢？[34]
像這樣旨在爭取華文教育選民支持的言論，不斷地由行動黨候選人在市議會競選運動期間散播。該黨發表的競選宣言以及政治綱領第三條重申重視母語教育：“新市議會既然將接納多種語言制度，我們必須改變目前不讓華校、馬來學校和印度學校畢業生有平等就學機會的政策。”[35]
華校畢業生首次掌管市議會
行動黨所派出的14名候選人中，有八名是念華校的，另外兩名“能讀並寫中文。”[36]從候選人的語文背景看，行動黨的策略是要向受華文教育的廣大群衆表示，它是關心他們的政黨。“在取得市議會的控制權後，人民行動黨委任王永元爲市長。王永元是受華文教育的，而在那個時候，行動黨較少受華文教育的領袖，他們刻意培養王永元爲黨服務，相信他會遵照黨的指示辦事。”[37] 後來王永元因爲違反黨紀而被開除，那是另一回事。這次選舉結果是行動黨有13名候選人獲選進入市議會，又是一次壓倒性的勝利。
王永元宣誓就任市長儀式時所用的語言，也足以說明行動黨政府是多麽重視語言在政治上的象征意義。當時《南洋商報》這樣報道：“王市長于宣誓就職後，分別以國語（即華語）、巫語和英語，作就任首任市長第一次演講。……各政黨市議員也多數以國語先後發表兩分鍾演說，向市長致賀。……王邦文先以巫語發言，提名王永元上任，接著再用國語說：‘主席，我現在代表人民行動黨正式推選王永元市委爲新加坡首任市長。’……陳翠嫦起立用國語說：‘主席，我附議。’”
王永元的就職演說也特地提到在市議會用母語的意義：“這是第一次全民普選所選出來的市議會，也是第一次每個人民的代表有機會用他的母語講出人民心裏所要說的話……。”[38] 華語與其他民族的母語終于成爲官方語言，在立法議院的殿堂享有它們應有的政治地位，行動黨實現了平等對待各民族語文的諾言。
（三）、1959年5月30日立法議院選舉
正如上述，林有福政府處理華文教育失當，在華校學生之間制造普遍的憤怒情緒，可以說是爲自己的政權挖掘墳墓，最終由受華文教育的廣大民衆支持行動黨執政，把它長埋在地下。歐進福博士認爲，林有福政府不斷地壓迫和逮捕共産黨人、親共分子、左派工運分子與（華校）學生領袖，無疑是在反殖民地的情緒上火上添油；此外，從50年代開始，在殖民地政府故意獨崇英文教育的政策下，華校學生人數開始逐漸下降，引起華社的密切關注。
他說：“恰巧當時華文中學生的思想受共産主義的影響，加上他們對被歧視的不滿情緒，導致1954年、1955年與1956年的學生暴亂。接著在林德憲制下首次出現的民選政府企圖整頓華文教育的措施，再度引起華文教育界的強烈反響。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同情他們的處境、政治目標鮮明的人民行動黨，並且于1959年擁護它上台執政。”[39]
受華文教育的選民在1954年的立法議會選舉與1957年的市議會選舉中認識到能通過選票改變社會現狀後，在1959年的全國大選中，毅然用他們神聖的選票結束一個令他們痛恨的舊時代，迎來一個令他們充滿希望的新時代。
受華文教育者擁護行動黨執政
大選活動從2月開始，各政黨在全國各角落舉行群衆大會。行動黨擅長利用華文報紙與廣播電台宣傳政治信息，獲得良好的效果。不過，在英文報紙方面，《海峽時報》鑒于人民行動黨的反殖民地立場而對它采取敵視的態度。馬來文報與淡米爾文報在評論人民行動黨時，采取較中立的態度；華文報紙則基本上擁護人民行動黨，並且采取對它有利的報道方式，“報紙的文章、標題和編排，都對人民行動黨有利。”[40]
這裏舉一個例子，說明英文報紙跟華文報紙的立場是多麽的不同。在競選活動期間，《海峽時報》發表了許多讀者反對行動黨的投函。其中有一篇說：“人民行動黨的行動與方法具有極權政黨的特色—–法西斯與共産黨。如果人民行動黨執政，我害怕新加坡人民將成爲一個公民權被無情與有系統地踐踏的國家的受害者。人民將被驅使與編成奴隸隊伍，爲人民行動黨爭取榮耀。”[41]
一名曾任英文報記者的人，回憶當時受英文教育者是如何的害怕人民行動黨執政。他說：“（1959年5月30日）投票日是個裁判日，多數受英文教育者祈禱，希望人民行動黨失敗。”[42]
根據退休的國立大學榮譽教授江愛泾博士的回憶，在50年代，人民對殖民地政府的不滿，廣泛地存在于新加坡的窮人之間。絕望轉變爲對抗，沉默化爲憤怒。“年輕的受華文教育者挺身出來爲自己的地位而奮鬥。由于他們沒有受英文教育，就業機會更加渺茫。……多數受英文教育的上流階級，還是沒有從殖民地時期編織的蝶蛹中出來，他們仍然與政治的嚴峻現實脫節，並且把自己孤立于反殖民運動之外。”[43]
由此可見，當時受英文教育者無不希望行動黨失敗，而受華文教育者則傾全力支持行動黨，以確保它獲勝。陳慶珠教授說：“在1955年與1959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發揮它的影響力，發動數以千計的受華文教育者爲它進行沿門遊說活動；這是新加坡曆史上史無前例的現象。”[44]
行動黨爲了爭取受華文教育者的支持，所派出的候選人也多數是受華文教育者。李炯才說：“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各色人等都有，但是主要是接受華文教育的低收入人士，因爲在那時最須要有基層支持的人出來競選。”[45]該黨主席杜進才博士也說：
（1959年的大選）是新加坡國會民主的一個轉捩點。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保持沉默的大多數選民，聽取針鋒相對的競選宣傳後，以及在沒有威脅的情況下，心甘情願地出來表達他們的意見與選擇。[46]杜進才博士所指的“保持沉默的大多數選民”，顯然是指對殖民地政府忍無可忍的受華文教育者。該黨元老、曾任第一副總理的吳慶瑞博士也說：很顯然的，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的大選中）獲得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說華語的選民的支持。競選成績顯示，以階級來說，受英文教育者投票反對人民行動黨。[47]
行動黨政府首任市長、新任立法議員王永元，則在慶祝大選勝利的群衆大會上說得更加直接：“大選的結果告訴了我們，新加坡被壓迫的華人是一致支持人民行動黨的，不管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是屬于哪一民族；我們已經粉碎了新加坡華人沒有馬來亞意識的無恥宣傳。”[48] 在那個時候，“被壓迫的華人”幾乎全是受華文教育的華人。
李光耀總理于1960年3月29日在前南洋大學政治學會主辦的一個論壇上發表演說時，也公開承認行動黨在1959年的大選中獲勝，應歸功于受華文教育的選民的全力支持。他說：在馬來亞，語言不幸也是一個在政治上發生爭執的問題。……在新馬兩地上次（指1959年）的選舉中，選民大致上是根據語言背景而投票的。在聯合邦，大部分說馬來語的人投票支持巫統；在新加坡，大部分說華語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動黨。[49]
1996年6月7日，李光耀內閣資政受邀在新加坡報業俱樂部和外國通訊員協會聯辦的晚宴上，以《接受挑戰——沒有李光耀新加坡還能生存嗎？》爲題演講時，再一次提起行動黨早期是獲得受華文教育者的支持才能獲勝的往事：
在早期的艱苦年月裏，元老領袖們都得到人民群衆的堅決支持，特別是說華語的民衆—他們都以傳統態度和價值觀看待政府和社會；他們實事求是，對政府的期望也很實際。如果沒有這批核心選民投下關鍵性的選票，我們就不可能成功。[50]
這些評論都充分說明了受華文教育的選民對行動黨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在新加坡政治上所能發揮的巨大影響力。1959年的大選是新加坡曆史上的轉捩點，那是在給新加坡完全自治的新憲法下舉行的。行動黨在大選中的勝利，標志著新加坡正式擺脫英國殖民地統治的陰影，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期；而行動黨也從此一直受選民的支持，執政至今。
王鼎昌在揮毫潑墨
（四）、1991年8月31日的國會選舉
華文因素對大選的影響，並不因爲更多新加坡人接受英文教育而大大地削弱，這在1991年8月31日舉行的國會選舉中很明顯地反映出來。執政的行動黨在81個選區中獲得77個席位，無論以什麽尺度衡量，那絕對是一次十分輝煌的壓倒性勝利，可是它所得的總票數卻只有百分之六十一，是曆屆大選中表現最弱的成績，令該黨領袖頗爲震驚。他們檢討的結果，發現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受華文教育的選民對政府忽略他們的感受心存不滿，許多人投了反對票，表示抗議。
１、王鼎昌：受華文教育者以選票提醒政府勿忽視他們的存在
根據行動黨本身的調查，受華文教育者對政府過于重視受英文教育者的輿論感到不滿，于是通過選票提醒政府不要忽視他們的存在。也就是說，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認爲，政府不應該過于遷就少數能言善辯（vocal minority）的受英文教育者的看法，而忽略了全民的共同利益。當時的副總理王鼎昌于1991年9月16日晚上在華文報業俱樂部主辦的座談會上以《我看1991年大選》爲題發表演說，分析那次大選的“小挫折”時，把投反對票的人士廣義的歸入以下幾種：
一、認爲在民主制度下國會須要有反對黨的人。
二、感到被政府忽略的受華文教育者。
三、生活水准和生活素質沒有提高的小市民。
四、樣樣歸罪于政府的一些人。
作爲一位華校出身的副總理，王鼎昌所提到的第二點是當時討論得最熱烈的一個課題。他在分析受華文教育者感到被政府忽略的感受時很坦誠地說：
這次大選結果使到有些人就冒冒然說受華文教育者已經不再支持人民行動黨了，這未必是正確的。可是我們也不能否認，許多受華文教育者的確有不滿的情緒存在。事實上，的確也有一些投反對行動黨的票以表示他們的不滿。一個普遍的說法是，受華文教育者覺得人民行動黨政府過于遷就能言善辯的受英文教育者，處處設法討好他們。惟恐他們移居外國或不支持政府。
而另一方面，政府卻又忽略了廣大受華文教育者的願望與利益，把他們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忠實支持者。有些人甚至抱怨說，只有在大選時，行動黨政府才想到受華文教育者。[51]王鼎昌說受華文教育者也覺得，政府似乎特別重視用英文發表的輿論，受少數敢怒敢言的受英文教育者的影響，但是受華文教育者的心聲卻不受重視。“他們覺得政府雖然口口聲聲強調學習母語的重要性，但是對華文的應用和中華文化卻沒有認真的對待與照顧。”
他提起受華文教育者覺得由于英文處于一支獨秀的地位，使到受英文教育者把持全國所有重要的職位，使到受華文教育者覺得沒有出頭的機會；加上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不同，也使他們發現很難跟身居要職的“精英分子”溝通。內閣要員和高級公務員絕大多數是受英文教育的技術官僚，他們不了解受華文教育者的看法和想法，也不了解民間疾苦。他接著說：
受華文教育者不禁要問，難道他們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卻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嗎？于是，他們消極、無奈，變成了不受重視的“沉默的大多數”。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恐怕是他們十多年累積下來的感受和不滿。行動黨（政府）將會認真的探討這個問題。受華文教育者這種被疏離的情緒應該盡早糾正來。
王鼎昌的這個分析把受華文教育者的心態跟政治的關系說得毫無保留。他的用意也很明顯地是要告訴他們，政府已經得到他們所發出的信息，也知道他們在政治上仍然能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政府今後將盡量照顧他們的感受。
２、李光耀：受華文教育者發出不滿現狀的訊號
向來很注意教育背景與投票傾向的李光耀內閣資政，自然對那次的選舉結果表示深切關注。1991年9月下旬，他在結束訪問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前接受記者訪談時，針對8月的大選結果發表了令人矚目的意見，認爲執政黨的挫折是因爲政府忽略了受華文教育選民的感受。
他說在1981年與1984年的大選中，進入國會的兩名反對黨議員拉惹勒南與詹時中都是講英語的，政府因此得出結論，認爲受英文教育者已成爲人口中的大多數。但事實並非如此，兩名華校出身的反對黨候選人在那次的大選中獲勝，更是清楚說明這個事實。
李光耀認爲，在今後15到20年內，受華文教育的新加坡人仍然將占人口大多數。他們在這次大選中不像過去那樣支持政府，並不是因爲他們的經濟情況比別人差，而是因爲他們覺得已被擠出主流社會，身爲大多數人口，他們反而遭到冷落。他說懂得英語的人敢怒敢言，在英文報紙上發表言論，受到政府的重視，而受華文教育者認爲他們受到冷落；在文化上、語言上逐漸失去了身份與地位：
他們覺得情況已經演變到了有失偏差的地步（即政府更加關注受英文教育者和馬來社區的要求）。他們是在說：那我們的憂慮怎麽樣？我們對喪失社會地位、語文的感受和喪失對身份與文化認同的感受又怎麽樣呢？這是在提醒政府不要對他們所關注的事情視若無睹。”[52]
他認爲在政府與民衆的對話會上，受華文教育者的意見也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所以，這些“沉默的大多數”決定向政府發出訊號。他答應“將促使政府更加注意占人口大多數的受華文教育者的意見與感受。”
他說他告訴吳作棟總理在記者會上多講華語，也建議部長們多學和多講華語。他認爲政治領導之道在于和民衆溝通，而且天天溝通，（用人民聽得懂的語言）把每個問題解釋清楚。他甚至建議，爲了讓講華語的人有機會發言，今後的議員與民衆對話會應該保留百分之四十的時間讓他們發言。此外，他還說今後政府應該多聽取那些熟悉華社意見的人的意見，“會讀華文並且和華社有密切聯系的部長，他們的意見應該更受重視，因爲他們代表了我們大部分人意見。”
李光耀資政也認爲，受英文教育的部長沒有閱讀華文報紙。不了解受華文教育的廣大民衆的情緒。他指出：“如果你想知道何以我覺得政府給予受英文教育者過度的關心，那是由于部長的閱報習慣……。”他發現多數部長只閱讀英文報紙，不讀《聯合早報》，所以不了解受華文教育者的處境和心聲。”他因此告訴議員：如果一名受英文教育的（華族）議員想擔任部長，他必須閱讀華文報紙。否則他將無法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麽，說些什麽。那將會有很大的麻煩。”
自從行動黨于1963年發生大決裂後，從來沒有任何一位在任的行動黨政府領袖像王鼎昌那樣，公開反映受華文教育者的不滿感受，並且促請政府要設法糾正他們那種“被疏離的情緒”。那也是那麽多年來，李光耀內閣資政再公開肯定受華文教育者是影響選舉結果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同時也表明政府此後要多注意受華文教育者的感受。
（五）、 1997年1月2日的國會選舉
英文現在是新加坡年輕一代的主要教學媒介語了，然而華語在新加坡是“政治語言” 的事實，在 1997年1月2日的國會選舉活動中繼 續獲得證實，而且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在組屋區舉行的幾乎所有群衆大會，絕大多數華族候選人，包括許多平時謙稱不大會說華語者，都兼用華語和華族方言發表演講；吳作棟總理、李光耀內閣資政和李顯龍 副總理、 陳慶炎副總理等也兼用華語與方言發言，設法爭取“組屋 區腹地” （HDB heartland） 廣大民衆的支持。畢竟，英語仍然不是新加坡廣大民衆的生活語言，不是博取民心、爭取選票的語言。
但是與此同時，政府領袖也嚴厲警告那些發表華文沙文主義言論的候選人，不得在群衆大會上以華文課題煽動人民的情緒，否則必須面對果斷的法律制裁。可見，行動黨政府了解華語文至今仍是廣大華族民衆的生活語言，卻依然堅決不允許任何人以華語文課題爲煽動民族情緒、制造社會動亂的借口。
以雷霆萬鈞之力攻擊“華文沙文主義危險人物”鄧亮洪
在這次的大選活動中，行動黨原本是要集中火力，徹底暴露參選的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的品格，勸說選民不要支持這個被指爲“騙子”和“撒謊者”進入國會。可是很快的，戰情急轉直下，該黨轉移炮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雷霆萬鈞的聲勢，全力攻擊被指爲“反基督教徒、反英文教育者的華文沙文主義危險人物”鄧亮洪律師。
鄧亮洪是工人黨候選人，聯合四名同黨候選人在靜山集選區對壘以教育部長李玉全爲首的行動黨候選人。他過去曾針對新加坡的華文地位問題發表談話，其中一些被指含有華文沙文主義意圖，包括《海峽時報》1996 年8月10日報道他在電力站的一個有關華文的討論會上的發言。
根據報道，鄧亮洪指出由于有百分之八十的新加坡華人是說華語的，所以華語和華族文化沒有消失的危險，因此受華文教育者無須感到自卑。他接著問：“那麽爲什麽是我們爲他人擡轎子？我們應該是坐轎者。”行動黨在《致靜山全體選民的公開信》裏說：“鄧亮洪是華文文化和語言的極端分子。他說新加坡的華校生應該坐在轎子裏，英校生應該擡轎。……鄧亮洪將會把我們帶回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光景，而且我們分化爲‘華校生’和‘英校生’。”
行動黨對像這樣的華文沙文主義論調是那麽的深惡痛絕，以致吳作棟總理和李光耀內閣資政等領袖極力予以痛斥。吳總理重申政府鼓勵華人學習華語文，但是以新加坡在東南亞的處境，絕不容許任何人鼓吹華語文在新加坡和本地區的優越性，“因爲這將是很危險的，會摧毀新加坡。”[53] 李資政表明甘冒被華社誤解的風險批判鄧亮洪，是爲了杜絕極端主義思想滋長，維護新加坡社會的多元性質。[54]
吳總理還以自己的地位和威信爲”籌碼“，親自挂帥，率領兩位副總理到靜山區協助李玉全迎戰鄧亮洪，“阻止華文沙文主義極端思想進入國會。”行動黨候選人險勝鄧亮洪的組合，吳總理形容那是選民“否定了鄧亮洪的華文沙文主義、反英文教育和反基督教的想法。” [55]
大選過後，在分析選民的投票傾向時，吳總理以行動黨收複兩個反對黨選區爲例說，武吉甘柏和義順中兩選區的前行動黨議員因爲不會說“人民的語言”，無法跟一般老百姓溝通，所以在上次大選中敗給說華語和華族方言的對黨候選人。而這次，該黨兩名候選人能擊垮反對黨的在任議員，除了因爲反對黨議員的政績乏善可陳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行動黨候選人能跟說華語和華族方言的人民打成一片，跟組屋區腹地選民認同。”[56] 他也透露：
我們的調查顯示，當我們猛烈抨擊鄧亮洪對華文與華族文化所持的立場時，靜山區受華文教育的選民不支持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轉而支持鄧亮洪，而馬來人和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則轉而支持人民行動黨。[57]這不再度證明了華語文至今仍是新加坡的“政治語文”嗎？政府對待華語文也不得不特別謹慎，這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個現實。
本章的基本目的是要說明，行動黨及其政府早期與受華文教育的華社的關系是“難分難解”的，而且雖然行動黨政府知道華族對華文地位與華文教育的執著，也充分了解受華文教育選民對該黨的重要性，同時也盡量設法安怃他們的不滿情緒，可是政府在制訂全國全盤的發展計劃時，並不受這個“華族因素”所局限，或在華文地位與華文教育方面對華社特別照顧。它仍然以大局爲重，繼續以英文爲國家的主要行政語言與教育系統裏的主要教學媒介語。
無可否認的，這個語文政策形成一個重視英文的教育環境，直接導致家長紛紛把孩子送入英校（雖然政府說那是“家長的自由選擇”，但是現實的家長當然都不願意自己的孩子接受沒有前途的教育），使各民族的傳統母語教育趨向式微。可是，鑒于行動黨政府的教育政策是爲政治與經濟計劃目標服務的，是爲配合新加坡長期的國際競爭力和國家的生存與繁榮而制定的，因此國內政治的“華文因素”，遠遠不如區域政治因素與建國大計對新加坡的生存與長期發展更加重要。這也充分反映了政府超越個別民族利益的務實施政方針與前瞻的治國之道。所以，華文始終不能成爲主要的工作語文，實是客觀環境不允許。
這是研究行動黨及其政府的華文政策所必須透徹了解的基本前提。若單純從一般的語言學理論和教育學原理來理解行動黨及其政府的語文與教育政策—–尤其是它的華文政策，那將是不著邊際的嘗試。
注釋：
[34]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7年6月29日。
[35] 《星洲日報》（新加坡），1957年11月11日。
[36] 《星洲日報》（新加坡），1957年11月19日。
[37] Josey, Alex, Lee Kuan Yew (revisededition)(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1), 17.
[38]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7年12月25日。
[39] 同注15，頁44。
[40] 同注17，頁34。
[41]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2 May 1959.
[42] Oei, Anthony, What If There Had Been No Lee Kuan Yew(Singapore: Mandarin, 1992), 96.
[43] 同注16，頁62-63。
[44] 同注20，頁41。
[45] 李炯才《追尋自己的國家— 一個南洋華人的心路曆程》 （台灣遠流出版事業，1989），頁321。
[46] 杜進才《人民行動黨建國之路》，見《人民行動黨1954-1979：行動報二十五周年紀念特輯》，頁 23。
[47] 《星洲日報》（新加坡）1959年6月4日報道：吳慶瑞于 1959年6月3日晚上在政府大廈前大草場慶祝該黨大選勝利的群衆大會 上發表演說，分析投票結果時透露，行動黨是在廣大的受華文教育的選民支持下上台執政的。
[48] 同上。
[49] 《星洲日報》（新加坡），1960年3月30日。
[50]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8 June 1996.
[51] 《聯合早報》（新加坡），1991年9月17日。
[52] 《聯合早報》（新加坡），1991年9月23日。
[53] 《聯合早報》（新加坡），1996年12月31日。
[54]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1 January 1997
[55]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3 January 1997
[56] 同上。
[57] The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4-5 January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