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中，中國無疑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我們爲了防止病毒疫情向外輸出，全力而頑強的將病毒控制到了零增長；與此同時，全國上下的工作重心已經由防止病毒向境外輸出轉向竭力防止境外病毒向國內輸入。
國外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呢？情況正在越來越糟糕：意大利正在與疫情苦戰，拐點還遠沒有出現；德國、法國、西班牙、英國等衆多國家正處于高峰時期的前夜；美國的疫情才剛剛從特朗普的“鎮定、鎮定，只不過是一場流行感冒而已”的樂觀情緒中轉圜，跌入手忙腳亂，慌忙應對之中。
而席卷西方的這場疫情才剛剛開始，最樂觀的預期也要在八九月份才能結束。中國不是沒有給整個西方提前預警，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疫鬥爭給西方至少30天以上准備時間，是整個西方社會從上到下的傲慢與輕視，將時間白白浪費掉，讓病毒掌握了主動權。病毒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打了整個西方一個措手不及，讓西方國家一步步深度淪陷。
政治正確害慘了整個西方
自由、民主與人權觀念是十七、十八世紀西方學者在人民風起雲湧的反封建鬥爭中提煉出來的，是平民對抗歐洲封建國王與君主殘酷壓迫的思想武器，爲普通平民從封建國王、君主統治下爭取自由解放，推動生産力的發展，建立資本主義生産關系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平民反封建的鬥爭中産生的一些名言，如百姓的房屋“風可以進，水可以進，國王不可以進”就是這一觀念的形象寫照。在這一觀念指導下，平民百姓與資産階級迫使統治者讓渡一部分權利，還政還權于民，逐漸形成了西方以民主選舉、三權分立爲主的“小政府、大社會”國家治理模式。
國民共識的塑造難之又難
西方國家實行多黨制，國家的領導人實行民主選舉，像美國各州還實行州領導人選舉制度。選票決定領導人的上台與去留，因此執政黨的政策與在重大事件上的決策必須關照選民的情緒與觀念，尤其是根深蒂固的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觀。
在中國，面對一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不明肺炎，爲打贏一場抗擊病毒的殲滅戰，中央一聲令下，可以對一個1100萬人口的城市實行封城2個月，除了醫務人員、志願者、公安警察以及負有管理職能的其他公務員外，城市居民一律在家足不出戶進行自我隔離，絕大多數市民不會認爲爲了自由犧牲生命健康。但在西方國家，經過世世代代幾百年的洗腦，其國民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接受限制人身自由行動的居家隔離，他們甯可在“不自由，毋甯死”的路上狂奔，也不可能不上街購物、進餐、聚會與娛樂消費。
于是我們看到，在意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當病例在不斷幾十上百向上攀升，政府警示也在不斷加大調門時，民衆仍然不予理會，依然我行我素；即使歐洲各國已經基本宣布封鎖邊境，像意大利、英國、法國等國家仍有人集會與遊行，瑞士甚至有一位電視主持人莉亞·英德比津搞惡作劇，嘲笑政府禁令，不惜口舔垃圾桶、電線杆、把手、按鈕與地面，宣稱自己不會感染新冠病毒（已經證明感染了病毒）。
美國總統特朗普爲了不中斷選舉和保住自己在任上來之不易的經濟成果，遲遲不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不宣布禁止集會、關閉邊境、工廠、學校與娛樂場所的禁令，多次公開宣稱新冠肺炎病毒就像一場流行感冒，沒有什麽了不起，國家已經備足了對付疫情的子彈，國民沒有必要進行核酸試劑檢測。但實際情況呢？試劑檢測盒不足、口罩不足、醫療物資不足、醫用防護用品不足。當全國突然由原來的每天幾十例上升到幾百例、幾千例，高官政要感染幾十人時，國民進入恐慌，大量民衆湧進檢測機構檢測，此時才發現全國醫療設施嚴重不足，總統一直在撒謊欺騙民衆。由于政府的拖延與盲目自信，國家已經錯過了最佳防控時期，美國人民卻不得不爲此付出更大代價。
本次西方大規模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是在中國人民抗擊疫情取得重大勝利，爲世界騰出起碼一個月以上防控時間基礎上才漸次開始的。中國政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損失了幾萬億GDP，花費了1200億元治療費，感染了3000多名醫療人員，犧牲了20多名醫生才將疫情控制住。
而整個西方社會呢？從政要到民間無不對中國隔岸觀火，冷嘲熱諷；無不以爲會躲過這場疫情災難。不過，他們完全錯了。病毒不怕美國，病毒不分高低貴賤、發達窮困、民族種族一律通殺。
在洶湧滔滔的疫情面前，西方社會的政治正確、民衆桀骜不馴的國民性與政客高官們的謊言欺騙與對民衆國民性的迎合，都是眼睜睜看著疫情一步步滑向糟糕境地的助推合力，注定了整個西方社會必須集體吞下既傲慢無知，又愚昧可笑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