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僅僅3個月，就從一地一國擴散到全世界百多個國家。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前所未有。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分國界、種族、文化，更不管是什麽政治體制，都難以幸免。在疫情面前，世人再次面對嚴峻考驗，尤其對當政者，更顯職責之重大。
檢視這期間不同國家領導者的反應，顯然有著不同的考量，采取認爲最有利于應對疫情、最符合國情的對策。就像封城，是一些國家的殺手锏，不惜讓經濟和社會活動暫時停擺；但也有的國家對疫情采取依情處理，盡量讓經濟和社會活動如常。事實顯示，皆有其利弊。
隨著疫情的演變與惡化，不難發現，盡管政策的出發點都一樣，可即使采取同樣的對策，其效果卻有巨大的差異。就像封城，除了武漢，如今還有韓國、意大利、馬來西亞、菲律賓等，能否取得同樣效果很難說。因爲武漢封城是春節前後，與這些城市當下封城時的節點明顯不同，而中國政府采取舉國體制防疫的做法，也不是這些國家都能照做的。
同樣，即使是依情處理，也面對防控效果迥異的局面。因爲盡管政策的目標一致，當政者的領導理念與能力，還有面對的國情，如國家大小、國土單一或是群島國；醫療體系的規模與資源等也都存在差異。這就不能不影響防控疫情的效果。
網絡媒體曾有“抄作業”、“優等生”之說，其實並無意義，且只會讓共同協力戰勝疫情失焦。
新加坡防控疫情的做法，的確一再被世界衛生組織和哈佛大學等贊譽，但過程中，也不乏被網絡媒體質疑與批評。到底這是見仁見智，還是專業與非專業的區別，我想，能否從專業的深廣度理解，才是問題的症結。
讓我們略作回顧：自1月23日首起輸入型病例到2月4日，新加坡共發生24起輸入型病例。2月5日到3月3日，轉爲出現社區傳播。當時總病例有108起，其中24起是輸入型。此後新加坡既面對較多本土社區傳染，又再次面對輸入型病例增加的趨勢。截止3月19日，第二波輸入型病例已高達111起。
由于疫情在全球肆虐且日趨嚴重，李顯龍總理3月12日再度發表電視談話，重申新加坡既不封城，也不會把預警級別調高到紅色。至此，人們也許要問：政府爲什麽既不封城，也不調高警戒級別？難道不怕疫情失控造成重大的人命損失嗎？
我看不是不怕，而是政府心裏有數。這個數，就是從防控疫情的進程中得來的。
首先，基于從2003年應對沙斯病毒後構建起來的警戒系統（DORSCON），結合長期努力打造而成相對完善的醫療體系（公私並存），得以讓政府知道，通過系統運作營造的功能、醫療資源的優勢與極限，將可提供政府決策的基礎。
更確切地說，就是決策者有把握依據這樣的基礎與功能，再根據對疫情作出理性的評斷，能出台必要的舉措有效控制疫情。
事實也顯示，雖說病例不斷增加，但新加坡還是保持了相對平穩的應對。既沒有讓疫情失控，也沒有出現病患死亡，醫護人員被感染的事件。對比沙斯疫情，無疑有著巨大的進步。
爲什麽能有此成績？說穿了，就是決策者不僅啓動系統運作，在疫情變化中及時調較警戒級別，也采取一連串針對性的措施，以化解疫情擴散，同時對深受影響的經濟領域給以大力支援，從而確保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時，最大限度減少對經濟與社會的沖擊。
這期間，政府堅定紮實做好了以下幾件事：1. 在必要的場所進行預防性體溫檢測；2. 對疑似病例進行病毒檢測；3. 及時到位的追蹤病源與感染群；4. 采取不同標准隔離疑似病和確診病病例；5. 對確診病患依病情提供不同的醫治方案；6. 嚴格執行居家隔離令，嚴懲違規者；7. 緊密結合科研單位，互相配合，營造有利的防控效應；8. 對國外疫區制定相應嚴格的入境限制。
當然，做好這些還不夠。政府也在防止恐慌情緒蔓延。日用品與醫療物資爲什麽不會短缺？爲什麽生病者必須戴口罩？政府通過各種途徑廣泛不間斷的進行科普教育，並且與民溝通，才得以取信于民，從而全國上下一心，共克時艱。
當前的問題是，政府怎樣做才能讓民衆也心中有數。這個數，就是相信政府將一如既往，采取必要與有效的對策，爭取在下一階段的疫情防控中，爭取勝利。
下一階段的疫情會有重大不同。尤其是新一波輸入型病例來源國多元。這無疑會加重疫情防控的難度。而嚴厲的入境管制，意味著會給國人帶來更多不便和幹擾。
這個時候，筆者認爲更應該相信政府，配合政府，做好個人衛生，負起社會責任，也要相信我們的醫療系統是有效的，相信政府會有防止擠兌醫療資源的措施。只要政府冷靜決策，人民團結一心，盡管未來還有不確定性，相信沒有新加坡跨不過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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