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的論調執意挑起貿易衝突，嚴重違背世貿組織規則，衝擊全球貿易復甦態勢。長期以來，美元霸權一直是支撐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核心要素之一，不僅是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在貨幣方面的反映，也是美國霸權的物質基礎。美國打貿易戰是自相矛盾。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規模是需要適當，最好是控制在國際經濟活動對美元客觀的需求範圍之內。那就需要美國不再過於依賴美元霸權地位，過分地向世界徵收鑄幣稅。中國有信心有能力應對中美貿易爭端，要堅定國民信念，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製造2025」和「一帶一路」建設，堅持推動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和改革。
關鍵詞：世界經濟 中美貿易爭端 美元霸權 鑄幣稅
美國藉助美元霸權地位，通過巨額國際貿易逆差，擼世界人民的「羊毛」之後，尤其是在世界經濟剛走上復甦軌道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的論調執意挑起貿易衝突，嚴重違背世貿組織規則，衝擊全球貿易復甦態勢。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黃坤明同志明確指出，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是美國主導下不合理的貨幣體系所致，是美元霸權及美國濫用這種霸權的必然結果。
一、何為美元霸權
長期以來，美元霸權一直是支撐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核心要素之一，不僅是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在貨幣方面的反映，也是美國霸權的物質基礎。布雷頓森林體系造就了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布雷頓森林體系結束後，全球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即牙買加體系，由此開啟了以美元為中心的金融全球化序幕，美元霸權進一步強化。這除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所形成的制度基礎之外，還包括美元所特有的物質基礎、軍事與國家信用和文化基礎，以及美元霸權內在的自我強化運行機制。美元霸權給美國帶來了諸多經濟利益，如美國可利用美元霸權地位來緩解其全球霸權的經濟負擔，強化其對全球金融的控制力，使美國獲取鑄幣稅、國際通脹稅，並節約外幣風險規避的成本等。正因為如此，維護美元霸權逐漸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目標，任何觸及美元霸權的行為，都被美視為是對其核心利益的挑戰。
二、美元霸權受到挑戰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面臨挑戰，加上新興經濟體呈群體性崛起態勢，世界經濟格局和國際權力格局正面臨重新洗牌，美元霸權地位岌岌可危。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美元霸權的物質基礎鬆動。首先，新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實力呈相對衰落趨勢，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並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其次，美國製造業地位相對衰落。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全球化與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美國不斷推進產業轉移與結構調整，形成「去工業化」和「產業空心化」並存的趨勢，並逐步形成了美國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既是高消費與低儲蓄並存的債務推動型增長模式，也是高度依賴虛擬經濟和服務經濟的增長模式。在這種增長模式之下，製造業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斷下滑，美元霸權穩定的物質基礎正在鬆動。再次，美國科技創新能力正受到挑戰。近年來，美國創造力帶來的影響力正在逐漸弱化，東亞地區一些國家特別是中國技術創新能力的崛起對美國形成了挑戰。
二是美元霸權的軍事基礎弱化。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這是美元霸權的安全基礎，通過特定對外戰爭和製造地區不穩定，來強化美國本土投資的安全性，促進美元回流，確保美元地位的穩定。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元霸權安全基礎明顯弱化。首先，美國國力難以承受長期的戰爭成本。其次，根據美國《2011年預算控制法》規定的自動減支計劃，從2014財年開始到2020年，美國國防預算開支每年都要減少數百億美元。再次，冷戰後美國所挑起的六場大規模對外局部戰爭結果都不盡如意，美國的軍事霸權正遭到全世界的抵制。
三是美元霸權的信用基礎弱化。首先，美國通過調整貨幣政策衝擊他國經濟。美國超強的綜合國力使其擁有了極為強大的國家信用並為全世界所認可，這是美元霸權的一個重要基礎。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採取了損人利己的貨幣政策，為抑制房地產泡沫破滅對消費的負面衝擊，美國連續實施了四輪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這種長期損人利己的政策變動趨勢，損害了美國的國家信用，動搖了美元霸權的信用基礎，將進一步強化「外圍」國家「去美元化」的意志和行為。
四是對美元霸權的依賴基礎被削弱。首先，地區金融一體化進程的推進降低了對美元霸權的依賴，例如1999年歐元的誕生標誌著歐元區內開始了「去美元化」歷程。其次，推進雙邊貨幣互換，實施漸進的「去美元化」過程。簽訂貨幣互換協議是世界其他國家為擺脫美元霸權的被動之舉，同時也將降低簽約國在雙邊貿易活動中面臨的美元匯率波動風險，從而降低了對美元的依賴。
五是「特里芬難題」未解。美元作為最重要的關鍵性世界貨幣，事實上享有隨世界經濟增長不斷發行的特權，這個過程也是美國享受鑄幣稅的過程，即憑藉對貨幣發行的特權從國外獲得凈收益。美國要享受國際鑄幣稅，就一定會出現對外貿易逆差，這在客觀上是孿生的。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規模是需要適當，最好是控制在國際經濟活動對美元客觀的需求範圍之內。那就需要美國不再過於依賴美元霸權地位，過分地向世界徵收鑄幣稅。
不可否認，一種貨幣的全球霸權地位不會在短期內遭遇明顯挑戰，如英鎊歷經幾十年和兩次世界大戰才逐步喪失其超級貨幣地位，而當前能挑戰美元世界貨幣地位的繼任者尚未出現，但美元霸權地位的相對下降是大勢所趨。
三、美國打貿易戰是自相矛盾
特朗普看到了美元霸權的脆弱性，提出重振美國製造業的目標，採取措施吸引美國製造業回歸；同時也看到了美國國際貿易巨額逆差不斷擴大對美元霸權的潛在損害，試圖扭轉這一趨勢來維護美元霸權。其實，這無形中陷入了邏輯悖論之中。
此外，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推進，促進中國綜合國力進一步提升，人民幣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地位的加強，加上「中國製造2025」的發布和實施，客觀上加劇了美元霸權的焦慮感。在特朗普眼裡，中國不僅對美國有巨額貿易順差，還是潛在的美元霸權的挑戰者，選擇中國打貿易戰可謂「一箭雙鵰」。其實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特朗普正確的做法是通過增強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對外出口，同時減少財政開支，尤其是占政府開支大頭的軍費開支，使美國對外貿易逆差降到合理水平。但這不僅需要較長的時間，還可能得罪把他推上「總統寶座」的軍事、能源工業資本集團，於是特朗普選擇了向外轉嫁壓力的貿易保護主義道路。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當年日本經濟鼎盛時，美國直接迫使其簽訂廣場協議，讓日本至今沒有完全復甦；薩達姆想要其他幣種結算交易石油，威脅到美元霸權，美國直接發動伊拉克戰爭；歐元誕生之時，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造成資本逃離歐洲；今日，美國又聯合英法對敘利亞發動攻擊，造成難民問題，使還沒從金融危機緩過來的歐盟再次陷入泥潭。美國的種種霸權行為和手段，為的就是維護美元霸權，而又處處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四、對策建議
首先，堅定國民信念，中國有信心有能力應對中美貿易爭端。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穩定和開放的國際經濟環境，客觀而言，中國也是當前國際經濟秩序的受益者，因此並無在根本上改變現狀、挑戰美元主導貨幣地位的意願。但是，如果美國政府出於政治需要，企圖單方面改變與中國的貿易規則，導致中國在貿易上面臨重大損失，甚至危及國內經濟與金融穩定，中國將被迫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絕不允許特朗普政府為兌現其「美國優先」競選承諾而採取的各種不公平的霸權主義圖謀，有必要聯合國際社會共同抵制美國這種無視國際規則的單邊主義行徑，堅決捍衛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堅定不移做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第二，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習近平主席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中國夢想的必由之路」。縱觀習近平主席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的三次演講，可以看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方針的決心與信心。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對外開放合作的領域會不斷擴展、層次會繼續深化。在此背景下，更要加快推進國內相關領域的改革和調整。首先，中國政府應該堅定不移地加快國內結構性改革，例如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服務業對民間資本的開放等，以提升中國經濟增長效率與可持續性；其次，中國政府應該繼續把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突出位置，避免因為中美貿易衝突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就顯著放鬆金融監管；再次，中國政府應該幫助中國企業努力開發新的海外市場，並且為遭遇美國相關舉措衝擊較大的行業與企業提供一些幫助；最後，逐步實行金融業負面清單，以審慎監管代替准入限制，激發外資參與我國金融市場建設的積極性，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製造2025」和「一帶一路」建設。 這是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不應也不會因為任何外部壓力而退縮。隨著中國繼續向科技鏈上游推進，許多領域會越來越接近甚至達到或超越西方已開發國家。中國正逐步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從「製造大國」變身為「製造強國」，並在先進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以及航天航空設備等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其中十個行業將達到國際領先水準。製造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主體，這是符合國情及經濟發展規律的。同時，中國主導和倡議的「一帶一路」是造福世界人民的幸福之路，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更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中國應堅定不移地繼續實施「中國製造2025」戰略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第四，堅持推動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和改革。在中短期，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及改革應注重三個要點，即以美元為主的儲備貨幣多元化、IMF居中協調、各國央行建立互換網絡。此外，還應建立新的國際清償力供給機制和國際政策協調機制，特別是要加強主要國家間的政策協調。在長期，應從本位貨幣、匯率制度、貨幣創造規則、貨幣治理機構四方面規劃全球貨幣體系，建立以美元、歐元、人民幣為本位貨幣的聯合本位幣機制，形成「核心一外圍」的彈性匯率制度，推動建立「貨幣創造公約」約束各國的貨幣創造、無節制量化寬鬆和政府債務貨幣化，並在G20框架下探討建立全新的貨幣治理架構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