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長三角經濟的空間載體，公衆總會將目光聚焦于發達的大都市，在長三角內部，人口和産業也在向區域中心城市遷移並聚集，滬甯杭幾座大城市也倍受輿論關注。

然而在區域經濟版圖中，大都市之外的縣域經濟依然不可忽視，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化並未片面集中于大城市，而一直堅持發展中小城鎮，縣與縣級市所承載的人口和經濟要素不可小觑。

在2014年，縣級單元常住人口8.5億，占我國人口的62%；從2000年到2014年，我國城市化迅速發展，但新增城鎮人口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縣域，同一時期，縣級單元GDP增量約占全國的43%。

衡量大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不能忽視大都市之外的廣大腹地，在此背景下，百強縣的數量及位次,是衡量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從1991年國家統計局發行第一期百強縣排行以來，長三角地區尤其是蘇浙兩省的百強縣數量就一直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根據賽迪顧問縣域經濟研究中心編制的《2019賽迪縣域經濟百強研究》，江蘇、浙江分別占26席、19席。尤其是江蘇的縣級市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獨占六個席位，並且前四都來自江蘇，其中昆山市連續15年位居百強縣榜首。就江蘇內部而言，蘇南地區的縣域經濟尤其發達。

蘇南縣域經濟的緣起：鄉鎮企業

在改革開放後，在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和“ 劃分收支、分級包幹” 的財政體制改革刺激下，地方政府爲了獲取稅收來源，開始推動鄉鎮企業發展，蘇南農村也掀起了一股“村村辦廠”的農村工業化熱潮。

改革開放頭10年，蘇南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産值中已經占到了60%。

比如當時的無錫縣，1984年起，工業經濟總量連續17年居全國各縣之首，使其榮膺 “華夏第一縣”的美譽。

事實上，當時的全國各地都有興辦鄉鎮企業的熱潮，而蘇南的鄉鎮企業能夠發展迅速，占領全國大部分市場和其自身的資源禀賦與信息優勢密切相關。

從地理位置上看，蘇南農村毗鄰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上海和蘇州、無錫等發達的大中工業城市，城市工業對農村工業的輻射較強，運輸成本較低，同時也爲農村工業産品提供了廣大的消費市場。

從産業基礎上看，蘇南農村在曆史時期就有著良好的經濟作物種植業和家庭手工業，在計劃經濟時代，一些社隊組織爲了增加收入解決剩余勞動力，就集體積累資金、勞動力、土地等生産要素，在人民公社框架下興辦起了社隊企業，便利了蘇南發展鄉鎮集體企業。

在改革開放後，蘇南的地方政府率先給予政策支持。1977年4 月24 日，江蘇省出台第一份《關于積極發展社隊企業的意見》。在原先社隊企業發展的基礎上，各地方政府創辦並直接管理了一大批集體鄉鎮企業，形成了一個以鄉村集體經濟爲主、以中小型企業和加工工業爲主，依托城市並爲城市大工業提供配套服務的工業群體。更爲重要的是，鄉鎮企業的興盛將大量鄉土社會的農業人口以平和的方式吸納到了現代工業生産體系之中，在廣大土地上創造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這一獨特的鄉土社會現代性。

這樣的曆史條件與時代機遇相逢，便誕生了至今爲人津津樂道的蘇南模式，這個概念由費孝通先生在1983年提出，他在考察蘇南農村後首次提出“蘇南模式”的概念，並將其解釋爲“以發展工業爲主，集體經濟爲主，參與市場調節爲主，由縣、鄉政府直接領導爲主的農村經濟發展道路”。

而這些鄉鎮企業的聚集地也就變成了大大小小的增長極，吸收著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産要素向極點聚集，工業化帶動了城鎮化，蘇南地區湧現了衆多中小型城鎮，縣域經濟高度發達。

在八十年代，有所謂蘇南五虎縣之稱， 無錫縣（九十年代升格爲錫山市，今已並入無錫市區）、江陰縣（今江陰市）、常熟市、沙洲縣（今張家港市）、武進縣（九十年代升格爲武進市，今並入常州市區），這五縣工業産值合計甚至可以超過當時很多中西部一省。

蘇南五縣工業産值狀況(1985年)

從蘇南模式到新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依靠政府主導的集體經濟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進入90年代後，由于企業産權不明、政企不分、所有制實現形式單一以及國內初級工業品市場的飽和，鄉鎮企業的生存空間日益局促，蘇南模式的優勢漸漸喪失，蘇南的縣域經濟亟需新的動能，于是上個世紀9０年代蘇南地區開始尋求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轉型後被稱爲“新蘇南模式”，表現爲産權制度改革和發展外向型經濟，但在此之外，蘇南的縣域經濟還有著更多元的樣態。

這一過程中，大量鄉鎮集體企業在改制中明晰産權，建立了以私有産權爲基礎的公司制企業。同時隨著新技術革命的興起，一些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加速向發展中國家與地區轉移，中國也在90年代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浦東開發和2001年加入WTO更帶動了蘇南地區接軌全球的步伐。

1992年中新工業園區落戶蘇州，以此爲標志，蘇南的外商投資迅猛增加，鄉鎮企業也迅速在招商引資方面又走在了前面，2001 年，蘇南鄉鎮企業完成固定資産投資233. 34 億元，其中企業自有資金占58. 73%，外商投資占24. 78%。1986 － 1999 年間，蘇錫常三市( 含縣區)GDP 的外貿依存度從0. 06%提高到29. 4%，2000 年，蘇南五市鄉鎮企業産品出口交貨額累計達809. 21 億元，分別占鄉鎮企業總産值、營業收入的16. 39% 和19. 08%。2005年，蘇南外貿依存度達到135%，外資占工業固定資産投入的70%。

外向型經濟成功的典型是昆山，早期的昆山工業基礎薄弱，鄉鎮企業也並不發達，似乎是前蘇南模式中的一個落伍者。這也促使當地政府尋找不同的發展路徑，其發展重點放在了引進外資上，通過開發區和工業園爲招商引資的主要載體，把重點放在國際５００強企業、國內知名企業、高新技術項目和具有龍頭帶動作用的項目上，聚集外商資本投入縣域經濟發展。截至2018 年上半年，昆山累計吸引外資企業8306 家。昆山以不足全國萬分之一的土地面積，聚集了全國5. 3‰的外資，創造了全國近2%的進出口總額。

江陰也完成了從發展模式的華麗轉身，但其發展路徑與昆山截然不同。如果說昆山的外向型經濟代表，那麽江陰則是內生型發展的典型，其轉型成功的關鍵在于做大做強民族經濟，並抓住機遇進行開放性的資本運作。

目前的江陰的經濟以傳統産業的上市公司爲主，擁有的國家級企業集團在全國縣市中名列第一, 擁有毛紡、特鋼、光纜、新材料等全國最大的生産基地, 50多家企業成爲行業的“隱形冠軍”。在國內資本市場剛剛起步的90年代， 江陰企業家和政府便開始了一系列規範的資本運作。在上市公司數量和募集資金量兩方面江陰市均居全國縣域榜首。1997 年上市2 個企業; 1998 年上市2 個企業;1999 年上市3 個企業……“江陰板塊”成爲中國資本市場的獨特現象。目前，江陰市境內擁有47家上市公司和53 家挂牌企業，其中9 家進入全國企業500 強; 境外上市15 家，新三板53 家，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挂牌企業113 家; 累計融資761. 8 億元。

有意思的是，根據2018年的一項統計，中國上市公司不足40家的省級行政單位竟然超過10個。一個省的上市公司數量不如一個縣，這既說明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更說明了長三角縣域經濟的獨特魅力。

強縣的一體化之路

曆經四十余年的高速發展，長三角的縣域經濟實現了從農業小縣向工業的曆史性跨越， 以昆山，江陰，常熟、張家港、太倉等縣級市爲代表的蘇南縣級區劃在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走在了全國前列，更讓蘇南地區呈現出均衡發展多點開花區域經濟面貌。

但長期的粗放發展和縣域競爭的格局，也讓這些強縣遭受到了中國城市的共同困境：土地資源接近極限、環境容量逼近紅線、要素成本不斷上升，與周報市縣産業高度雷同形成惡性競爭，高強度、大規模資源投入的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爲繼。

另一方面，與世界城市化進程同步，中國的城鎮化也進入了新的階段，人口和産業進一步向特大城市地區遷移並聚集，城市區域化與區域城市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國家參與全球競爭和國際分工的核心區，城市發展戰略也作了相應調整，逐漸“從控制特大城市規模，重點發展中小城市”，轉向強調“發揮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帶動引領作用”。2019年8月26日舉辦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爲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

（來源：錢金保；邱雪情，《“撤縣設區”如何影響財政收支?——基于激勵視角的再研究》，《南方經濟》，2019(08)。）

在我國現有的行政等級之下，縣和縣級市政府在財政收支、土地出讓、城市規劃等多個方面具有較多的獨立權限，而一縣的空間範圍和人口數量也足以支撐一定程度的獨立規劃與産業布局，相反地級市的區則受地級市直接管轄，獨立權限較小。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爲中小城鎮的蘇南衆多縣級單位也面臨著發展轉型的抉擇，政府也對管理縣域經濟和縣級區劃的治理手段進行了多次探索。自2000年以來，江蘇省對縣級區劃的調整就有幾次反複在2001年前後,爲處于區域內中心位置的地級市發展空間不足的難題,江蘇省在全省範圍內全面開展了“市管縣”體制下的“撤市建區”改革,蘇南很多縣級區劃被並入中心城市，如蘇州的吳縣市、無錫的錫山市、常州的武進市等,縣級數量迅速減少。但2005年江蘇省又一度提倡“省管縣”體制改革以擴大縣級區劃權力，並于2007年調整爲僅在財政方面實行省直管縣。時至今日，蘇南多個縣級市與其行政上的上級地級市之間的關系依然微妙。

在長三角一體化的今天，環上海各縣市深度融合，共同融入上海引領的長三角城市群中的趨勢日益明顯，找到一條強縣與強市協同發展，産業互補的道路，對蘇南乃至整個長三角都顯得尤爲重要。

作者 | 許諾 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編輯 | 譚保羅

排版 |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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