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就新加坡政府爲何采取依情應對，而不是封城的做法，提出個人的觀察與解讀，重點指出新中兩國面對疫情的階段不同，並以湖北以外疫情的致死率相對低、履行國際義務等，爲制定對策的重要依據。
蔡裕林：新加坡應對疫情 不能照搬中國
可是近日質疑新加坡的批評者，還是有人指責政府“草菅人命”，無端冠上“無能”、“佛系”、“不作爲”等莫須有的罪名，令筆者無法苟同。但考慮到不少批評者的出發點是善意的，我更多的把他們看成是，對新加坡國情與對策的了解和認知，存在落差。
要說明新加坡的政策依據，應該在對比中新兩國國情、疫情與政體差異等層面加以分析，從而勾勒出政策思維的不同點。但筆者想專注從新加坡國家治理的政策思維來進一步解讀。而不著重對比兩者對策的優劣和各自對策的政策依據。
這次的疫情，關系到全球不同國家、社會與個人等不同層面。簡言之，面對涉及全球範圍的突發疫情，每個國家都必然會依據疫情的嚴重性、國情的差異性，還有政體功能等綜合因素，根據科學理性的判斷作出應對。這裏就關系到國家如何治理，社會會有怎樣的反應，個人又該如何應對。
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武漢從12月初疫情出現，到1月23日封城，中國政府面對的是疫情大面積擴散，民衆與社會已陷入恐慌，這可從封城前後武漢約有5百萬人“逃離”，大量疑似病患無法得到及時與應有的治療，足以顯現。
封城決定顯然是爲了杜絕疫情的擴散與惡化，是個不得不采取的最嚴厲辦法。或者說，是政策選項中不得已而爲之的明智選擇。試想，中國政府難道不知道，這一做法在抑制疫情擴散的同時，也必然會付出巨大的社會代價和經濟損失嗎？
既然利弊如此明顯，而中國政府又堅決執行，說白了，是疫情的嚴重性、社會與國民的反應、體制的特性等因素所使然。對這方面的更多分析留待以後再說。
反觀新加坡的做法，除了我在之前文章提到的理由，還有一個極其關鍵的因素，就是新加坡不僅根據疫情的發展階段不同，更考慮到國情的差異性而選擇采取不同的政策思維。
也就是說，不因爲疫情惡化而全面封堵，而是相信社會與國民會基于科學理性的認知，齊心一致共同面對疫情的來襲。這樣的評斷，來自于新加坡政府對國情、社會與民情的信心與信任。
從以下情況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的判斷是務實可行的。如政府依據醫理和口罩短缺的事實，闡述其政策措施後，國民普遍沒有戴口罩。這並非因爲國民無知，恰恰相反，是國民的認知與政府的判斷與期待相符才有的效果。
試想，如果是一個缺乏社會信任基礎的國家，不要說政府講了沒有人聽，即使是嚴防嚴控也難以讓國民普遍遵守。這裏既道出了國家治理維度與難度的不同，各自存在面對不同的治理效應與代價，也說明政策取舍並無絕然的對與錯。
也許批評者會說，新加坡不是也出現搶購口罩和日用品的恐慌嗎？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總有人會反應過度，問題只在于數量的多寡而已。
這期間我們也看到，即使政府普發口罩，也只有57%的家庭去領取。當政府2月7日把疫情的防控等級從黃色調高到橙色後，確曾引發搶購食物和日用品的浪潮，但同一時期也出現大量不認同此行爲的聲音，不參與搶購的也很多。2月8日李總理通過視頻講話及時提醒，搶購潮隨即退去。這足以說明大多數新加坡人是理智的。
新加坡民衆領口罩，秩序井然
再談談政府爲何不立刻取消大型活動，如大伯公廟慶元宵、大寶森遊行慶典、航空展等。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政策思維背後的目標是盡量保持社會正常運轉，而不是單純基于本能反應，突然采取全面封鎖，類似發夾彎式的U轉。政府堅守依據科學理性的思考與應對，爭取以最少的代價贏得這場戰爭。
決策者需要做的是根據疫情的發展作調整。這樣理解，才能明白爲什麽政府在宣布調高至橙色後，只提出取消不必要的大型活動。與此同時也要求如果繼續舉辦，必須采取足夠的預防措施。應該說，這既是政策思維的延續，也是政策目標的堅守。
不難看出，新加坡的依情應對，是有其科學理性的國家治理特色。當然，隨著疫情的演變，新加坡的對策最終是否被證明是完善的，還是造成代價更大的失誤，各方可以繼續觀察，留待日後做全面總結。
最後筆者想說，明白了什麽是思維範式轉移，才能客觀理性了解新中政策思維的差異。
作者：蔡裕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