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一個名叫伯納·聖若弘（Benoit SAINT GIRONS）的法國人在網際網路上發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題目是《12億火星人》（1,2 milliard de Martiens），據說因為作者用詞太不友善，以致於標榜言論自由的法國出版社都覺得有點出格，拒絕考慮為其出版此書。該書介紹作者本人在中國的見聞，但通篇尖酸刻薄、誇大其詞，將中國人描寫成一群不講個人衛生、不懂禮貌、大聲喧譁、吃狗肉、到旅遊景點照人不照景的12億火星人。此事在中國網友中引起強烈反響，有人反對，有人附和，多數人將此看作是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的法文版。
所謂文化者，乃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之總匯也。你可以說中法差異是兩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差異，但真要是中國處在法國那樣的現代化水平，差異照樣存在。這種差異，構成了我們當今五彩繽紛的世界，構成了國與國文化對話的基礎。有人說，如果法國沒有無休止的罷工，法國也許是世界上最適合生活的地方。也有人說，巴黎如果沒有滿街的狗屎，巴黎也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但依我看，這些假設都是國內的朋友從中國的角度看法國，無論是滿街極其不雅的狗屎，還是隨心所欲的罷工，這都是法國人的生活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這些問題是與生俱來的，如果失去了，法國反而不像法國。有一位美國記者曾經調侃道，巴黎太美妙了，世界銀行應該資助巴黎人，讓他們做全職的巴黎人好了。可惜的是，世界銀行並沒有給巴黎人發工資。
其實細想起來，中法文化差異，究其實質，雙方在對事物的認同上是比較一致的，比如說對待權力問題，並不是聖若弘所說的那樣中法有差異。法國人歷來就有崇尚權力和權威的傳統，歷史上法國人就對拿破崙、對王室和顯赫的權貴有迷信，但在表現形式上兩國確實有所差異。從政為官，光宗耀祖在中法兩國人民看來都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有趣的是，法國培養幹部基本上用的是中國過去的科舉制，要通過許多考試，上好學校。我曾在上一章談到法國的高官大多出自國立行政學院，但要進入此校並非等閒之輩，對一般法國人來講是難上加難。在此前，必須考入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或外地有數的幾所政治大學，然後再一步步地再往下考。就是進入該校，還得天天廝殺，謀得畢業好成績以排名次，從而換得高官厚祿。因此，真正做到「學而優則仕」的是人家法國人。然而，法國人在顯露對權力和統治階級羨慕和尊重的同時，骨子裡卻是從大革命傳承下來的那種自由和批判精神，因此，嘲諷和捉弄政治人物，又是其典型的法國文化習慣。法國電視四台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節目叫「木偶」（Guignols），節目以播新聞的形式出現，把法國政客都做成木偶，已故總統密特朗是只青蛙，現總統席哈克是高盧雄雞，其他的內閣成員也都是各種小動物，活脫一個動物園。節目過去奚落密特朗，現在是席哈克，隔三差五拿席哈克開涮，說他老了，笑他保守，笑他的政見、言行，什麼都敢諷刺，連席哈克夫人都不放過，有時簡直到了刻薄的地步。我看節目的時候總是一邊捧腹大笑一邊想，做法國的領導人，真是得有很堅強的神經才行啊。
中國人愛管閒事，家長里短，總覺得要對人關心。單位來了大學生，沒有對象要幫助他或她物色對象，仿佛是一種道義責任。結婚後沒有生孩子，又要幫助他或她樹立正確的生育觀，大講一通中國文化和有孩子的好處，一直講到他或她都有孩子。法國人則不然，他們對別人事，尤其是別人的私生活一般不聞不問。不要說談戀愛，就是找小蜜，他們也不感興趣。已故總統密特朗有一個情婦，法國人都知道，但誰也不把窗戶紙捅破，最後還是密特朗本人決定要將私生女馬扎里納公之於眾。人們很輕易接受了這一事實，在密特朗葬禮上，情婦、私生女與夫人及孩子們站在一起，沒有人覺得不合適。最近，到是馬扎里納本人著書立說，詳細敘述她和父親密特朗保持的二三十年之久的親情，法國人看後都十分理解。換句話說，像柯林頓總統與萊溫斯基這樣的緋聞，法國人是根本不會介意的。柯林頓也大可不必寫書來為自己的外遇辯護，法國人根本看都不想看。
法國人貪玩，中國人愛幹活。法國人一般不太攢錢，花光為止，至少他們不會為錢而拚命工作。中國人善於持家，節儉，一分錢掰成兩半花，腦子裡整天裝的是工作、家庭和孩子，想浪漫也浪漫不起來，是一個生來就是為了工作的民族。試想有一天中國也建立了類似法國的社會福利保障，中國人是否也會變得貪玩起來了？是否也想浪漫一把，一直把錢花光為止？我對這樣的答案沒有任何把握。一向被指責個人主義思想嚴重的法國人，卻十分看重家庭生活，最講究下班後在家中同子女家人共進晚餐。而熱愛生活和家庭的國人，即使是節假日，為了獲取經濟上的好處，得到加班的雙薪，恐怕都會心悅誠服地加班加點。當來巴黎的國內代表團常常向我抱怨周末法國人把他們放在旅館裡不聞不問時，殊不知從北京回來的法國朋友也在向我訴苦，說他們周末也得不到自由，中國主人連他們在北京會朋友，辦私事的時間也不給。法國人恐怕至今也沒搞懂，為什麼中國主人周末不陪自己的家人，非要出來安排那些不受歡迎的社交活動，甚至要親自從早陪到晚？
法國人愛好社交，善於交際，愛聊天。這點與我們中國人很像，我們叫「侃大山」，天南地北，侃得雲山霧罩。侃的話題可以是吃，也可以是文化，國際政治，喜歡替古人擔憂。世界各個角落的事，沒有不關心的。說起來還經常慷慨激昂，但往往是說完即完，頗有咱們北京人「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的」的瀟灑勁。但與法國人一起的社交場合，同胞們往往不很自在，語言障礙、話題不投機都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文化差異。孔老夫子有關君子「欲吶於言」的古訓和「禍從口出」的忠告不絕於耳。即使創業，各位也要「悶功大發財」。家長教育孩子要聽話，老師夸學生還是老實聽話。至於愛說話者，中文形容詞尤其多，但褒義的很少，什麼「油嘴滑舌」、「巧舌如簧」，或者「此人能說」，言下之意，此人「光說不幹」，還是一句貶義詞。這種從文化上對交流的過於謹慎，常常使一場有意思的晚會索然無味。或者走向另一端，各扎各的堆，中法開起小組會。這樣生動的事例還使我不由地想起自己在法國短暫的留學生活。在我們班上，歐美、非洲甚至印度、孟加拉等南亞發展中國家的學生都爭相發言、討論或提問，惟獨來自中國，還有日本和韓國的同學悶頭不語記筆記。遇有不明白的問題，上課不提，下課以後圍著老師提個沒完，弄得老師抽支煙的時間都沒有。這種有趣情況同樣反映在一些外事場合。法國人喜歡在大庭廣眾說話，在國際會議上，只要有法國人，他總要說話，深恐別人將其當啞巴，而同胞們一般不愛提問題。如有問題，也是喜歡茶歇時個別提。我想，這也是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國的集體主義VS法國個人主義
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國情和管理理念及管理體系，中國人靠集體，法國人靠個人。有許多國內朋友對我說，法國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個人主義國家。來到法國，你最大的感覺就似乎自己掉進了個人主義的汪洋大海。
法國人從文化上強調自我，追求個性解放，人人號稱是哲學家笛卡兒的信徒，「我思故我在」。因此，個性在法國文化中十分重要，無論是人還是事物，沒有個性將失去其存在的價值，換言之，就將得不到尊重。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國的建築，一個地區一種風格。在巴黎，你隨便走在哪條大街，沒有一幢建築是重樣的。在這種強調個性的文化中，強調一致，統一思想是很困難的。在與法國人溝通過程中，特別在向學生演講和接受提問時，你要想讓法國同學接受你的觀點，最好的方法先反駁他們的觀點，然後再引出自己的觀點。在法國，人人愛爭辯，喜歡標新立異，電視上、議會裡的辯論常常近乎吵架。就是在家中，辯論也是家常便飯。我有時應邀去朋友家做客，席間來賓中只要有位提到某個問題，立刻引起爭論，飯桌上大家各抒己見，互不相讓，爭得面紅耳赤。這種爭論可以發生在客人與客人之間，也可以在客主之間。這種爭論在中國人看來是無謂的，其激烈的程度極具殺傷力，在中國肯定會影響今後人與人的關係。出於中國人的本能和革命大團結的需要，我會急得忙打圓場，說一些中庸的話。然而，無論賓客是誰，對晚會的評價都取決於晚會的話題，特別是由話題所引出的爭論。若干年後，朋友在一起還能記起當初的爭論，但肯定已沒有人還能想起我那番和稀泥的話……
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剛開始，上下五千年文明，封建歷史漫長，孔孟思想既是官方哲學，也是人們的一種思維定式，凡事求正統，要保持一致，特別是要與強勢機構和人物保持一致。除春秋戰國的短暫歷史時期，中國基本上是沒有文化多元的傳統，思維模式相對較簡單，惟官方馬首是瞻，而法國18世紀的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早就打破了王權對人性的桎梏，突出了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強化了公民的護權意識。因此，當一個中國人和法國人在一起的時候，法國人的思想負擔顯然要比國人小得多。
從管理理念看，中國的組織結構複雜，協調和溝通的要求高，許多問題需要權威人士來定奪。(mimifr.com)法國的組織架構則相對單純，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往往在工作描述中已闡述得很清楚，需要的只是對程序負責，下級對上級的依附關係較少，從下級管理職位到上級管理職位也大約只有二三級，每個人所擔任的工作範圍很廣，並能精通好幾個專業，一個人可以應付很多工作也是常事。在這樣的組織系統中，主管的權利很大，所謂「縣官不如現管」，長官意志較難行得通，人人都按遊戲規則辦事，個人的作用在國家生活到企業生活的微觀層面都得到認可。
同樣，中法這種管理架構和理念的差異，既是文化的因素，也是經濟的原因。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中國人多資源貧乏，集體主義不僅是一種組織形式，也是生存方式。人們必須在一起，相互團結，才能解決生存問題，如在中國西部許多缺水地區，集體仍然是獲取水資源的惟一手段。但組織結構複雜自然會加大管理成本，這在不計效益的計劃經濟時代是司空見慣，為的是實現低工資普遍就業。稍年長的讀者都知道，這種體制還是我國很長時間內的公民生活資料分配形式，所謂「單位」，既是生產的組織形式，也是生活的組織形式，個人離開了單位，顯然將一無所有。法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人口少，自然資源豐富，歷史上就形成富有個性化的法國自然經濟，如葡萄酒、奶酪等生產者，其產品背後都是一個個農村自然戶。當然，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國，公民的任何生活資料都是通過市場來實現的，沒必要對集體有所依附。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法國人生活水平高、假期多，要維持這種生活模式，受僱的個人必須一專多能，這是保證法國實行高薪金制的前提。從管理學角度講，組織架構越簡單越有利於責任到人，並強化個人在任何組織系統中的作用，人人對崗位和程序負責。許多在法的中國學者經常對我說過，國內人際關係複雜，法國人際關係簡單，較少浮躁和功利主義現象。細想很簡單，就是一種管理理念的差異。法國人競崗上班，招聘是公開的，職務描述很清楚，一旦應聘就有一份權利與義務的合同，其中包括未來發展空間。職業感強，珍視工作崗位。按程序辦事，講章程、法制，不需要通融，只向工作規程負責。平時既不需要刻意與領導、同事處好關係，也不要整天刻意加班加點，求得什麼好感，對人的考評是業績，而不是非崗位描述的其他因素。這種組織架構我們過去講得較少，我認為這是法國個人發揮作用的機制性保障。但中國獨特的管理文化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人的協調能力。當一個中國人和法國人在一起，法國人明顯表現得不夠靈活，常常教條主義十足，而中國人又顯得過於靈活，變通能力很大。有道是，在中國沒有容易辦的事，也沒有辦不成的事。
誠然，從文化比較的角度看，誰也不能就中國的集體主義和法國的個人主義評判出孰好孰壞，因為一個民族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是由其特定的歷史文化所形成的。許多法國朋友，包括政治家們對中國的集體主義羨慕不已。世界著名的思想庫，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德蒙佩里亞爾（Thierry de Montbrial,mimifr.com）曾多次說過，正是中國人民的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精神，使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阿尼爾市長阿希爾曼也向我說過，如果法國人像中國人那樣國家至上，法國的事情就好辦多了。但也有中國在巴黎的學者對我說過，過分依賴集體，將降低國人的主觀能動性，從長期而言，對一個競爭中的開放社會和國家是不利的。
由於法國人注重個人的首創性，似乎天下沒有他們幹不了的事情，在世界任何角落，總有一些藝高膽大的法國人在干他們想乾的事。阿富汗戰爭剛結束，年僅22歲的瑪麗· 德·波旁小姐就來到喀布爾建立了一個人道主義的NGO。讀者一看名字就知道，她是波旁王朝的後裔，還是位公主（Princesse），我問她為什麼一個小女孩要隻身一人來到兵荒馬亂的喀布爾。她對我一聳肩，說了聲：「我願意」。她還問我，2010年上海世博會要不要志願者，她現在就想報名。果不其然，她說到做到，馬上給我寄來了簡歷。我由此想起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說起過曾在30年代發現北京猿人的法國神父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的故事。這位法國神父隻身來到中國，從當時的北平乘火車到琉璃河車站，然後改騎15公里小毛驢到周口店主持北京猿人發掘工作的。在當時的舊中國，田野工作相當艱苦，德日進吃不好，住不好，還要以騎小毛驢代步，他還就此學會「嗒」、「駕」、「唷」的吆喝騎驢或騾的本領。我想，無論是波旁王朝的瑪麗小姐，還是法國神父德日進，這些獨往獨來的「蝙蝠俠」之所以敢闖遍天下，憑的就是個人的首創精神。說到這，我還有一位法國攝影師朋友，叫呂布里內埃（Lubliner），也是位藝高膽大之徒。他在人類進入千年之際，一天拍攝一張艾菲爾鐵塔，張張都有特色，在法國很有影響。這次法國在華文化年，他憑著堅韌不拔的精神，遊說了法國各個部門，包括法國著名的珠寶商寶詩龍（Boucheron）和法國著名報紙《世界報》。他就像一個「蝙蝠俠」，經常往返穿梭於中法之間，終於與上海東方明珠塔簽約合作舉辦其展覽。我問他，如此執著，萬一最後不成功豈不雞飛蛋打。他同樣是一聳肩，對我說：「要做事必須自己先想在前頭，然後社會各界才會跟進，這是法國的辦事之道。」5年前，他就是以此方式拍攝艾菲爾鐵塔，並得到鐵塔主管部門支持。他很自信地說，他此次來上海辦展的方案細節都很過硬，企業肯定會支持他的，所以他敢於個人先期做時間和金錢上的鋪墊。2005年4月23日，法國總理拉法蘭、中國文化部長孫家正專門出席其攝製展的開幕式，形成了法國在華文化年的又一高潮。拉法蘭總理親口對呂布里內埃說，法國感謝他所做的一切。呂布里內埃對我激動地表示，當他面對總理和中法電視記者的鏡頭時，他真正地感到為中法兩國交流做了件大事。其實，法國在華文化年中，像呂布里內埃這樣的個人行為很多，他們往往走在政府的前頭，利用的是市場法則，通過企業贊助來促成項目。一旦政府認為其想法好，符合政府利益，個人行為很快又會變成政府行為了。我想，這也是中法兩國在文化年運作上的差異。
中國的約會文化VS法國的約會文化
如果說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是中法兩國行為模式差異的話，那麼，中法不同的約會文化就是兩國對時間理解的重大差異。法國人常對我調侃，認為我們中國人是從哲學的角度看生命，認為時間總是永恆的，而法國人則從世俗的角度認識自己，認為時間總不夠。有一次，參議院禮賓官拉菲海爾曾很認真地與我談起他對來參院造訪的中國代表團的印象：「人多、要求多、安排難、善變」。在使館工作期間，我接待了無數代表團，拉菲海爾的話不無道理，因為我們一切日程安排都源於中國式的坐標系。這裡就有中法兩種不同的約會文化問題，了解「法式約會」文化因而就變得十分有必要了。
法國人幹什麼事情都講究預約： 請人吃飯、去銀行辦事、修車、看病、理髮、下館子都要預約。因公登門要預約，私人拜訪更得預約，而且有些約會「提前量」嚇人，如為了安排一頓午餐或晚宴，往往要提前三個月。在法國，外國人最先必須要學會的單詞就是「約會」（Rendezvous）。同樣一件事，在國內很短時間內就能完成了，放在法國卻得花費上一些時間。因為在法國，很多時候是不能直接登門辦事的，必須得先和對方預約，對方同意給你一個「約會」的日子後才能來，包括去醫院看病時與各科診所的醫生的「約會」。在法國，無論是辦公室或是家中，不速之客推門而入的現象是極少的，此舉會覺得不禮貌，沒有修養。即使是鄰居多年或朋友多年，要上門正式拜訪也得有預約。因此，無論男女老少，不管是公司老闆還是家庭婦女，人手一冊備忘錄，辦什麼事，都要寫在上面。
然而，中國式的約會文化是重友情、講緣分，「有客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登門拜訪就是瞧得起，要熱情待人，沒有必要講那些規矩。如果不見客，會被朋友視作傲慢，忘本了。因此，在中國約會文化的定式中，來法造訪的各種代表團理應得到法方禮遇，會見中方想會見到的法國朋友，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然而，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聽到不少代表團的抱怨，許多約會因各種原因沒有落實。這裡的原因就是約會文化的差異，首先，法國是個高效的社會，時間的利用率很高，做任何事情必須有計劃。但我們代表團往往臨時組團，有時甚至快上飛機了才給使館打電話，請求安排會見，這顯然不可操作；其次，法國人講究生活質量，家庭生活、隱私等，一周總共上班35小時，又不願加班加點，碰上節假日，能安排會見的時間很有限。此外，大多數法國人還有自己的個人愛好，社交活動，不願意在上班時間外再安排官方活動；最後，競選政治的作用。法國各種選舉平均2年一次，要保持自己的不敗紀錄，就得與選民在一起。許多代表團來巴黎時，恰逢法國選舉，見不到法國政治家，覺得有點沮喪。但這在法國再正常不過了。我2004年4月離任回國，巴黎附近的伊希市和阿尼市的兩位市長都是我的朋友，他們都面臨大選，其中伊希市長安德烈還是巴黎大區議會主席的候選人。我沒有向他們辭行，我是帶著他們兩位給我的熱情洋溢的信回到祖國的。
有事預約，不給別人帶來突如其來的麻煩，也使自己的工作、生活按部就班，這理應是件好事。但約會文化的差異處理不好，容易引起誤解。有些人甚至以為，只要通過外交途徑，總能安排好約會的。殊不知，這是對法國文化和政治的不了解。對法國人而言，如果他還是位政治人物的話，會見他的選民和外國客人至少是一樣重要。很難想像他為了禮儀的需要開罪他的選民。也很難想像為了會見一位中國外賓而取消女兒的生日晚會，或取消出席某位政要女兒的婚禮。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其實又很簡單，就是提前約會，把時間量打足。當然，這裡也分不同情況。當我們國家和政府領導人訪問法國或過境巴黎時，即使日程再忙，席哈克總統和法國主要領導人都會予以會見的。
將事情提前告訴對方，也是對客人的尊敬。國內現在搞的各種國際性活動很多，組織者很想請法國名流出席，並向對方提供很好的接待條件。我在使館時，很多次接到這樣的委託，希望我們代為邀請，而每次都是因為我們提得太晚，對方另有安排而未能成行，十分可惜。我想，如果我們稍有點計劃性，也許就沒有這份遺憾了。記得我來世博局負責的第一項重要外事活動，就是籌備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國際展覽局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屆上海世博論壇。我曾利用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先生來滬出席卡迪亞珠寶展的機會，兩次當面向他發出邀請，希望其出席2004年6月25日在巴黎舉行的本次論壇。德斯坦對論壇的題目「21世紀城市的文化多元與文化融合」十分感興趣，但當時離論壇召開只剩下一個月時間，顯然對他而言已不可操作。德斯坦的回答十分簡短又深刻：「您應該早點告訴我！」
從愛麗舍宮高朋滿座看法國
公民對社會生活的參與
作為外交官，又分管中法雙邊政治關係，我有許多次機會在愛麗舍宮親臨法國宴會外交恢宏的場面。然而，讓我感受最強烈的，並不是金碧輝煌的宴會廳和總統大廚精湛的廚藝，而是出席宴會的各界人士。他們形形色色，往往都不帶「長」字，用世俗的眼光看，充其量也就是個「處級幹部」，但他們確是整個法國公民社會的代表，也是當今法蘭西精英的全部組合。他們中間有著名的建築師、時裝設計師、醫生、大老闆、藝術家等，出席的比例之大，常常占法方主人的四分之一左右。總統府禮賓官奧立維告訴我，請各屆精英出席總統舉行的國宴，是法國宴會外交的傳統。公民社會是法國生活的現實，也是法國社會的基石，只有讓這些精英與來訪的國家領導人見面，國與國的關係才能全面深入發展。
達索先生是法國著名企業家，也是愛麗舍宮宴會外交的積極參與者，圖為達索向作者贈其近作《獻給法國的一項計劃》時的留影。（2004年3月）
其實，愛麗舍宮高朋滿座，僅僅折射出的是法國五彩斑斕的公民社會一角，而只有在法國生活，你才能切身感受到這個公民社會有多麼的豐富和強大。雖然公民社會沒有愛麗舍宮那樣的宮殿和所具有的權力象徵，但它對權力卻具有道義上的神聖制約力量。正因為此，總統府人員的花名冊，從席哈克總統高級政治顧問莫洛德、外交顧問莫里斯到其他工作人員，任何人都可以從總統府網站查詢，並可在任何工作時間與其聯繫，諮詢任何問題。就是席哈克總統本人，任何公民給他的信都要親自回復。為應對這些浩如煙海的信件，法國還有一個隸屬總統府的班子，專門為總統解答和處理投訴的問題，並代擬回信，最後由總統簽署發出。對總統而言，給每個投訴者回信的舉動本身就是測試其總統崗位是否具有代表性。一旦選舉結束，任何總統總希望自己是全民總統，而不再是黨派候選人。因此，任何對投訴人的怠慢都將影響總統的形象，甚至未來的連任。也正是如此，每年法國國慶，席哈克總統總要請各行各業的代表輪流出席總統府花園酒會。為維護親民形象，席哈克也一直要求輕車簡乘。他的保鏢對我說，給總統擔任警衛最難，他不允許在公眾面前，特別是電視畫面前出現過多的安全人員，擔心給公眾造成脫離人民的印象。
誠然，公民社會是個廣義的涵義，其實質是社會各界對國家生活的廣泛參與。在法國，知識界對社會問題歷來給予特別關注，他們在電視台的辯論激烈程度並不亞於議會，他們對問題的把握，也同樣不亞於職業政治家。因此，究竟誰在治理國家？細想起來，應該說是民意。有人也將各級議員譯成民意代表。現任馬爾梅松市長、法國民議會財經委員會主席派屈克·奧利埃（Patrick Ollier）就對我說過多次，議員的日子不好過。他在國民議會裡的工作再忙，也必須每周回幾次馬爾梅松，與選民見面。他說，就像醫生看病一樣，門口常常會排起隊。這些選民的意見都得記錄在案，並反饋給他們。議會辯論時你去了沒有，投什麼票，選民可以隨時從議會秘書處獲得相關資料。他對我手一攤，說了句「瞧，我們受到多麼嚴格的監視！」
有趣的是，法國有許多民調機構，經常發錶針對時事的民意測驗，民調所反映的問題往往又成為政治家決策的主要取向。為迎合民意，政府內閣不斷變化，讓民意看好的公民社會代表入閣。當年密特朗為解決大城市城郊的種族衝突等社會問題，曾任命馬賽市奧林匹克足球俱樂部老闆達比（Bernard Tapis）擔任內閣城市部長，專門解決移民融入法國社會問題。當時還有一位很活躍的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叫庫什耐（Bernard Kouchner），他的組織叫「無疆界醫生」（Medecin sans frontier），曾在90年代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密特朗請庫什耐擔任人道主義事務部長，專門負責國際人道主義救助。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反響都很好。席哈克總統也一樣，2001年連任後，他讓企業家梅爾擔任內閣最重要的財經部長一職，順應了經濟界改革的要求。同樣，任命法蘭西院士、作家昂格雷米擔任中法文化年法方主席，使文化年組織工作的權威性從一開始就得到廣泛尊重。
其實，法國就是由公民社會參與並治理的國家。法國全國僱主協會，現在的名字叫企業運動，聚集了全國所有的僱主，主席恩斯特－安托萬·塞利埃（ErnestAntoine Seillière）在法國政界一言九鼎，原因是在其身後是法國所有的企業家，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政府均對其格外的重視。同樣，馬克·布隆戴爾（Marc Blondel）領導 「工人力量」是法國最主要的工會，任何政府有損於員工利益的改革，若事先沒有與其商量，那麼，一場席捲全國的社會風潮肯定不可避免。當然，治理法國社會並不是僅僅靠資方或勞方兩家，還有許許多多
專業行會，如工商會（Chambre du Commerce et dIndustrie）、農會（Chambre Agricole）、手工業會（Chambre des Arts et des Metiers）、中小企業聯合會（CGPMI）以及牙醫協會、律師公會、公證人協會、建築師協會等等。在法國，任何行業都有自己的協會，而整個社會生活就是一靠行會的自律，二靠行會的積極參與，從這種意義上講，要做行會的主席，沒有非凡的職業精神和人格魅力是很難當選的。巴黎工商會主席米歇爾·弗朗克（Michel Franc）掌管30萬家加盟企業的命運，擁有5億歐元的預算，每月要開一次商人代表大會，共同商討如何把經濟搞上去。在這幢離凱旋門僅咫尺之遙，1803年就由拿破崙親自創辦的的古色古香的商會大樓里，弗朗克主席曾接待過江澤民主席和其他難以計數的中國代表團。
根據法國1901年結社法，任何法國公民，只要人數在三人以上就可以成立社團。從法律上看，除以上各種形形色色的行會性團體或協會外，法國還有多如牛毛的各種協會，我們統稱為「非政府組織」。說它多如牛毛，是因為它太好成立了。許多在法國無法生活的中國留學生就成立各種協會、社團，用以接待國內代表團，結果生意興隆，比留在大學裡教書的同學收入不知高多少倍。在法國，最有名的協會自然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無疆界醫生」和法國企業運動（法全國僱主協會），它們在國際國內都規模大，國際知名度高，是其他組織難以相比的。由於社團極易組織，對外影響和能量也就相差很大，但對與它們打交道要格外小心，千萬不能因為協會小而忽視它們。在上海申博期間，有一個叫「促進與威望國際協會」（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romotion et de Prestige）想給上海市頒獎，以表彰上海最近幾年在經濟與社會方面取得的成就。我與其主席，法國人魯特曼女士（Gisèle RUTMAN）接觸了好幾次，發現這個協會能量很大，德斯坦、席哈克等許多法國政要都曾出面為其頒過獎。密特朗作為總統，拉法蘭作為總理，其他法國部長和歐洲王室出面頒獎的就更數不勝數。這個協會成立於1963年，總部設在瑞士，據說是為了享受稅收優惠。由於「非典」和其他原因，擬議中的活動停了下來，後來小德斯坦見了我，還親自問我進展情況，並表示他本人隨時準備出面為上海頒獎。在我回國前，魯特曼女士專門邀請我赴法南部的普瓦捷出席拉法蘭總理為法一家生產打包機的中小企業頒發「推介與威望國際協會獎」的儀式，再次顯現出該組織在法國社會的顯赫地位。
我還有一個朋友叫勞奇（Bernard Logié），他一人成立了一個叫Eponyme的協會，翻譯成中文就是用自己的名字建立企業，用我們現在的話就叫「家族企業」。他一人辦的這個協會，囊括從達索（Dassault）飛機、標緻（Peugeot）、雪鐵龍（Citron）、雷諾（Renaut）等汽車到鱷魚（Lacoste）T恤、愛瑪仕（Hermès）箱包和客麗容（Crillon）飯店等法國經濟界的「名門望族」，幾乎涉及到法各個領域。更讓人吃驚的是，勞奇居然能夠在參議院大廳里組織給這些家族企業的頒獎儀式，還能讓參議長出面。如果從中國人的角度看，勞奇根本不是家族企業者，頂多是名個體戶，但他所煥發出來的公民社會能量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其實，類似魯特曼女士和勞奇這樣的NGO在法國汗牛充棟，在法期間，我與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有接觸，因為他們是促進中法關係發展的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但對這種NGO的浩瀚性及其在法國社會所煥發出的能量，是只能在法國才會有如此體會的。
由於社團成立和解散都不要做任何聲明，因而法國究竟有多少NGO組織，誰也說不清楚。通常法國人對我說在100萬左右，社團的累計預算超過454億歐元，相當於法國內生產總值的3.7%。社團的預算約54%來自國家財政撥款，但大多數小社團仍需要依靠志願者的工作來保持運轉，其預算也往往依靠會員的會費和一些活動收入。法國人對我說，社團是法國最大的僱主之一，占法國總就業人數的5%左右。10年前，約11萬家以上的協會雇用了165萬人（其中90萬人為全日制工作的工薪人員）。我沒有今天的數字，但我想只會比10年前大，而不會小。法國外交部負責國際合作的處長沃茲對我說，NGO事業在法國方興未艾，一些人道主義、扶貧、反全球化等NGO吸引了許許多多名牌大學的高材生，他們中不乏富家子弟，NGO的經歷是他們職業生涯的第一步，為他們將來在法國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打好基礎。我想，NGO在西方素有政府、企業後的第三部門之稱，它不僅是對政府和企業作用的有益補充，更代表了公民參與國家生活的願望。因此，NGO越多，公民參與國家生活的程度就越大。公民參與國家生活越大，政府當然就要將他們奉作上賓，這也就是為什麼愛麗舍宮常常要高朋滿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