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19爆發以來，世人對新加坡防控疫情的對策褒貶不一。4月5日確診人數單日創新高，自然引發更多非議的聲音。面對社區人傳人疫情失控風險走高的情況，出現如此情緒反應，雖不足取，卻也不難理解。
爲什麽新加坡會走到這一步？或許每個人都有一套說法，甚至是始終堅持只有這樣做或那樣做，才不會發展到如此境地。但我深知讀懂新加坡不易，要看透新加坡更難。
個人觀察疫情的發展，我一直在問：新加坡爲什麽要這樣做？
說來簡單，就是基于國情（生存環境與條件）、戰略目標（可持續）來設定該怎樣做，能怎樣做的政策和策略。
誰都知道封城是一刀切的辦法。雖然可以控制病毒傳播，但問題是：1）新加坡經得起這樣做帶來的短中長期打擊嗎？也就是說，國家的處境與實力允許這樣做嗎？2）冠病如果（現已確定）會持續數月或更久，到時新加坡怎麽辦？如果一次封城不能解決問題，是不是應當考慮和尋找其他可行的辦法？
新加坡選擇一條不同的防控疫情的道路，著眼點就在于排除不封城的對策下，如何確保維系正常的經濟社會活動，又能及時有效防控疫情的擴散，從而讓新加坡隨著疫情的演變走出冠病危機。而且在過程中，努力打造全新的新加坡，以迎接未來不確定的世界。
對比全面封城，這一策略不僅政策思維不同，所需付出的代價也不一樣。重點在于誰能以最小最少的代價戰勝病毒。
面對一種新型病毒，武漢疫情爆發的可怕情景，我想，決策者早已慎重衡量全面封城與戴不戴口罩的得失利弊。然後在專家的建議下，依據現有系統和資源，展開防控疫情的布署。
那種不斷質疑決策者不聽勸告，領導不作爲的聲音，在我看來，問題出在未能掌握全局。個人的合理看法固然有被尊重的必要，但不等于必須接納。因爲決策者所要考慮的不僅是看法的合理與否，還要考慮手中的資源與落實這些看法的可行性與成效。
對決策者來說，只要能想到辦法應對不全面封城帶來的重大挑戰，就是允許采取的不同思維與路徑。在應對疫情時，不能簡單“抄作業”，也沒有必須這樣做或那樣做的道理。好的對策，必須是符合自己的實際情況。
事實也說明，不論是第一波還是第二波的輸入型病例，新加坡的防控對策都交出了成績單。第一波輸入病例引發的社區人傳人，也被及時防控住了。現在的問題是，第二波的社區人傳人到底會怎樣？
未來幾周會是關鍵。如果認真細讀李總理的演講和當天跨部門小組的新聞發布會，以及相關部門和部長宣布的阻斷措施細節，就不難理解這些措施正是在既有基礎和系統上的推進與完善。並非爲應對疫情擴散而不得已改弦更張。
說白了，在不全面封城的情況下，出台一系列新舉措以阻斷病毒傳播。既有一以貫之的政策思維，也有因應情況改變的新策。不同階段應用不同的方法和力度。這不就是動態治理嘛。
看起來，新加坡的防控措施總是落在疫情後面。但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最好方法，只有因時因地不斷改變的最可行方法。新加坡的防控措施就應該因疫情變而變。但事實上，這一輪新措施，是政府看到有失控風險後及時推出的。雖然是因疫情變而變，但並未落後，而是搶在了失控前推出，以堵斷疫情惡化。
面對這些新舉措，你如何看？有沒有信心呢？在我看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的思維框架和心態。
網上言論太多太雜。真正出于愛護生命健康和國家存亡者有之，其中不乏有深度的見解。但負面不經深思的看法也很多。在冠病面前，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並通過網絡自由表達。這很正常。
但當你整天在鍵盤上遊走，忙于批評時，你是否有問過，自己真的在爲他人、社會、國家、以致于世界說了該說的、做了該做的嗎？還是假借道德之名，知識之旗，利用或唱和別人的擔心或恐懼，冒用他人付出代價築起的成功來爲自己的個人主張背書呢？
我一直在想，冠病爆發以來，我做了什麽？
我真的從中領悟了人生的真谛了嗎？有沒有一點進步？我對醫學和病毒又了解了多少？它幫助我看懂了什麽？我對疫情的演變有多了解？它是否讓我更了解現實世界？而疫情在全球惡化，又會帶給我們一個怎樣的世界？我是否已從正反兩面看到了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
因爲我關心。願以拙文與有心人共享！
作者：蔡裕林
本地獨立時事評論員，專注于新加坡政治動態、社會變遷。出版的專著有《新加坡刮起改革風》《李光耀時代vs後李光耀時代》《大選如何改變新加坡》《新加坡模式：挑戰與應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