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商希望在扛起“主發展商”責任的同時，政府能給予他們更大靈活性，增加用途靈活的白色地段，以及降低發展費和調整某些地段地契等。
周文龍 報道
本地多家發展商對未來經濟委員會提出的“主發展商”（master developer）的建議表示興趣，一旦政府決定推出大範圍地段供發展商招標時，他們將積極爭取這龐大地段的規劃與發展項目。
不過，發展商希望在扛起“主發展商”責任的同時，政府能給予他們更大靈活性，增加用途靈活的白色地段，以及降低發展費和調整某些地段地契等。
受訪分析師則表示，目前可供發展商開發的地皮不多，大範圍地段發展項目，預料能給發展商帶來巨大商機。
凱德新加坡（CapitaLand Singapore）首席執行官溫啓明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凱德是一家全球性房地産公司，但新加坡作爲我們的本地市場，很期待能對新加坡作出有意義貢獻。”
他說：“通過參與主要發展商計劃，凱德必定能在打造新加坡成爲機遇處處的蓬勃互通城市過程中，起著一定的作用。”
他也表示，房地産是資本密集行業，而凱德建立了亞洲最大房地産基金管理業務之一，使公司有能力投資新項目，更快地擴大業務。
星獅地産（Frasers Centrepoint）新加坡總裁鄧國佳說，未來經濟委員會報告爲本地房地産業提供了許多令人興奮的機會。而公司已在海外看到一些成功例子。
主要發展商模式是剛出爐未來經濟委員會報告書提到的建議之一，委員會指出，未來私人業者可負起主要發展商責任，主導一些地段的發展。
此前，國家發展部長兼財政部第二部長黃循財在新加坡産業發展商公會（REDAS）常年晚宴上已提出這個發展模式。他說，政府將參考倫敦的國王十字（King’s Cross）和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等公私合作開發模式，把大範圍的整個地段賣給一個主要發展商。
隨著政府近年減少售地，許多發展商的土地庫存都告急，手上沒有剩下太多地皮可供發展，分析師認爲，這種新模式爲發展商提供龐大地皮，進而帶來巨大商機。
仲量聯行東南亞研究主管蔡炎亮說：“對發展商來說，大範圍地段必定意味著資本更密集、風險更大。但同樣地，新加坡發展地段一般規模較小，這類地段也爲發展商提供了目前本地市場缺乏的商機。”
智信研究與咨詢（R’ST Research）總監王伽勝也表示，地區性發展項目可能更符合一些大型發展商的胃口和經驗。
他打趣地說：“在新加坡，我們有100萬平方英尺的購物中心——怡豐城（VivoCity），這是新加坡最大購物中心。但在一些地方如中國，發展商參與的是比怡豐城面積大十倍的商業項目，100萬平方英尺的項目對他們來說，或許只算得上是小型項目。”
不過，他也認爲，相對于其他地區，新加坡開發成本非常高，一個相同規模的發展項目，新加坡開發成本可能是中國或馬來西亞的好幾倍。因此，要吸引更多發展商參與主要發展商計劃，王伽勝認爲，政府除了應提供地點優越的地段，也應考慮針對這些特別發展項目，減少甚至撤銷額外買方印花稅(ABSD）。
一些發展商受訪時強調，政府要成功落實主要發展商模式，應給予發展商更多支持和伸縮空間。
溫啓明建議說，政府可提供更多白地地段，讓發展商決定這些地段用途。他也希望政府能大幅降低一些地下空間的發展費，撥增地下空間的建築面積；以及縮短一些實驗空間的租期，以鼓勵實驗和創新。
華業集團副總裁粘爲信也說：“我們的建築環境需要靈活地適應新的商業模式和不斷開創新的空間用法。所以，我們認爲制定土地用途和規劃時可以不必這麽規範化。”
由于主要發展商模式涉及大範圍地段，存在各種商業考量，城市發展發言人表示，希望政府能提供更長和靈活的地契，以及讓發展商可分階段落實項目。這樣一來，發展商能更好地安排資金，減低風險。
另一方面，在評估和遴選競標者方面，高緯環球研究主管李敏雯表示，政府不應僅是考慮到競標者提出的標價，同時還須從全面性角度，考慮到發展商的業績記錄、發展計劃書和財務能力等。
她認爲，最近裕廊湖區規劃設計方案的競標過程就很成功，在鼓勵私人業者的良性競爭之余，挑選出最好的設計方案。
本地不少發展商有大型發展項目項目，例如凱德正在中國廣州大坦沙島進行的地區規劃與發展項目，規劃建築總面積604萬平方公尺，接近大巴窯鎮的面積。
無論政府和發展商應如何合作，蔡炎亮強調，主要發展商模式要取得成功，公共和私人領域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合作。
他說：“畢竟，我們現在正進入一個不曾嘗試過的全新領域，一個發展商對土地使用和分階段發展有更大影響力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