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在新加坡每6戶家庭中就有一戶雇請女傭，每月花五六百新幣（約合人民幣不到三千左右）請女傭幫忙做事是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而在中國，找菲傭不僅貴，而且困難重重……
圖/郭浩忠
Marry Car Traifclgar Lieses，48歲，她30歲的時侯從菲律賓到香港做家傭，然後每次一簽兩年約，約滿了便回國探望家人一個月，所以這十七年來她只是回國七次。對比一般香港菲傭來說，她算是年齡比較高才來香港的。她家中有3個兒子，都在讀大學，家庭全靠Mary在香港掙的錢來養活
一位菲傭在女傭中介裏練習使用筷子（圖/郭浩忠）
時間上，安娜應該已經到了深圳，但她居然人間蒸發了，盧雲霞對此毫無心理准備。僅僅一天之前，她把這名菲傭親自送到火車站，備足了路上的食品飲料，如以往一樣關切之至。
24小時，48小時，安娜的手機一直是關閉狀態，盧雲霞想起當初中介的叮囑：千萬不要把菲傭的護照交到本人手裏，她們完全不講情義，隨時可能跑路。但她還是輕易地就把護照還給了她。她以爲全家人對安娜那麽好，不會發生背叛之事。現在，她的輕率付出了真金白銀的代價，安娜失蹤，意味著盧雲霞夫婦要蒙受接近10萬元的損失。當然，對于男主人是外企高管的這個家庭而言，經濟損失倒不難承受，而最大的困境在于，接下來做何選擇——還敢到“黑市”雇傭菲傭嗎？如果改用本土保姆，又如何適應巨大的落差？
大陸的誘惑
筆者在澳門對菲傭交易進行暗訪時，和安娜有過半天的接觸。當時安娜逃到深圳去了新雇主家後，新雇主通過倒賣簽證的魏國，將她和其他菲傭一起，帶到澳門來辦理簽證。
安娜逃跑時的借口是，她在中國待了多年的朋友，能辦到更便宜的簽證。這樣就可以爲主人盧雲霞節省一些開銷。眼看安娜半年的簽證即將到期，女主人盧雲霞不希望這個菲傭“黑”在自己家。盧雲霞給安娜一個合法的身份，是對她的最大尊重。
4月的一個晚上，在中介的安排下，盧雲霞與丈夫面試了安娜，他們是若幹面試雇主中的最後一撥。
在中國大陸，菲傭像隱形人一樣生活著，事實上，圍繞她們已形成可觀的供求市場。一位在北京從事菲傭中介(他們大多都有家政公司的幌子)的人士說，他根據行業內的一些信息估算了一下，在北京打工的菲傭，應該超過了10萬。
大約2005年前後，一些高收入外籍人士來華工作的時候，習慣性地把自己的菲傭也帶了進來，漸漸地，大陸的富裕階層也對菲傭的高標准的服務有所耳聞，一個地下市場開始發育，並始終與官方的監管進行著貓鼠遊戲，甚至存在著某種默契。
那次面試快結束的時候，借著中介公司工作人員如廁的機會，安娜拉住了盧雲霞的手，急切地表達了馬上被雇傭的意願，並發誓自己的工作會讓主人非常滿意。
原本，雙方是可以第二天再做決定的，男主人對安娜的資料比較滿意，交了合計5萬多元的所謂簽證費、中介費，當晚就把安娜帶回了家。
安娜今年32歲了，又矮又胖，其貌不揚，但資曆確實很適合這個中國雇主。還是十幾歲的小姑娘時，安娜就開始在新加坡做傭人。她聰明伶俐，很會看主人的臉色行事，加上出國前和到新加坡後都接受了比較專業的培訓，她成爲了非常出色的菲傭，很受雇主歡迎。在台灣工作3年的經曆，讓安娜學會了中國話，並燒得一手好中國菜，這爲她贏得了在大陸就業的充裕資本。人還沒到，很多看了簡曆的雇主就在家政人員那裏展開對安娜的爭搶。家政公司借機加價，將她的中介費瞬間提高了50%以上。
安娜聽說，中國大陸的工資比新加坡、香港和台灣都高，爲了賺更多的錢，明知道不合法，她還是毅然和小姨等人一起來到中國大陸。
那是一個漆黑的晚上，“蛇頭”和中介公司的人爲了省錢，讓她們坐上了陳舊狹小的一班夜航飛機，機上不提供免費食物和飲水，身無分文的她們一路忍饑挨餓到了澳門，隨後轉道深圳，坐了幾十個小時的火車抵達北京。安娜說，一路上她就喝了一瓶水，吃了兩個包子，熬過了有些淒楚的旅程，不過，她心中也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
據安娜事後回憶，見到盧雲霞一家人之後，她立即動了心，覺得這對年輕夫婦舉止文雅，有教養，而且家庭狀況很簡單——只有一個3歲的小女孩——這讓安娜很動心。
5個月的“蜜月”
在北京的生活開始了，男女主人對傭人彬彬有理，家裏的食物和用具，全權由安娜負責，她工作得特別開心。
按照多年的工作習慣，她每天5點半就起了床，將一二樓的房間和庭院全部打掃幹淨，在8點之前做好早餐擺放在餐桌上，然後去照料3歲的小主人穿衣服、洗漱、吃飯。可愛的小主人無形中緩解了安娜對孩子的思念，因此她照顧得格外細心，孩子也特別喜歡她。
8點半，小主人准備去幼兒園，安娜爲她穿上准備好的衣服和鞋子，書包裏早已放好裝滿溫水的水壺，幹紙巾和濕紙巾也各放了一包。在男女主人出門前，鞋子早已擦亮，安靜地擺放在門口，她還能根據女主人當天要穿的衣服，將相應的鞋子和絲巾也搭配好，女主人總會在這個時候給她一個擁抱。
將孩子送走後，安娜繼續自己的清潔工作。她把別墅擦拭得窗明幾淨，沙發和地毯(包括櫃子下面)每個星期都要清理一遍，衣櫃也要定期整理。下午的空閑時間，除了打掃花園，便是熨燙衣服。這是安娜的一天，也是接受過標准化服務培訓的中國菲傭的一天。
按照安娜透露的線索，筆者在北京找到了盧雲霞。安娜曾經的主人住在北四環的一個高檔社區裏，房子是獨棟別墅，面積很大，身爲作家的女主人很有生活品味，幾乎把每個角落都布置得別有情趣。房間內整潔溫馨，花園裏鮮花盛開。
在盧雲霞看來，安娜是見過世面的人，在面對女主人那些昂貴衣服的時候，什麽品牌、什麽材質的衣服怎麽洗燙，她都非常清楚，處理得體，這讓最初有些嫌棄其容貌的女主人越來越喜歡她。像多數菲傭一樣，安娜時刻注意擺正自己的位置，家務方面從未讓盧雲霞操過一點兒心，主人偶爾指出的差錯，她會立即糾正，絕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安娜的盡職與專業並非特例，總體而言，菲傭確實是高素質、高標准的保姆群體，甚至可以說，菲傭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保姆，代表著行業的標杆。
深圳一家菲傭中介的王先生說：主人交待過的事情，菲傭絕對不會忘記；規定的工作範疇，她們也會嚴格遵守，絕對不會像有些中國阿姨一樣，規定幹的活，今天高興就幹，明天不高興了就不幹，菲傭會始終如一。因爲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她們素質相對較高，責任感很強，喜怒皆能做到含而不露。
她們安靜、隨和、謙恭，出國前大多經過精心的挑選和培訓，大到能以接近醫護人員的水准護理孩子和老人，小到熟練掌握各種材質的衣服的洗燙，更職業一些的菲傭，會根據女主人當天所穿衣服的顔色，搭配好相應的鞋子和絲巾。最重要的是，她們兢兢業業地恪守職業規範，服從是她們的天職。
女主人對工作出色的安娜超乎尋常地善待，剛替換下的手機，會送給她使用，還會把自己的許多衣服慷慨地送給她。安娜又矮又胖，很多衣服都穿不了，盧雲霞便給她買新裝，從頭買到腳。每次出差回來，更不忘給她買個禮物。
“中國的雇主很多時候喜歡把保姆當成自己的家人，但我們很清楚，我們和他們只是工作關系，我其實不過是在工作而已，在哪裏都是這樣工作的。”安娜曾這樣對我說。
正是因爲這種文化差異，從未對主人一家投入任何感情的安娜，在北京的天氣突然變冷的日子裏，開始變得焦躁，在熱帶國家長大的她，對北京未知的冬天充滿了恐懼。9月初一個微雨的早晨，對中國北方人來講很舒適的天氣，不冷不熱，安娜已經開始渾身發抖了。幾天後，當她的手上因爲幹裂出現了第一道血口子時，她煩躁不安地給她在深圳的朋友打了電話。
在外工作的菲傭很抱團，情感上相互取暖，她們沒事就會打一通電話，彼此說說雇主及家庭的情況，有了煩惱更是一吐爲快。她們可以省吃儉用，但在電話費上從不吝惜，這份“感情投資”甚至會占到薪水的五分之一。按她們的話講，這是保證她們不瘋掉的唯一的情緒出口。很多菲傭，爲了多掙點加班費，全年都不休息，其壓力可想而知，而雇主爲了避免她們出去惹麻煩，也願意多出幾百塊錢、息事甯人。
安娜本來是爲了傾訴的一個電話，卻從此改變了她的命運。朋友茱莉已經在深圳的雇主家待了5年，作爲一個精明的“中國通”，她堅定地告訴安娜，北京的氣候不適合她，冬天特別冷，會下很厚的雪。來中國不久的安娜當時還不知道，茱莉極力鼓動自己去深圳找個雇主，是有利益驅使的。菲傭資源短缺，有賺取暴利的空間，黑中介之間進行著不正當競爭，他們鼓勵自己的菲傭，拉一個人回來給1000-2000元的提成。茱莉通過自己所屬的公司，在深圳給安娜又找了個雇主，同意工資多給200元，每月5200元。
安娜雖然留戀北京的工作，但還是禁不住茱莉的鼓動，她要想辦法把護照搞到手。聰明的她，在主人面前表現得更加盡心盡力。
半個月後，半年的簽證快到期了，盧雲霞張羅著聯系倒賣簽證的人，以便花高價爲安娜“買”回後半年的簽證——在大陸，爲非法務工的外國人提供相關“服務”的地下産業鏈早已形成。
安娜終于等來了機會，她對盧雲霞說，她的朋友可以幫忙辦簽證，也是出關去澳門，但可以省一半的錢，半年的簽證一萬多元就能搞定。
安娜並未在工作中表現出任何異常，盧雲霞從未想過這個溫順的菲傭會不辭而別，于是毫無戒備地把護照交給了對方。
回不去的中國
中介公司的人用一輛破舊的面包車，載著筆者和十幾個前來辦簽證的菲傭，七扭八拐地來到了澳門很偏僻的一條無名小巷裏。這裏路邊都是廉價破舊的出租房，一個席子就是一個地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中介公司的人，將簽證快到期的菲傭，從蛇口海關帶出境，在這裏住上一個星期，等新的簽證辦好了，再重新入境回到內地各個城市的雇主家去。
據出租屋的老板介紹，從去年初開始，生意就不怎麽好了，因爲簽證越來越難辦了，很多原來做倒賣簽證生意的人，都不幹了，加上鑒證費越來越高，很多菲傭雇主都不願意折騰了，不辦簽證，菲傭的工資因此提高了很多，而雇主也樂意用錢買個平安順利。所以來這裏住的菲傭也就寥寥無幾了。早些年的時候，這裏的房子幾乎供不應求。
在澳門中心街濕熱的街頭，安娜驚詫地獲知，自己被中國大陸拒簽了，她無法理解，爲什麽同行的人都過關了，自己卻這麽“倒黴”。原來，受到欺騙的盧雲霞憤怒至極，通過相關部門朋友的幫助，“封殺”了安娜在大陸重獲簽證的可能。
安娜強忍著淚，從簽證販子魏國手裏接過被拒簽的護照，她用力甩甩手，發泄著對主人的怨恨，但她的怨恨無論多強烈，都顯得蒼白無力。
她坐在地上，憋著不哭，黝黑的面孔漲成了紫色。其他十幾個一起來澳門的菲傭都順利辦好了簽證，她們試圖過來安慰一下，安娜有些不耐煩地說：你們過關吧，我想靜靜。
魏國隨口罵道：“讓你不安分，讓你跑！現在他媽的被列入黑名單了，必須滾回菲律賓去了吧？給自己惹麻煩也給老子惹麻煩。”然後他又轉頭看著我說，“她的雇主對她很好，結果她爲了多拿兩百塊錢就從雇主家跑了，菲傭特別無情，相信她們，就是相信豬能上樹。”
矮小、清瘦的魏國有強勢的一面，他通過非法途徑爲菲傭辦理簽證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人，因此說話時喜歡嗓門高八度，以擡高自己的身價。他頻繁地眨動眼睛，一副精明的樣子。早年，這個土生土長的廣東農民偷渡到香港打工，後來居然得以入籍香港。有了香港身份的他搖身一變，不但回深圳娶了個三陪小姐做老婆，還大搖大擺地做起了倒賣簽證的生意，僅兩年時間，就在深圳買了一套三居室，這也是他時不時拿出來顯擺的資本。
外界瘋傳魏國的“關系”極廣。在過去的幾年裏，他與全國各地的家政公司開展“合作”，總是能將大批的菲傭帶到澳門，讓她們在澳門小街上的出租屋裏，打地鋪住上一個星期，然後順利地辦好商務簽證，再帶進大陸。同時他還負責給非法來中國居住或做生意的非洲黑人辦理簽證，因此若誰惹他不高興了，他不但會暴跳如雷，還會威脅說：“我找幾個黑人弄死你、或奸了你！”狐假虎威這招，他做得極其到位，因此很多不明就裏的人也很懼怕他。
通常，魏國一個簽證對外收費8500元(另一個張姓的辦簽證的男子告訴筆者，現在辦一個半年期的商務簽證，至少要16000元了，不包括家政公司的加價)，至于家政公司如何加價，向雇主怎麽收費，他就不管了。在倒賣簽證的“生意人”裏，據說魏國是做得最好的，因此，在澳門街頭那家麥當勞餐廳裏(菲傭和中介公司們，一般都是在這裏把護照交給魏國)，他總是大聲地吆喝：“收簽證了！”一邊喊一邊罵罵咧咧，否則似乎不足以表明他的能量。
魏國也不諱言，這錢也不是全部進了他的腰包，要分給那些負責出入境管理的人，“那些警察黑著呢。”在筆者發稿前，魏國突然失去了聯系，知情人說他被人舉報，跑回了香港。
在麥當勞門口，比安娜還小一歲的小姨阿雅跑過來，抱著安娜大哭起來。這一對親戚一起從菲律賓千辛萬苦地來到中國，精神上和生活上互相依靠，現在安娜被拒絕入關，想到自己一個人在中國的孤單，阿雅似乎比安娜還要傷心。
“別哭了，趕緊過關。”當魏國像趕鴨子一樣，將十多個菲傭趕向關口，安娜的惶恐這時爆發了，矮小的她甩掉腳上的拖鞋，像一只羚羊一樣，迅速地竄過去，抓住了魏國的胳膊：“求你了，我家裏有兩個孩子要撫養，別讓我回去，我剛出來半年還沒掙到什麽錢。”
她終于失聲痛哭起來。魏國厭惡地甩開她的手：“神經病，他媽的前幾天你的夫人還求你回去，你就是不回，活該，你要回她家嗎？”安娜突然靜下來，冷冷地說：“不回！”
“你就是狗。”魏國罵了一句轉身就走。
二十多天以前，安娜在深圳投靠了新雇主，月薪比在北京高出200元。不過，因爲她要去澳門辦理新簽證，新雇主告訴她，等回來之後再發工錢。被拒關外，意味著安娜連那二十多天的工錢也沒拿到，現在她被列入黑名單，不得不返回菲律賓。32歲的她原本打算在中國至少再幹5年，現在一切都泡了湯，在電話裏，家中那個全職做家務的丈夫狠狠地罵了她一頓。
安娜從包裏拿出了一本手掌大的相冊，裏面有她男女主人的結婚照，她看了一下，隨手扔進了垃圾桶。隱隱地，她能感覺到，暗中有一只手阻擋了自己繼續在中國大陸謀生，嘴上說著“我恨她們”，但懊喪的眼神表明，她心底更恨的是自己，爲什麽輕易就聽信了“朋友”的蠱惑。
離不開的菲傭
盡管離安娜逃走已經兩個多月了，但盧雲霞提起此事，仍傷心不已。因爲房子很大，孩子很小，需要操持的家務特別多。沒有父母幫忙，她非常需要一個得力的傭人。盧雲霞家裏也用過本土保姆，但她把那些的日子看作噩夢——中國保姆懶散、邋遢、無知，稍微不滿，她還沒說什麽，她們就開始撒潑打滾鬧辭職了。工作沒做好，少給一分錢，她們就在小區門口大哭、大罵，爲了怕在鄰居面前丟臉，她總是選擇妥協，直到最後從心底懼怕她們，保姆也似乎每個人都敢頂撞她，和她吵架。
這樣的日子，除了痛苦便是焦躁，她一直使用這樣的評價語彙。有的保姆進門後連基本家用電器都不會用，更不用說專業的洗燙等工作了，而安娜帶來的，是作爲菲傭的標准化服務，讓主人備感舒服。
在失去這個安娜的日子裏，女兒終日愁眉不展，甚至哭著到處找安娜阿姨。安娜的“冷酷”離去，也讓盧雲霞心痛得一個星期沒睡好。
盧雲霞曾費了很大力氣，通過社會關系找到直接的中介人，極力勸說安娜回來，並表示可以追加工資。但是，安娜表現出了極度的決絕，無論如何也不肯回去。
“菲傭是很無情的，她們把這就當一份工作，在雇主家，她們絕對聽話、溫和，一旦離開，不管雇主對她們多好，絕不留戀。”做了十幾年菲傭家政的朱先生不滿地表示：“菲傭如果有真話和真情，石頭都化了。”
朱先生的評判體現了文化差異，與筆者交流時，身爲菲傭的吉娜覺得，“不近人情”再正常不過：“我們和雇主就是一種雇傭關系，這種關系，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這是階級矛盾。我們付出了勞動，換取了她們的錢，感情爲什麽還要給她們？沒有人會喜歡一個整天對你指手畫腳的雇主。哪怕她是溫和的，但實際上也是盛氣淩人的、高高在上的。”
無論如何，她們的職業素養和敬業精神，爲她們贏得了掌聲和美譽，同時也贏得了中國雇主發自內心的愛。一旦失去，雇主們難免無所適從。
在深圳生活的菲傭雇主王先生告訴筆者：家裏房子大，且有兩個孩子，以前她們家雇了3個中國阿姨，一個做飯、一個打掃衛生、一個看孩子。即使這樣，家務還是搞得一團糟，交代的事務，有時要反複提醒，吃飯的時候，阿姨們也不分主次。此外，阿姨的脾氣還不小，批評不得，一不高興擡腿就走，這導致家裏三天兩頭換阿姨。按他的說法，雇主每天都得給她們陪著笑臉。後來他找了菲傭，一個菲傭幹3個人的活，居然還井井有條，最主要的是，感覺自己真像個主人了，出門回來有人打招呼、倒水，走的時候有人送，對主人習性了解之後，菲傭還會幫著准備出差的行李，“這些都不用說，人家就幹了，不滿意說幾句，立即就改，絕不頂嘴，哪像中國阿姨，遇到潑婦型的，敢和主人對著吵。”王先生甚至表示，用過菲傭之後，中國阿姨白給用他都不用。
北京的趙女士也有同感，她家換過十幾個中國保姆，都不滿意，萬般無奈之下終于找了個菲傭。“中國阿姨大多來自農村，沒什麽文化，因此個性也很偏執。她們不懂得尊重人，更擺不正自己的位置。說句不好聽的，中國阿姨帶孩子，孩子會從她們身上學到很多惡習。”她大發感慨，“用菲傭，你會覺得自己有了幫手，甚至有了管家。可以放心地把家交給她，她們比很多女主人都會打理家。菲傭大多受過至少中專以上的教育，她們有素養，懂英語，對教育孩子也是個很好的幫助。她們有服務意識，從不和雇主一起吃飯。分內的工作，你不用刻意去交代，每天該做的工作無論做到多晚、都會完成，不需要你監督。”
在中國大陸，家政公司大多缺乏規範化管理。一個剛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保姆，家政公司就可以隨便推介給雇主，賺取中介費之後萬事大吉，任由雇主和阿姨費勁地磨合，一旦保姆很快辭職，家政公司樂得爲她們再找一個新雇主，又是一筆中介費。難怪中國的雇主們普遍抱怨，他們買不到滿意的服務，倒覺得自己的家成了培訓機構。而且，在快速發展的中國城市，保姆市場嚴重的供不應求，也使保姆們如同不愁嫁的皇帝女兒，自然不思進取。
菲傭確實體現著“訓練有素”的價值，這種價值在大陸市場，經過比較而越發彰顯。菲傭們出國前都經過精挑細選，受過至少3個月的專業培訓。她們喜歡學習和接受新事物，初來中國的菲傭，得到一本英語版的中國菜譜後，很快就能將中國菜做得有滋有味。對于那些如盧雲霞一樣見識過菲傭的高素質服務的人們而言，被迫重新適應本土保姆注定是痛苦的。
不過，地下交易市場變得越來越扭曲、越來越無序，假如繼續選擇菲傭，雇主們要承擔的風險、要付出的代價也越來越大。
“只能認了”
按目前的市場行情，一個菲傭的中介費在人民幣18000至20000元之間。雇主通過家政公司提供的資料(有時還要網絡視頻面試)，覺得滿意了，立即付給家政公司10000元左右的定金；等到菲傭到崗，雇主不僅要把全部中介費付清，還要支付商務或旅遊簽證的簽證費，其中半年期的費用爲人民幣18000至24000元，一年期的簽證費需要28000元。同時，雇主要一次付清菲傭6至8個月的工資(一般月工資在5000至6000元之間)。
在不透明的市場裏，黑中介搞出許多霸王規則，比如菲傭在國內轉運的交通、食宿成本，他們一方面要求雇主承擔，一方面又蒙騙菲傭，在她們的工資中扣除遠遠超過實際成本的款項。因爲都是有求于黑中介，無論雇主還是菲傭，即使明知道被盤剝和欺詐，一般也只好忍氣吞聲。
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香港等地不同，在中國大陸的菲傭無需經過培訓即可“上崗”，即使這樣，大陸的中介機構也會扣除菲傭6至8個月的工資，直接裝進了自己的腰包。
在大陸，因爲客戶都是高收入群體，加之供不應求，黑中介們習慣于獅子大開口。菲傭通關的所謂過關費只需幾十元，他們敢向雇主要價幾千元，由于都是地下交易，雇主無可奈何。
把一個菲傭請回家，在一天都沒工作的情況下，雇主至少要一次性掏出6-10萬元。有一些家政公司胃口更大，實行了所謂的年薪制，即一個類似安娜那樣成熟、有經驗的菲傭，要求雇主支付年薪30-60萬，他們從中可以坐收更豐厚的利益。
前不久，深圳某家政公司爲一個菲傭“標價”60萬元，如此昂貴的一個原因是，她曾在台灣知名主持人胡瓜家裏工作兩年，算是“貼金”了。很快，深圳一位富豪支付了這筆高額年薪，但事實上，菲傭只是從家政公司拿到每月最多6000元的工資，其余款項都被家政公司占有。那家家政公司的員工事後感歎，中國大陸的“土豪”真是出手闊綽啊。
由于競爭日益激烈，又沒有最起碼的監管可言，黑中介不擇手段地去挖人、搶人，類似安娜那樣的跑路現象多起來。爲了避免菲傭跑路給自己帶來麻煩，家政公司巴結她們還嫌來不及，管理條例于是形同虛設。摸清了中國家政公司和雇主的弱點，菲傭們也變得膽子越來越大，她們往往無視約束條款，一不高興就離開雇主家，通過無孔不入的黑中介尋找新的雇主。
廣州的雇主劉珉告訴記者：今年3月，他通過中介找了個菲傭，人不但漂亮，且性情溫順。大學本科畢業，學計算機，很聰明，什麽東西一教就會。因此沒來幾天，他的太太就多次表達了對她的喜歡，來他們家之前，這菲傭曾和中介公司的人表示，如果雇主好，就幹上3年再回去。所以中介和她簽了3年的合同。結果因爲他太太毫無掩飾地表達了自己對她的喜歡，這個菲傭半個月內兩次提出加薪，第一次他們答應了，第二次被他們拒絕後，她便立即提著行李回了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的人問她是雇主不好嗎？她說不是，她就不想在他們家呆了，沒原因。劉先生找家政公司要人，家政公司的人說：他們不敢逼她，否則她就回去別的公司找工做了，現在菲傭到處亂跑，爲了留住人，他們不敢難爲。
就這樣，劉珉忍氣吞聲地等了一個月，才等來新的菲傭。
這家家政公司的老板告訴記者：“菲傭現在越來越可恨了，也開始像中國阿姨一樣不高興就鬧辭職，因爲她們知道我們沒辦法約束他們。常常他們鬧著從這個雇主家離開後，發現新雇主還不如老雇主好，因此後悔不叠。可當時怎麽和她們說都不聽。害得我們和雇主之間經常爲此發生紛爭。”
于是，付出昂貴代價的雇主們，要面對人財兩空的境地。家政公司不會隨便把揣進腰包的錢返還客戶，他們會百般推诿，這種紛爭無法獲得法律保護，誰都不敢搬到明面上，所以一番雞飛狗跳之後，吃了啞巴虧的大多是雇主。至于雇主和家政公司，都對雇用菲傭的性質心知肚明，他們也沒有辦法追究黑中介及菲傭的法律責任。假如雇主或家政公司親自去抓逃跑的菲傭，菲傭們情急之下會集體跑到大使館去告狀，大使館聯系所在地派出所，派出所就會根據規定處罰雇主和家政公司，沒有誰願意承擔這樣的後果。
在家政公司工作的于女士說，這幾年菲傭從雇主家逃走的情況司空見慣，跑掉的菲傭有的就在公司附近租房，逛街時遇到，會若無其事地走過，“誰想抓她們回去，她們就鬧，她們也常常拿這個威脅家政公司和雇主。”
一位從美國回來就一直做菲傭中介的從業者，面對巨額收益，卻決定洗手不幹了。她說，做了十幾年了，目前菲傭在中國的問題越來越多，包括吸毒、賣淫的情況也出現了，遠遠不如前些年單純。其實大陸菲傭現象之亂，責任在于大陸人自身，“爲什麽在香港和台灣，她們就能安分守己？就能不逃跑，不偷東西？因爲有法律規範和約束。”
“本來一個菲傭可以是幹全部家務的，結果很多‘土豪’一次請3個，一個做飯一個看孩子一個做衛生，同樣的錢，工作量卻不一樣，造成了菲傭現在在大陸開始挑雇主、挑工作的狀況。現在菲傭在大陸的狀況，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中國人最擅長的就是破壞規矩。”做中介的劉女士說。
“如果有一天菲傭不讓進來了，我們會很痛苦，現在工作節奏這麽累、這麽快，太需要她們這樣職業的管家了。最主要的是，用她們會提高生活質量，而用中國保姆，反倒會更累。在如此需求下，政府應該尋求一個合理方式，讓她們存在下來。”家裏請了菲傭的王女士說。
盧雲霞告訴筆者，她半年前請安娜回來的時候，一次性向家政公司交了6萬多費用，還不包括給安娜的工資，結果安娜幹了5個月就跑了。中介費又不給退，只能認了。
明天依舊是黑市？
中國大陸的新興富裕階層已經體會到菲傭的好處，雖然政府嚴令禁止菲傭入境，但是巨大的需求仍然使地下菲傭市場十分活躍。受訪的中介機構介紹說，如今菲傭的雇主中，主體是中國人，某家政公司介紹，每10個菲傭雇主中有9個是中國人。
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陸續出現了一些菲傭中介機構。這些中介公司一般都擁有自己的網站，雇主可以上網了解到菲傭的詳細資料，甚至可以通過視頻挑選菲傭。由于需求旺盛而市場無序，菲傭的黑市價格不斷攀升，在境外人士看來已近乎天價，即使這樣，並未妨礙中國的富豪們對菲傭趨之若鹜。
一位東北籍的富豪毫不隱諱地說：生活是爲了快樂，掙錢也是爲了快樂地花，中國阿姨就是一個土鼈，還不聽話，天天把我氣得半死，我甯願多花點錢找個舒心快樂！他覺得用過菲傭之後，中國的阿姨沒法再用了，“不是一個級別的”，“人家菲傭，我不會的她還會呢，不用管。很多衣服我老婆都不知道怎麽洗，以前總送幹洗店，現在菲傭洗的比幹洗店還好，誰不高興啊！”
現在，中國大陸的很多大中城市都有規模不等的菲傭市場，滋生了一個暴利産業。在政策與市場的扭曲狀態下，很多“有關系的人”和相關執法部門的人，腰包迅速鼓起來了。
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從2005年起，菲傭們在黑中介和出入境管理人員的聯合運作下，源源不斷地從各個口岸入境，她們的主要通道最初是深圳、廣州，此後延伸到海口、廈門、北京、海南和內蒙古，其中以北京和深圳爲甚。
北京一個從事了3年黑中介的老板告訴記者，目前他旗下有兩百多個菲傭，分布在全國各地，北京有一百多人。據他介紹：北京這樣的中介公司起碼20家，有的幹了十多年的，旗下的菲傭至少上萬人。
面對筆者暗訪的時候，深圳某家政公司的一個工作人員表示：“你去網上查查，我們公司還被報道過呢，當然對外我們說只做中國阿姨。我們從2005年開始做，到目前菲傭至少幾萬人了。我們沒事經常會去公安分局坐坐，每年都要給他們‘上供’，他們才不會查我們。你以爲呢，如果他們查我們，就要交罰款、關門，不和他們搞好關系怎麽行啊。”
她告訴筆者，目前他們手上有七八個可以選擇的菲傭，她還強調自己的老板是海歸，素質很高，菲傭的質量絕對有保證，此外，他們與管理部門的關系比較好，不會有任何麻煩。
3年前，筆者以找菲傭的名義認識了菲律賓人任恩。任恩早在2004年就開始往中國“倒運”菲傭，身份類似于“蛇頭”。瘦弱精明的他無疑是最早嘗到甜頭的人，此後的生意也越來越紅火。他長期和北京、深圳的五六家黑中介保持聯系，家政公司負責在國內找客戶，他從菲律賓找菲傭。
與任恩的角色不同，無數個“魏國”把持著簽證這一關，他們在這個地下市場浸淫多年，早已打通了諸多的關口和出入境管理局，大把獻金之後，帶給自己的也是非常豐厚的收益。
在記者截稿的前幾天，一個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的人士透露，從去年開始，有關部門已經開始查處這些受賄人員，3月份某出入境機構還被抓走了幾個，受賄金額都在上千萬。
近兩年，隨著中菲之間偶有摩擦，菲律賓政府也明令禁止菲傭來中國打工。據任恩介紹，菲律賓政府這兩年在出入境方面進行了嚴格的把控。因此，來中國的菲傭越來越少了，不是她們不想來，是沒辦法輕易來了。
從去年開始，黑市的簽證費也越來越貴，很多中國雇主不願再給菲傭辦簽證了。所有這些，都阻止不了爲了淘金夢而不惜铤而走險的菲律賓女人，她們千辛萬苦來到中國大陸，爲了不斷上漲的薪水(今年的平均水平比去年漲了10%-20%)，她們認爲即使“黑”下來也是值得的。
“3月份的時候，警察突擊行動，我姐姐就被遣送回去了。”瑪瑞的眼角有了淚光。但是，她不會被這樣的震懾嚇跑，“幹上三五年後，錢也掙夠了，再徹底離開。即便是被遣送回去，坐十幾天的牢，有吃有住的，還能省個機票錢呢。出來打工什麽苦沒吃過？不在乎了。”
據了解，隨著菲傭入境困難的加劇，很多精明的黑中介近來做起了印尼和緬甸保姆的生意。不過，印尼和緬甸的保姆大多不會英語，在京滬廣深等大城市幾乎沒有客源，她們大多分布在二三線城市。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一位法律專家指出，對菲傭的需求，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政府要給她們一個合理合法存在的方式，同時加強對國內保姆市場的管理和規範，那麽多大中專的畢業生都在待業，如果中國本土保姆也具備了相應的職業素養和操守，有自己的職業道德和標准，誰願意花高價、不合法地找一個外國保姆呢？
從目前的趨勢看，中國大陸對菲傭的限制越來越嚴，與巨大需求之間的矛盾也在加劇，“黑市”如若繼續，亂象也難有終結。
文|佳琳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