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地區長期都是華人聚集的地區，而其中新加坡又是一個華人群體占據了超過70%的國家，按照大家一貫的以民族感情爲主線的思維方式，新加坡應該是一個與我們關系極好的國家，但實際上，我們卻發現新加坡與我們的關系始終處于一種不溫不熱之中，特別是在1975年李光耀訪華之時，李光耀還一直強調新加坡是東盟國家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事實上，在1975年之前，東盟之中的傳統大國，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家都已相繼與我國建交，而這種建交潮出現的一個直接原因則是美國放棄南越並從南越撤軍。
美國的這一事實做法，讓原本希冀于依靠西方強國保證各自政權獨立的東盟國家開始懷疑西方強國的保護能力，于是他們開始積極緩和與中蘇爲代表的東方國家的關系，並尋求與其建立外交關系。
最先有這一敏銳察覺的當然是以精英立國的新加坡爲首的，早在7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在東盟提議與中蘇進行有限度的接觸，但新加坡作爲倡議者和首發者卻是最後一個與中國接觸的國家，並在出訪時不斷強調這因素，這又是爲何呢？
實際上，這是新加坡在總結曆史教訓，尋求與鄰國和解的道路上總結出的一個經驗—那就是淡化自己的華人占主體的這一事實。
近代以來，華人社群憑借自己的聰慧和辛勤付出，逐步建立了華人在東南亞社會中的財富控制者的角色，這一角色極爲類似于20世紀初，猶太人在歐洲所扮演的角色。
二戰結束後，東南亞各國紛紛獨立，爲了保持國內政權的穩定和防止外部勢力的幹預，除新加坡外，各國幾乎采取了一種相同的經濟利益分配政策—即促使各族群相對平均的掌控財富。
而新加坡確實一個例外，新加坡除了建立了強力的人民行動黨的強力統治，也極力以各種方式推動經濟的高速發展，到70年代中期新加坡一躍成爲僅次于日本的亞洲第二經濟強國。
但新加坡的這種高速發展卻是以經濟分配的兩極分化爲前提的，當時新加坡的財富70%以上掌握在以受過精英教育的華人富商之中，而占據大多數人口的普通勞工卻僅僅占有低于30%的財富，這一形式導致新加坡成爲了東南亞各國華商的活動中心，使其他各國的經濟分配計劃難以推進。
加上當時的新加坡過于自信，不斷對各個鄰國的內政外交進行指責，特別是對他們的華人政策提出批評，這讓東南亞各國對“新加坡的以色列”這一印象更爲深刻。
這種沖突隨著70年代初，李光耀不顧印度尼西亞總統的懇求，執意處決兩名印尼水兵，進而導致在印尼掀起反新加坡的暴力騷亂而達到高峰。
而這一事件的發生，也讓新加坡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內對外政策，不斷淡化和糾正“新加坡的以色列”的這一說法，並依照東盟其他國家的意見，解雇了新加坡軍隊中的以色列軍事顧問，爲了融合進東盟，新加坡開展了頻繁的外交活動，並且針對東盟各國出台了各種稅收優惠、對外投資政策，不斷撫平與東盟各國的裂痕。
到7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經與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在貿易、毒品禁絕、航運保護等放面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這種密切聯系，讓東南亞各國都認識到了在危機重重的海峽地區保護弱小的自己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對這種關系的維護，新加坡對于自己的華人社群主體地位一直處理得極爲謹慎，因此在70年代中期大多數東盟國家都已經與我國建交的情況下，李光耀才最後對我國進行國事訪問，而爲了淡化國內華人占主體這一事實對區域各國的影響，整個訪問過程中，李光耀不斷強調新加坡是最後與中國建交的東盟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