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柱：複合型模塊化聯盟：拜登政府應對大國競爭的聯盟戰略
來源：原文發表于《同濟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第34-49頁；中華美國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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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戰略是美國推行霸權主義和主導國際事務的重要工具。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的聯盟體系出現了巨大裂痕。面對新時代中美競爭的新格局，拜登政府試圖更新美國的戰略聯盟來適應時代變化。中華美國學會理事、浙江大學曆史學院劉國柱教授的論文《複合型模塊化聯盟：拜登政府應對大國競爭的聯盟戰略》系統分析了拜登政府對華的新聯盟體系，勾勒了拜登政府聯盟戰略的發展趨勢，並建設性地提出了中國的應對之策，其研究不僅彌補了國內學術界對拜登政府聯盟戰略轉型動因、聯盟特征、掣肘因素等方面分析的不足，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研討美國外交戰略和中美關系走向。
劉國柱中華美國學會理事浙江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摘要：聯盟戰略在戰後美國對外戰略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被美國政府視爲美國最大的財富和力量的源泉。在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指導原則下，美國的聯盟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創傷，聯盟夥伴的離心力和自主性在增強。面對新時代中美競爭的新格局，拜登政府試圖更新美國的聯盟戰略，以適應時代的變化。在難以再通過傳統的聯盟體系遏制中國的情況下，拜登政府以問題和領域爲導向，針對中國分別組織了地緣戰略與安全、科技、經濟和意識形態四個聯盟模塊，新的聯盟體系呈現出複合型的特征。由于聯盟內部缺乏對共同威脅的統一認知，盟友之間在很多方面也缺乏共同的利益，再加上聯盟結構過于複雜，增加了聯盟操作的難度。拜登政府的聯盟戰略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挑戰，中國應該針對美國的不同聯盟提出不同的應對之策。
關鍵詞：大國競爭；拜登政府；聯盟戰略；中美關系；印太戰略
自二戰結束到現在的七十多年間，聯盟體系一直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基石，是實現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外交政策目標的主要手段。但特朗普政府強調“美國優先”和奉行強烈的單邊主義外交，使得美國的盟友體系受到了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大的沖擊。與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更加強調在大國競爭中，充分利用美國的盟友體系，通過與盟友的密切合作共同應對今天對中國的大國競爭局面。重視盟友與重塑美國的聯盟體系是拜登政府在外交領域區別于特朗普時期最鮮明特色之一。但拜登政府也清楚，今天的美國已經不是原來的美國，今天的世界更不是原來的世界，美國需要更新自己的聯盟架構，以適應變化了的世界和新的大國競爭格局。本文試圖通過對特朗普時期美國戰略的遺産、拜登政府聯盟戰略的價值取向、新時期的聯盟架構，以及美國聯盟戰略自身的理論和現實困境等進行分析，勾勒出拜登政府聯盟戰略的發展趨勢。
一、美國聯盟戰略遺産與拜登政府聯盟戰略取向
戰後美國聯盟主要有兩大體系：一個是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簡稱北約）爲中心的跨大西洋聯盟，另一個是遠東地區以一系列雙邊同盟如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等組合成的“軸輻式”聯盟體系。“聯盟已被證明是美國重要且持久的優勢來源。”從戰後的實踐看，聯盟對于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美國實現自身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起碼在以下幾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聯盟有助于提高美國全球投射能力和控制潛在的競爭對手。作爲全球性霸權國家，全球力量投射對美國而言至關重要。長期以來，美國通過保持自己全球行動能力和對資源的控制權，並采取一切手段避免競爭對手獲得同樣的能力和權力，來維護自己的世界霸權。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礎就是通過美國的盟友體系，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基地網，並獲得控制世界重要節點如馬六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的能力。通過盟友體系實現的控制能力使得美國在未來可能的沖突中，讓潛在競爭對手陷入行動的困境。
其次，聯盟可以確保美國在一些至關重要的戰略區域的均勢。當一個地區出現了實力超出其他國家的地區性強權，危及地區均勢造成現狀的改變，美國作爲離岸平衡手，與實力相對弱小國家的聯盟可以重塑地區力量平衡，從而確保美國的影響力。
再次，聯盟可以幫助美國控制自己的盟友，避免被盟友拖入不必要的沖突和戰爭中。雖然美國偶爾也會受到聯盟夥伴的束縛，但總體來看美國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實力地位管理聯盟體系，約束聯盟夥伴的行爲，避免出現“尾巴搖狗”現象，確保通過聯盟體系維護美國的整體利益。
第四，聯盟降低了美國維護自己全球霸權的成本。盟友承擔了美國在其國家和地區軍事存在的大部分費用：據統計，德國負擔了美國在德國境內軍事存在費用的20％，韓國負擔了40％，日本負擔了支付一半。此外，盟軍參預了戰後美國大部分重大軍事行動。在聯盟體系支持下，美國能夠以最高的性價比維持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並使之朝著對美國有利的方向發展。
然而，近年以來，美國的聯盟體系出現了自體系建立以來最大的裂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讓美國的聯盟體系面臨著更爲複雜的挑戰。
對美國聯盟體系造成最重大沖擊的是美國自身、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特朗普在總統競選期間就發表了一系列對聯盟夥伴極不友善的言論，讓盟友對聯盟體系的未來走向充滿了迷茫。在就職典禮上，特朗普一方面抱怨聯盟體系給美國帶來的負擔，另一方面正式提出了“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理念：“我們保衛了其他國家的邊界而拒絕保衛我們自己的邊界。在海外花費了數萬億美元，而美國的基礎設施已經失修和衰敗。我們讓其他國家富裕起來，而我們國家的財富、力量和信心在地平線上消失了。但這是過去……從今天起……一個新的願景將主導我們的土地，從今天起，它將只是美國優先、美國優先。”
在主導美國外交政策三年半之後，特朗普顯然沒有改變他對美國聯盟的看法。在2020年6月13號向西點軍校（West Point）畢業生發表演講時，對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使用了類似的邏輯：“我們正在恢複基本原則，即美軍士兵的工作不是重建外國，而是捍衛我們的國家免受外國敵人的侵害。我們正處在結束無休止戰爭的時代，取而代之的是重新捍衛美國的切身利益。解決許多人從未聽說過的遙遠地區的古老的沖突，不是美軍的職責，我們不是世界的警察。”特朗普對待盟友態度的許多基本要素反映在這兩篇演講中，在他的推特中，對盟友的政策及其領導人抱怨乃至攻擊更是比比皆是。對特朗普而言，海外數量龐大的盟友主要是美國昂貴的幹擾因素。因爲美國在國外做得太多，因此在國內情況更糟。美國的盟友都是在利用美國；美國對盟友的付出大大超過了收益。正是出于這樣的理念，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不斷傷害著美國的盟友，給美國的聯盟體系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作爲美國聯盟體系最核心的跨大西洋夥伴關系首當其沖，至少在英國脫歐、北約、貿易和全球治理四個領域，特朗普政府加劇了與盟友之間的不和諧。
在英國脫歐問題上，作爲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就大肆活動，鼓勵英國脫離歐盟，稱贊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是“巨大的勝利”。特朗普就任總統的第八天，就在白宮接待了時任英國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這是特朗普在白宮接待的第一個外國領導人。爲了鼓勵英國盡快完成脫歐談判，特朗普向特蕾莎梅承諾：英國離開歐盟後，美國將與英國談判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一些觀察家認爲，特朗普對歐盟的態度可以解釋爲他旨在解散歐盟的大計劃的一部分。特朗普之前的美國總統一直鼓勵歐盟的一體化和擴大進程，甚至將歐洲的一體化視爲美國安全的基石，但特朗普顛覆了這一傳統。
特朗普政府對北約盟友的批評比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走得更遠。在總統競選期間，他就稱北約“過時”，並表示：在他領導下，美國不一定會援助受到攻擊的北約盟友，他會首先考慮他們爲聯盟做了多少貢獻。與前任私下敦促美國盟友爲安全關系做出更多貢獻不同，特朗普對盟友進行了公開脅迫，特別是提出了過高的國防開支要求，要求盟友不僅要履行將其 GDP 的 2% 用于國防開支的承諾，而且還要將其提高到 4%。在要求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況下，2020年6月，特朗普政府未與德國政府溝通，宣布將從德國撤出9500名美國士兵。這一舉動反映了特朗普對盟友的冷漠，以及將對盟友的承諾變成交易。
在貿易問題上，特朗普不僅將攻擊的矛頭對准了歐盟，甚至將歐盟與俄羅斯、中國並列爲美國的三大敵人。2018年7月，特朗普在參加了北約峰會後訪問了英國，在接受采訪時對媒體聲稱：“我認爲歐盟是敵人，他們在貿易中對我們做了什麽？”特朗普放棄了奧巴馬時期對多邊貿易的關注，退出了“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TTIP）的談判，采取了根本不同的單邊主義原則。2018年6月1日，特朗普總統對從歐盟進口的鋼材征收25％的關稅，並對從歐盟進口的鋁征收10％的關稅。爲了回應特朗普的關稅，歐盟對部分美國産品征收了報複性關稅。盡管跨大西洋經濟體高度一體化，使其能夠抵禦貿易摩擦的沖擊，但傷害和裂痕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在全球治理問題上，特朗普政府更是不顧忌盟友的利益，先後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在亞太地區則是退出了《跨太平洋貿易夥伴關系》（TPP）。讓盟友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去面對這些全球與區域性問題。
特朗普的做法讓美國建制派深感憂慮。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認爲，特朗普對美國盟友體系“破壞的如此深遠，以至于沒有回頭路可走。” 2018年10月，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以“跨大西洋聯盟是否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損害”爲題，征詢了大西洋兩岸的幾十位權威智庫專家的意見。調查結果發現，即使多數專家認爲，特朗普給跨大西洋聯盟造成的損害並非不可挽回，但他們基本上都承認，這種損害是巨大的。如美國前駐北約大使伊沃達爾德（Ivo Daalder）認爲：“特朗普總統對盟友的攻擊，以及對第5條規定的集體防禦核心承諾的質疑，嚴重損害了一個從根本上建立在信任和信心之上的聯盟。”
特朗普對待聯盟夥伴的政策及以“美國優先”爲標志的單邊主義，讓美國盟友體系內呼籲減少對美國依賴、實現戰略自主的聲音越來越強烈。法國總統伊曼紐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警告歐洲國家，不能再依賴美國來保衛北約盟國。“我們目前正在經曆的是北約的腦死亡”。在接受《經濟學人》（Economist）采訪時馬克龍坦率地說,歐洲站在“懸崖邊緣”，需要開始從戰略上將自己視爲地緣政治大國；否則我們將“不再掌控自己的命運”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也大聲呼籲：“我們可以完全依靠別人的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結束了……歐洲人真的必須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國的盟友日益認識到：他們必須更少地專注于與美國合作的方式，更多地關注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開展自己的工作。
美國的盟友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對沖舉措。2017年6月，歐盟成員國啓動了一個新的歐洲國防基金，承諾將本國的國防開支增加 4.3%。除了增強歐洲大陸對抗俄羅斯的能力之外，新能力還旨在提高歐盟相對于美國的“戰略自主權”；此外，歐盟 28 個成員國中的 25 個已同意簽署一項名爲“永久結構化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的歐盟防務協議，該協議“可能涵蓋從新型戰車到部署多國部隊的項目”。對沖行爲也發生在美國在亞太盟友身上。在2017年11月的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TPP 的其余 11 個成員恢複了該協議，並重新命名爲“全面和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家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息：他們更喜歡多邊計劃，而不是與保護主義的美國通過雙邊談判達成的協議。
特朗普對待盟友的政策和態度遭到了拜登的強烈抨擊。拜登指責特朗普“貶低，削弱並且在某些情況下抛棄了美國盟友和夥伴……使美國脫離了它最需要的非常民主的盟友”。他承諾，一旦當選總統，他“將立即采取步驟，以更新美國的民主與聯盟……並再次讓美國引領世界。”在就職演說中，拜登明確宣示：“我們將修複我們的聯盟，再次與世界接觸。”在上任之初的兩周，拜登密集地與美國聯盟的核心成員領導人通話，向他們表達新一屆政府將抛棄特朗普時期的單邊主義，重新回到了盟友身邊。在2021年2月19日舉行的慕尼黑安全論壇演說中，拜登向跨大西洋聯盟的夥伴表示，他今天的發言是向整個世界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美國回來了，跨大西洋聯盟又回來了”。拜登將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夥伴關系視爲“我們在21世紀實現一切目標的基石”。他呼籲盟友“消除任何揮之不去的疑慮……應對我們面臨的一系列共同挑戰。”拜登及其外交和國安團隊將聯盟視爲美國最大的財富、強大的力量源泉和力量倍增器，是集體安全和共同繁榮的堅實基礎。強大的聯盟體系可以讓美國取得更多的成就、也能更好地維護美國國家利益；而忽視盟友和夥伴關系網絡將是巨大的戰略錯誤。
但是，拜登政府也清楚，當今世界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拜登將其稱之爲“拐點”（Inflection Point）。美國不可能以冷戰時期的聯盟應對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在2021年3月3日頒布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方針》中，拜登政府對處于“拐點”中的國際形勢有以下幾個基本判斷：
首先，今天的美國面臨的是比以往更加複雜的全球性問題如流行病和其他生物風險、不斷升級的氣候危機、網絡和數字威脅、暴力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等等。在拜登政府看來，自由國家不僅在上述領域正面臨嚴峻的挑戰，而且威權國家正“侵蝕現有的國際規則，並促進專制治理的替代模式”。爲扭轉這些趨勢，“美國必須以我們的榜樣的力量來領導”。
其次，“世界各地的權力分配正在發生變化，造成了新的威脅”。特別是正在崛起的中國變得越來越自信，已經成爲“唯一有能力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結合起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提出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是美國所面臨的“最嚴峻的”競爭對手。
再次，世界正在進行能夠“同時帶來危險和希望的技術革命”，即第四次科技革命。拜登政府判斷：“技術的迅速變化將影響我們生活和國家利益的方方面面，但技術革命的方向和後果仍未確定。新興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受法律或規範的約束……美國必須重新投入資金以保持我們的科學技術優勢，並再次發揮領導作用，與我們的合作夥伴一起建立新的規則，使我們能夠抓住技術的機遇。”
有鑒于此，美國必須面對變化了的世界，尤其是在亞太地區，這一地區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將中國視爲經濟機會和地緣上無法回避的鄰居。即使是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盟夥伴，也與亞太地區國家有著類似的想法：在從美國獲取安全利益和從中國獲取經濟利益之間尋求平衡。所以，美國很難建立一個類似于北約那樣的全面聯盟反對或遏制中國。拜登政府認爲在外交和國家安全領域，美國也“必須制定一條新的道路……采取大膽舉措，以新的方式將志同道合的國家和有影響力的非國家行爲主體聚集在一起。我們可以使國際合作架構現代化，以應對本世紀的挑戰。”明確宣示了改革美國聯盟戰略的傾向。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的庫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2021年1月在外交事務網站撰文，較爲清晰地闡述了美國聯盟政策走向，坎貝爾認爲：面對比冷戰時期複雜得多的大國競爭形勢，“美國在建立夥伴關系時將需要靈活和創新。美國不應組建針對每個問題的龐大聯盟，而應尋求針對個別問題的定制或特設機構……這些不同聯盟的目的……是在某些情況下創造平衡，在其他情況下加強對地區秩序重要方面的共識。”在更早與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合作撰寫的文章中，兩人認爲，美國的“目標應該是在軍事，經濟，政治和全球治理四個關鍵競爭領域與北京建立有利的共存條件，從而確保美國利益，而又不會引發那種美蘇競爭的威脅感。”從上述論述我們可以判斷美國應對大國競爭的聯盟戰略所側重的領域。
二、問題導向的模塊化聯盟建構
2020年美國大選塵埃落定，美國建制派就開始爲拜登政府的聯盟政策提出建言。2020年12月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全球安全論壇，邀請包括約瑟夫奈（Joseph Nye）、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等在內的幾十位美國著名戰略學者，討論未來美國聯盟戰略的走向。與會專家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其試圖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聯盟，不如建立新的結構來加強美國的整體利益……小型和有能力、有重點的聯盟致力于解決一些關鍵問題……將是實現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徑。”這一結論與拜登外交國安團隊的判斷基本一致。體現了美國戰略界對于未來美國聯盟戰略的高度共識。拜登政府執政一年以來在外交與國安兩個領域的政策走向，就是圍繞地緣政治與安全、科技、全球民主治理和經濟領域打造模塊化聯盟。
首先，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拜登政府國安團隊判斷：美國與中國在地緣戰略和安全領域的競爭主要集中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中國快速發展的海軍力量以及正在大力推動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讓美國擔心，中國最終將取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現有的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不足以應對這樣的挑戰。無論是北約還是亞太地區的“軸輻式”同盟體系，設計初衷爲遏制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然而，北約盟友距離中國太遠，難以幫助美國平衡中國在南海或台灣海峽的力量。而亞太地區的盟友包括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等，對于參加與中國的對抗行動不感興趣，這些國家越來越多地將經濟繁榮寄希望于中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只能重新建構地緣戰略與安全的聯盟。
拜登政府繼承了特朗普時期複活的美、日、印、澳四國安全框架（QUAD）。四方安全框架是在2004年印度洋海嘯發生後，美、日、印、澳四方爲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開始的海上安全合作，四國安全框架建立後一直起起落落。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四個國家似乎找到了彼此之間的共同關切。從美國來看，特朗普政府將與中國的大國競爭確定爲美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最主要威脅；日本則對于中國在東海和台海軍事活動能力的增強感到憂慮；中印關系因邊界對峙急劇惡化，中巴經濟走廊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印度洋一帶的推進也招致了印度的猜忌；澳大利亞則指責中國加大對澳大利亞政界和大學滲透，並于2018年制定了針對中國的反對外國幹涉法。在2017年11月的東亞峰會上，四國官員討論了美國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概念，以及在印太地區推動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被視爲QUAD的複活。美國毫不避諱四國安全框架就是針對中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演講中聲稱，四方安全會談“將證明對未來的努力非常重要，確保中國在世界上僅保留其應有的地位。”
拜登政府同樣將QUAD作爲美國在印太地區地緣政治和安全聯盟體系的基石。在拜登政府執政的第一年，四國領導人先是在2021年3月13日舉行了視頻會議，繼而在9月又聚首華盛頓，舉行了第一次現場會議。9月份峰會基本暴露了四方安全框架針對中國的意圖，在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四國領導人承諾“繼續倡導遵守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所反映的國際法，以應對對基于規則的海洋秩序的挑戰，包括在東海和南海的挑戰。”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談到QUAD時承認，四個國家“將深入討論從航行自由到更廣泛的區域安全問題，這不僅必須在領導人層面加以解決，而且還必須在工作層面加以解決。”沙利文釋放出一個清晰的信號：四國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已經從意願向具體工作層面發展。
美國在印太地區構建的第二個地緣戰略聯盟是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AUKUS），這一新的安全聯盟于2021年9月15日由三國領導人共同宣布。拜登毫不諱言，新的三邊安全合作是爲了解決印太地區“當前的戰略環境和它可能如何發展的問題”，更新美國的聯盟是爲了“更好地應對今天和明天的威脅，它是關于以新的方式連接美國現有的盟友和夥伴”。這一努力反映的是“歐洲主要國家在印太地區發揮極其重要作用的更廣泛的趨勢。”三邊安全合作的核心，就是由美國和英國合作，爲澳大利亞打造一支核動力潛艇艦隊。
不過，印太地區的局勢遠沒有冷戰時期的歐洲那樣緊張，中美之間也不存在冷戰時期美蘇之間那樣的核軍備競賽和武裝對峙，中國周圍的國家沒有冷戰時期的西歐那種緊迫感和不安全感，中美之間也沒有出現冷戰時期常見的代理人戰爭，中國更沒有意願建立以意識形態爲核心敵對集團。所以，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區的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主要功能是“邁向可持續威懾”。
其次是科學與技術聯盟。科技聯盟是戰後美國大國競爭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通過對盟友施加壓力，要求盟友和夥伴國家禁用華爲的5G設備，爲此，美國國務院主導推出了“清潔網絡”（The Clean Network）計劃，這是大國競爭格局下美國針對中國的科技聯盟雛形。
美國戰略界認爲，僅靠打壓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是不能讓美國在技術領域保持領先的。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很多領域如生物識別技術、新一代移動通信技術、數字金融、量子信息技術以及商用無人機等領域，中國已經後來居上。讓美國戰略界感到憂慮的是，“美國及其盟國已經抛棄了合作的傳統，它們沒有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問題上合作，而是因國家利益的分歧而各行其是。”即使彼此之間也有協調，但這種協調基本上是“零星的、被動的和臨時性的……現在需要的不是更多零碎的解決方案，而是一個總體論壇，在這個論壇中志趣相投的國家可以聚集在一起，合作制定共同的對策。”
當今世界主要科技領域最頂尖的技術基本上都是掌握在美國及其主要盟友手中，所以，科技聯盟必然是以發達國家爲核心。被美國智庫點名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日本、以色列、韓國、澳大利亞、瑞典、芬蘭、印度等。科技聯盟的成員絕不是固定不變的，接受相同標准的國家都可以加入。美國構建科技聯盟最明顯的進展就是美國-歐盟貿易與技術委員會(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簡稱TTC)的啓動，這個委員會是在2021年6月中旬的美歐峰會上，由歐盟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美國總統拜登聯合宣布啓動的。該委員會于2021年9月29日在匹茲堡正式投入運行，雙方共同建立了10個工作組，工作組的設置基本上代表了美國主導的科技聯盟的主要價值取向：
1、爭奪新興技術的國際規則與標准。“美國和歐盟的目標是尋找積極合作行動的機會，並在關鍵和新興技術的國際標准活動中捍衛我們的共同利益”；
2、加大投資篩選力度，包括嚴格審查中國在歐美國家的投資以及歐美國家在中國投資，“重點關注敏感技術和相關敏感數據，其中可能包括個人數據”；
3、嚴格出口管制。促進對敏感兩用技術的集中控制方法，並就兩用出口管制進行聯合行業推廣；
4、建立安全的供應鏈。特別是半導體、信息與通信技術以及包括海底電纜、數據中心和雲基礎設施等在內的整個“供應鏈的安全性、多樣性、互操作性和彈性”。
5、在市場准入方面，繼續限制具有威權色彩的相關數字産品進入歐美發達市場。
盡管美國-歐盟貿易與技術委員會的聯合聲明只字未提中國，但雙方的行動計劃幾乎處處針對中國。
再次，全球民主治理聯盟，也可以稱之爲價值觀聯盟。在美國戰略界的認知中，中美大國競爭同樣也是意識形態的競爭。美國政界普遍將中國的國家治理模式冠之以“威權主義”，認爲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爲不僅爲了保護自己的威權制度，還向海外輸出自己的威權治理模式。近幾年出現在西方國家的“銳實力”（Sharp Power）論和“數字威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論，都是西方主流社會上述理念的體現。作爲回應，美國必須召集一個“致力于保護民主原則和普世價值觀念的民主政體國家的聯盟。”拜登在競選時就承諾在上任第一年召開全球民主峰會，“以更新自由世界各國的精神和共同目標。”並向世界表明，“民主仍然能夠爲我們的人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服務……我們的模式不是曆史的遺迹,它是實現我們未來前景的唯一最佳途徑。”美國還將“確保是美國而非中國……制定新的全球規範和協議，以促進我們的利益並反映我們的價值觀。”
在國內外的巨大爭議聲中，2021年12月9-10日，美國召集的第一屆全球民主峰會以線上的形式召開，在這次峰會上，拜登提出了“民主複興總統倡議”（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這一倡議除了“支持自由和獨立媒體”、 “支持民主改革者”、“捍衛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和政治進程”等老生常談的話題外，最突出的變化就是提出了“推進民主的技術”理念。
“推進民主的技術”既是在新興技術領域、尤其是數字時代兩種新興技術治理理念的反映，也是美國在新興技術領域“泛意識形態化”的體現。美國將發展勢頭迅猛的中國數字技術和産品，貼上了“數字威權主義”的標簽，並將其作爲民主峰會第二天的討論主題。將新興技術治理與價值觀外交的結合，體現的是美國對國家利益的追求。曾是拜登政府國防部長熱門人選的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將價值觀和國家利益視爲一個硬幣的兩個面，都是“美國外交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以“價值觀就是利益”。
同時，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還是美國聚攏盟友的重要手段。拜登政府上台後，瘋狂炒作新疆存在所謂“強迫勞動”等人權問題，加上歐盟議會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者的配合，導致中歐關系急劇下降，《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被擱置，美國利用新疆問題將盟友綁在了自己的戰車上。2021年3月22日一天之內，歐盟各國外長、美國國務卿與英國、加拿大外長、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外交部長分三個批次發表了聯合聲明，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四名高級官員進行制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同時發布的新聞稿中特別強調：“大西洋兩岸的統一反應……發出了強烈的信號，我們將與志趣相投的夥伴采取進一步行動。”除了新疆問題，香港問題、台海問題等，都成爲美國以意識形態聚攏盟友的重要議題。
第四是經濟聯盟。拜登政府很清楚：經濟影響力決定政治和安全決策。但美國看到的是，特朗普執政的四年中，中國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力都在不斷提升，中國主導的經濟秩序正在定義一些區域特別是印太地區的未來。拉特納在國會聽證會上告訴美國國會議員：美國追求“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戰略是正確的框架，“但如果沒有與TPP規模和範圍相同的經濟成分，它將失敗”。他呼籲美國兩黨都需要找到一條支持公平和高標准多邊貿易的道路，他警告說：“美國拒絕直接加入區域貿易協定，是在邀請中國繼續進行經濟脅迫，最終導致中國在亞洲和其他地區的主導地位。” 2021年11月15日，東盟10國與中國、韓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共15個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中國領導人同時也表態，將以積極的態度申請加入CPTPP。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憂慮，坎貝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中國融入多邊區域貿易合作機構的努力“是一個真正的警鍾”，美國將“不得不考慮做出回應”。美國參衆兩院的一些兩黨重量級議員也認識到，中國積極融入印太地區兩大貿易體系所帶來的挑戰如果沒有得到解決，“中國將繼續在建立以中國爲中心的經濟秩序的戰略上取得進展，並取代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爲了扭轉和防止這種不利的發展的發生，美國必須在貿易問題上表現出有效的領導能力”。這些議員敦促拜登政府迅速與國會一起采取行動。
2021年10月底，美國與印太戰略相配套的經濟聯盟初露端倪。在東亞峰會上，拜登宣布：美國將與合作夥伴共同探索印太經濟框架的發展，圍繞貿易便利化、數字經濟和技術標准、供應鏈彈性等領域，探索與這一地區盟友的共同利益與發展目標。11月，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世界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先後訪問了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與相關國家開始討論預計將于2022年初開始的印太經濟框架。雷蒙多表示，拜登政府不打算進行傳統的貿易談判，美國也不准備重返TPP或加入CPTPP，美國設想的是“一種服務于新經濟的新型經濟框架”；它還是一個“靈活的”框架，參與成員不必簽署協議內的所有要素，以便包容像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這樣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爲避免國會的掣肘，新的印太經濟框架協議也不需要國會批准。
盡管美國沒有提供該框架所包含的細節，但通過美國行政和立法部門透露出來的信號，大致可以窺探印太框架協議的主要內容。
1、促進數字貿易。2021年8月5日，美國世界貿易代表戴琪在訪問華盛頓州立大學時表示，數字貿易是美國正在與合作夥伴積極合作的一個領域，以建立規則並進行對話。參議院財經委員會也要求，將與印太地區合作夥伴談判並締結高標准的數字貿易規則，作爲重新確立美國在貿易政策領導地位的起點。美國國會研究局的報告也認爲：美國主導的數字協議可能有助于美國在一個新興的貿易政策問題上建立地區和全球領導地位，並抵消中國最近在區域貿易協定方面取得的進展。據此可以研判：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框架，將成爲美國將要打造的新一代區域貿易體系的核心。
2、新的亞洲經濟框架將努力協調出口管制，限制敏感技術和技術産品流入到中國和其他所謂“威權體制”的國家。雷蒙多表示，“如果美國對我們的半導體設備的某些部分實施對中國的出口管制，但我們的盟友不做同樣的事情……那是沒有效果的。”
3、新經濟框架將爲人工智能和網絡安全制定技術標准和規則。美國將與盟友合作，“共同定義什麽是負責任的、合乎道德的人工智能標准。”
由上可見，在參與區域多邊貿易平台方面，拜登政府基本上放棄了傳統貿易領域的努力，把重心直接轉向了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領域。
經過一年左右的精心打磨，美國應對大國競爭的四個模塊化聯盟已基本成型。
三、模塊化聯盟的特征及掣肘因素
拜登政府打造的模塊化聯盟體系呈現複合型的特征。這種複合型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首先，主權國家和非主權國家兩類國際關系行爲體複合存在于不同模塊化聯盟中。美國的新聯盟體系所涵蓋既有主權國家，也包括一些科技企業和民間社會組織，這在科技聯盟和全球民主治理聯盟中體現的尤爲明顯。
在拜登政府的科技聯盟中，核心成員自然是經濟與技術較爲發達西方七國集團成員。然而，還有相當大一部分核心技術包括半導體的制造、封裝、檢測等掌握在西方七國集團之外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企業手中。這些國家和地區總體技術水平並不一定能夠滿足美國科技聯盟的條件，但美國卻無法忽視這些國家和地區個別高科技科技企業的能力。無論從新興技術的研發、出口控制、還是投資篩選、或者供應鏈的調整等，美國都需要這些高科技企業的協調與合作。中國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荷蘭、瑞典、芬蘭等國包括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企業，都在美國構建科技聯盟的考慮範圍內。
而在美國的全球民主治理聯盟體系中，致力于人權、隱私保護、宗教自由之類的民間社會組織、數字技術企業、社交媒體巨頭同樣在拜登政府的考慮範圍內。拜登呼籲這些私營部門“必須認識到他們在維護民主社會和保護言論自由方面的責任……同時，言論自由不能作爲技術和社交媒體公司促進惡意謊言傳播的許可證。這些公司必須采取行動以確保其工具和平台未授權監視狀態，破壞隱私……散布仇恨和錯誤信息，促使人們遭受暴力侵害或容易遭受其他濫用。”在拜登召集的第一屆全球民主峰會上，一些民間社會組織的活動人士和商界精英也受邀與會。
其次，核心盟友、一般盟友和夥伴成員複合存在于美國建構的不同模塊聯盟中。如在印太地區的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體系中，日本無疑是聯盟中最核心的成員。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美日同盟都是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核心，日本自衛隊的建設也是服務于美國在亞太的軍事戰略體系；兩個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國家也屬于核心成員：英國與美國關系特殊，具備一定在遠洋活動能力，在美國提供的支持和遠東地區盟友的配合下，能夠在印太地區發揮一定的作用；澳大利亞則幾乎參加了戰後美國組織的所有軍事行動，近年來更是沖在反華的前沿。盡管目前參與地緣政治和安全活動的能力有限，但美國著眼的是未來。美英聯合爲澳大利亞打造核潛艇艦隊，就是要提升澳大利亞在印太地區參與聯盟軍事行動的能力。
在核心盟友的基礎上，美國還在極力拉攏韓國、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這類條約盟友加入到反華地緣戰略聯盟中，上述四國本身就屬于美國在亞太地區“軸輻式”聯盟體系的一部分，對中國經濟的依賴使得這些國家普遍不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美國也在積極爭取北約內部的一些大國加入到印太地區的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中。法國、德國和加拿大都曾經派遣軍艦到印太地區活動，尤其是到南海執行“航行自由”活動，但這些國家的軍事動作更多是一種表態，地緣戰略和安全意義相對有限；作爲“四國安全框架”一員的印度也屬于美國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的第二層，盡管印度與美國沒有條約關系，它的優勢在于是印度洋地區惟一的大國，而且與中國存在領土爭議，是美國重點拉攏的對象。美國政界甚至出現了與印度正式結盟的呼聲。未來上述國家是更加靠近聯盟的核心還是繼續與美國疏離，取決于中美綜合實力對比的變化、上述國家對國家利益的取舍以及內部政治局勢的演變。
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則被視爲這一聯盟體系的夥伴成員，是美國極力爭取的對象。這些國家或者與中國在南海存在領土爭端、或者存在專屬經濟區的交叉，但又普遍依賴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繼續享受中國提供的經濟利益和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證，是這些國家普遍的心態。
在同樣的聯盟體制內，美國與不同層面的盟友的合作水平也不相同。美國構建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的核心，是讓澳大利亞分享核動力推進技術，這項技術被坎貝爾稱作是“美國技術皇冠上的明珠”，之所以讓澳大利亞分享，“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澳大利亞是獨一無二的盟友”。白宮其他高級官員也強調，“這項技術非常敏感。坦率地說，這在許多方面都是我們政策的一個例外……我們認爲這是一次性的。”這一表態確立了澳大利亞在美國主導的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中的核心地位。
而對于像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等核心盟友之外的合作夥伴，美國充其量只是希望放松對某些技術轉讓的限制，如拉特納認爲：美國“國會應通過包括對外軍事融資、對外軍事銷售和處理過剩國防物資，確保與中國挑戰相關的美國盟友和合作夥伴獲得美國適當比例的國防貿易和武器轉讓。”美國差異對待盟友與合作夥伴的特征十分明顯。
上述特征同樣也體現在美國建構的科技聯盟、全球民主治理聯盟和經濟聯盟中，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贅述。
再次，在美國聯盟體系中，部分盟友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的價值觀念，出現在多個不同的聯盟模塊之中。如西方七國集團的主要成員，基本上都屬于美國科技聯盟最核心的成員；同時又分別置身于美國在歐洲和印太地區兩大地緣戰略與安全同盟之中；在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方面也與美國一致，基本上會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國的政策。但即使是西方七國集團成員，不同國家在不同的聯盟框架內地位也不盡相同。如法國和德國兩個歐盟國家，對美國聯盟體系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科技領域。但在意識形態領域、尤其是對美國主導的民主峰會則是興趣缺缺，對于美國在印太地區組織的對抗中國的戰略與安全同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得較爲排斥。
第四，多個多邊和雙邊的聯盟複合存在于一些聯盟模塊中。這在印太地區的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體系中體現的最爲明顯。美國在印太地區構建的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既有美、日、印、澳四國安全框架，也有歐洲的英國參加美、英、澳三國安全夥伴，還有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澳、新、美同盟以及美韓、美日、美菲等一系列雙邊同盟。大聯盟、小聯盟和雙邊同盟複合交織在一起。
第五，聯盟模塊功能的複合性。拜登政府將科技巧妙地融入到不同的聯盟中，將不同模塊的聯盟服務于與中國的科技競爭，使得一些聯盟模塊呈現出複合性特征。美國在地緣戰略和全球民主治理聯盟中都強調了科技合作。2021年3月，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決定圍繞關鍵性的和新興的技術建立一個工作組，負責制定關于技術設計、開發和使用的原則；促進在技術標准制定方面的協調，包括在四個國家之間技術標准機構之間的合作；鼓勵在電信部署、設備供應商的多樣化方面的合作；監測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的發展趨勢；就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關鍵技術和材料供應鏈展開對話。隨後建立的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同樣將關鍵與新興技術領域作爲合作的重點。三方將促進在“網絡、人工智能，特別是應用人工智能、量子技術以及一些海底能力”的合作，共同追求“與安全和國防相關的科學、技術、工業基地和供應鏈的整合。”
同時，美國還將意識形態武器化，借助全球民主治理聯盟打壓中國新興技術發展。拜登政府第一屆民主峰會惟一務實的成果就是與澳大利亞、丹麥、挪威發表的“出口控制與人權倡議”（Export Controls and Human Rights Initiative）聯合聲明，在未來一年，上述國家將致力于“建立一個自願的、不具約束力的書面行爲守則……使用出口管制工具來防止用于造成嚴重侵犯人權的軟件和其他技術的擴散”。英國、加拿大、法國、荷蘭也對這個倡議表示了支持。這一倡議的實質就是借所謂的“人權”問題，加大對中國數字産品的出口控制。
拜登政府打造的模塊化聯盟的複雜性，以及國際政治的現實，使得其聯盟戰略面臨諸多因素的掣肘。這些掣肘因素不可避免地會讓拜登政府的聯盟戰略成效打折扣。
首先，應對共同威脅是建立聯盟的重要基礎，但美國聯盟的主要成員對于彼此面臨的最主要威脅是缺乏共同認知的。
從全球的角度看，美國的北約盟友認爲俄羅斯是主要威脅，但印太地區的核心盟友認爲挑戰主要來自中國。盡管美國一直試圖讓跨大西洋的夥伴將印太地區納入其對外戰略的考量範疇，包括法國在內的一些北約成員和歐盟也推出了自己的印太戰略。但歐洲的印太戰略與美國明顯不同，尤其是不願意參與針對中國的地緣戰略聯盟。2021年2月，馬克龍總統在與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的視頻會議上表示，法國不能與美國“聯合起來對抗中國，這是一種可能存在最高沖突的情況，這會適得其反，因爲它將推動中國增加其地區戰略……這對我們所有人都是有害的。” 2021西方七國集團峰會召開之前，面對拜登聯合歐洲對付中國的意圖，馬克龍對外界再次強調：“我們在印太戰略方面的方針是不與任何人結盟……我認爲法國、也希望歐洲倡導的方針是，不要成爲中國的附庸，也不要與美國保持一致。”歐盟的另一重要國家德國與法國立場較爲接近，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21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對習近平主席倡導的多邊主義表示贊賞和支持，強調德國非常希望避免建立集團，避免新的冷戰的發生。
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在威脅認知方面存在類似的問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在2021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說中向拜登隔空喊話，希望拜登政府不要將中國視爲威脅，“我認爲，如果您將中國視爲威脅，那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爲那樣您就在制造威脅，鬥爭將持續很長時間”。呼籲美國“要將中國視爲必須發展建設性關系的一個問題”。當英國BBC的記者詢問未來新加坡在美中之間選擇哪一方時，李顯龍清楚地表明：“我希望不會有需要選邊站的一天。我們不可能選擇任何一方”。李顯龍判斷，這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很多國家面對的共同問題。
正是由于缺乏共同的威脅認知，導致美國的很多盟友在一些關鍵的聯盟合作領域，不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這必然會對聯盟的建構與政策産生負面的影響。
其次，對共同利益的追求是建立聯盟的另一重要基礎，但美國聯盟體系成員在很多重大問題上利益經常是不一致的。尤其是對日本、東盟、歐盟、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而言，中國是比美國還要重要的貿易夥伴。對本國和本地區利益的追求使得上述國家和地區不可能在對華政策上與美國保持一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新加坡和所有其他亞洲國家都希望與中國建立良好的關系。他們希望享受這一大國的善意和支持，並參與其發展……中國的龐大規模使其成爲大多數其他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而美國要取代中國成爲世界主要供應國將是非常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中國對這一地區的投資也在穩步增長中，這使得這些國家“無力疏遠中國”。共同利益的缺失必然會造成聯盟成員之間從對華戰略、政策到行動的不一致。我們就可以理解，爲什麽在美國的反複呼籲之下，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印太地區的國家、甚至是美國堅定的盟友韓國，加入到新的安全框架之中。
再次，在國家間關系中，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從來沒有政治領導人所宣傳的那麽重要。大西洋理事會歐洲中心的資深研究員傑裏米斯特恩（Jeremy Stern）在談到拜登的“價值觀聯盟”在歐洲可能的遭遇時分析說：“與美國建立‘價值觀聯盟’的想法對當代歐洲永遠不會有太大吸引力，尤其是因爲它誇大了民主理想在歐洲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柏林、巴黎和布魯塞爾似乎在告訴新任美國總統，如果他不能將共同價值觀與共同利益聯系起來，那麽共同價值觀對他們來說意義不大。”所以，多數歐盟國家可以參加拜登主持的全球民主峰會，但不一定隨著美國對中國發起實質性的攻擊。
更爲重要的是，美國自诩的“民主燈塔”形象，隨著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逐漸加深、種族問題日趨激化、面對新冠疫情表現出來的國家和社會治理能力低下而逐漸褪色。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國外，對美國民主的認可度均降到了曆史新低。耶魯大學曆史與全球事務教授文安(Odd A. Westad)認爲，“對于世界各地的人們來說，幾乎不可能想象美國的政策和機構值得效仿。”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的民調也證明了這一點。對美國及16個與美國友好國家與地區做的民調顯示，只有19%的美國人認可美國民主，72%不認可，更有8%的人認爲美國從來不是民主的好榜樣。至于其他16個國家和地區，只有17%的人還認爲美國是民主典範，57%不認爲是民主好榜樣，23%甚至認爲美國從來就不是好榜樣。
第四，美國盟友體系過于複雜，但缺少像俾斯麥這樣的戰略家玩轉這個體系，所以在聯盟的運作中頻頻出現問題，順了姑意逆了嫂意。尤其是在大的聯盟體系中套著小聯盟，本身就是聯盟戰略的大忌。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建立後，被搶走了幾百億美元常規潛艇合同的法國出離了憤怒，馬克龍總統史無前例地召回了法國駐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大使，稱這一協議是“盟友和夥伴之間不可接受的行爲”。法國外長勒德裏昂（Le Drian）稱澳大利亞的行爲是“背後捅刀子”，是對法國與澳大利亞信任的背叛。對美國這一行爲，法國著名媒體《世界報》（Le Monde）在社論中抨擊說：“拜登政府在這一點上與特朗普政府沒有什麽不同……美國都是第一位的。”馬克龍總統曾經將法國與澳大利亞日益增長的關系作爲擴大歐洲在應對中國崛起挑戰中的戰略基石，現在，這一基石已經松動。
在東南亞，除了菲律賓對新的安全聯盟表示歡迎外，更多國家感到的是憂慮，尤其是擔心東南亞會成爲代理人沖突的戰場。印度尼西亞外交部“對該地區持續進行的軍備競賽和權力投射深感關切”，要求澳大利亞“維持其對區域和平、穩定和安全的承諾”。馬來西亞國防部長則表示將于近期訪華，就美英澳建立三邊安全夥伴關系機制一事尋求中國意見。聯盟的基礎在于可靠性和可預測性，美國的舉動讓聯盟體系內的成員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看待美國。AUKUS在美國構建的地緣戰略與安全聯盟體系內播下了懷疑的種子：如果發生了第一次，那麽將來可能會再次發生。
第五，美國國內政治對于拜登建構的聯盟體系走向産生的影響可能會更大。美國兩黨之間的對立與極化現象，並沒有隨著大選的落幕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最近特朗普也在躍躍欲試，准備2024年與拜登再決高下。美國政局未來的走向依然撲朔迷離，聯盟體系的夥伴對于拜登政府聯盟戰略的可持續性是缺乏信心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承認：“我們的一些盟友想知道，我們對他們的安全承諾是不是持久的。他們聽到我們說“美國回來了，然後就問：回來多久？”這意味著，美國的盟友可能會相信拜登，但不會、也不敢相信美國的選民。
上述掣肘因素爲美國聯盟戰略的發展充滿了變數，同時也爲中國應對美國的聯盟戰略提供了縱橫捭阖的空間。
結語
針對美國打造的這種分層、複合式模塊化聯盟體系，中國同樣需要針對不同的聯盟，采取不同的應對之策。首先，美國將中美大國競爭視爲地緣政治之爭，但決定地緣政治是地緣經濟，中國要善用地緣經濟力量去解決地緣政治問題。一方面，中國要堅定不移地擴大內需市場，中國國內市場將擁有比美國國內市場更加重要的地位。市場不僅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技術標准，更能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走向。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部分盟友不在中美之間選邊，本身就是中國市場的勝利；另一方面，中國必須以更高水平的開放更深入地融入區域國際經濟體系，尤其是利用美國國內的氛圍不利于美國融入印太地區多邊貿易體系，爭取盡快加入到CPTTP體系中。可以確定，決定印太地區未來的不是QUAD和AUKUS這9個字母，而是另外9個字母，即RCEP和CPTTP。其次，美國科技聯盟的核心是歐盟國家和日本，這些國家與美國在知識産權、市場准入和政府補貼幾個領域有共同的價值取向，但也不盡相同。歐盟的“數字主權戰略”被美國視爲歐盟的“技術民族主義”，與中國的“網絡主權”則有異曲同工之處；另外，如果美國對于中國的技術産品出口限制過于嚴格，嚴重依賴中國市場的日本和歐洲企業有可能會開發兩種技術體系分別應付美國和中國，讓美國的科技聯盟效力大打折扣。第三，針對美國將意識形態武器化，我們應該有針對性地做工作。一方面，中國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突破歐美國家的“數字威權主義”話語體系的圍堵。中國要利用包括聯合國、中非合作論壇、20國集團等在內的多邊合作機制，提出並倡導數字化時代的共同發展觀，讓發展中國家共享數字發展的紅利，構建“數字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講好中國國家治理的故事，尤其是從國家治理的效果對比中美兩國國家治理體制的優劣，證明效果比形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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