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這個名字在新加坡重逾千斤。他是新加坡的“國父”，對新加坡獨立建國、經濟騰飛、政治發展影響重大。
史書工筆對其褒貶不一，但無一人可以否定他對新加坡的貢獻。
新加坡在短短的50年時間裏由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跨越到高收入國家，說李光耀居功至偉，大概不會有多少異議。穩定的政治環境、廉潔高效的政府、“居者有其屋”、管理嚴格的花園城市，這些使新加坡聞名于世的耀眼符號都與李光耀緊密相連。
回顧往昔，李光耀總理的藍圖與大計如今或是一一實現，或是進展飛快。然而，他在1982年立下的一個目標卻至今尚未完成，甚至大有背道而馳之象。
這個至今未能實現的Flag是什麽？
01. 倒下的Flag和不倒的外勞
在1982年的新年獻詞中，李光耀定下了一個事關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十年大計”：要在1991年，也就是十年之內，實現勞動力均由本國人組成的宏願。
這“十年大計”卻沒能如李光耀設想的一般得以實現。80年代，新加坡的外來勞動力人口占總勞動力人口比例僅爲十分之一左右；90年代，這個比例卻一度飙升到了三分之一。
把這個“Flag”放到如今來看，更是完全站不住腳，和李光耀最初的設想也是大相徑庭。據人力部官網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2月，新加坡的外來勞動力人口數達142萬，同期新加坡的總勞動力人口數則是378萬，外來勞動力人口在總勞動力人口中占比37.7%。
圖片來源：MOM官網
然而，我們不能用“上帝視角”去指責他當時的規劃是錯的。李光耀當時之所以會立下這樣的目標，事出有因。
新加坡早在70 年代就已實施輸入外勞計劃，在 1971 年前後每年由馬來西亞輸入超過四萬名勞動力。當時政府大力發展工業，引入多家大型工廠，後來勞工短缺越發嚴重，所以放寬輸入國來源至斯裏蘭卡、孟加拉、菲律賓和泰國。
時任財政部長韓瑞生當時就曾指出：新加坡不能仰仗大量外籍勞動力，國人還得靠自己。
到了80年代，李光耀研究了法國、英國和當時的西德的勞動力形勢，在這幾個國家，大量外來勞動力延伸出很多的社會問題；而本國國民占勞動力比例更高的日本，則有更高的生産力和更少的社會問題。
在新加坡本地，低薪和勞工密集行業大量存在，既令企業缺乏升級動力，更壓低薪資增長，不利于社會長遠發展。
參考以上經驗，結合實際情況，李光耀認爲，對新加坡來說，依靠大量外來勞動力在社會、政治和經濟層面都不可取。于是，他提出了調整勞動力組成的“十年大計”，希望新加坡可以在1991年實現勞動力的自給自足。
現實卻總不盡如人意。在經曆了飛速發展的20年之後，由于勞動力成本高、房産供過于求、以及西方經濟衰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新加坡陷入首次嚴重經濟衰退，1985年的經濟增長萎更是縮至負數。
1985 年的經濟衰退打消了新加坡收緊輸入外勞的念頭，甚至取消了他們爲中央公積金供款的制度，只以外勞稅取代。之後的二十多年裏，由于外勞成本低廉，且沒有出現嚴重幹擾社會的行爲；加上新加坡本地出生率低，本地居民不願從事基層服務和建設工作。新加坡需要外勞填補職位空缺和增加基建，嘴上說著要考慮外來勞動力的社會影響，實際上卻對外勞人口增長少有管制。
到了1990年，新加坡外來勞動力數量不但沒有歸零，反而相較1980年達成2倍以上的增長。1970 年到 2010年的五十年裏，新加坡總勞動人口增長近5倍，外來勞動力人口增長更是超過5倍。
圖片來源：移民政策研究所（MPI）
李光耀立下的Flag就這樣轟然倒塌，而外來勞動力，也似乎在新加坡這片土地上紮下了根，屹立不倒。
02.
外勞與本地人的“拉鋸戰”
外來勞動力在新加坡紮下了根，也在一部分新加坡本地人的心頭紮下了刺。
對相當一部分的新加坡人而言，外來勞動力始終像他們哽在喉嚨的一根刺，萬般地另他們不舒服。2019年12月，由國際勞工組織與聯合國婦女署聯合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過半數新加坡人認爲外勞帶來更高犯罪率，並且不應與本地人獲同等薪酬！
這樣的對抗情緒當然不是第一次出現。
2008 年，新加坡1400名本地居民聯合上書反對附近的外勞宿舍啓用，理由是擔心犯罪案件的增加和造成樓價下降；2011 年，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創新低，主要原因就是本地民衆不滿外來勞動力搶走職位，兩個群體之間的磨擦日益增長。
2013年2月16日，在新加坡的芳林公園，出現了罕見的抗議政府的集會，上千名民衆參加了抗議活動，這也是新加坡近年來的一場最大的抗議集會。
民衆抗議的內容是新加坡政府于2013年1月29日公布的《人口白皮書》，在這一《人口白皮書》中，新加坡政府表示，爲應對人口老齡化、生育率下降以及保持新加坡的競爭力，將繼續引進外來人口。預計到了2030年新加坡人口規模將增至690萬，比目前增約30%。新加坡政府也表示，新加坡這個人口稠密的島國，在20年內，其總人口的近一半將由外國人構成。
白皮書公布之後引起強烈的民意反彈，本地民衆對一系列問題表示擔心：到2030年新加坡人是否仍是新加坡居民的核心；基礎公共設施建設可否應付人口增長以及外國移民會否侵占新加坡人的工作學習機會等。這些原因直接導致了此次抗議集會的發生。
外來勞動力在這種擠壓之下，自然做不到一直逆來順受。2012年及2013年，先後出現了中國的外勞巴士司機罷工及南亞移工于小印度造成騷亂的事件，這在新加坡曆史上也是相當罕見。
2013年小印度騷亂現場圖片
新加坡本地人與外來勞動力就這樣陷入了長久的“拉鋸”戰。究其根本，外來勞動力的引進不僅是一個政策的問題，它還涉及到本地人對外來勞動力人口的接受程度問題。
過去幾十年裏，新加坡一直大刀闊斧地引進外來勞動力，基礎設施如公共運輸及住房一度不勝負荷，本地人能得到的工作機會更是減少，進而引起民怨，一部分本地人隨即將不滿的矛頭轉向外來人口。
新加坡的外向型經濟和種種其他因素，決定了新加坡經濟建設很大程度上依賴外來勞動力。而怎麽樣讓新加坡人更容易接納新加坡發展需要的外來勞動力，這是新加坡政府面臨的重要挑戰。
03.
堅定而糾結的外勞政策
回顧近十年新加坡政府對外來勞動力制定的相關政策，事情逐漸變得耐人尋味起來。
2011年，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獲勝，但反對黨因在一系列積怨甚深的議題，如外國移民上，獲得了民心，而取得了曆史性的成績，人民行動黨因而在選舉中收到了不小的影響。
一周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新加坡不能持續增加外國勞動力，而要通過提高生産效率的方式促進經濟增長。
實際上，自2011年大選之前，新加坡的外勞政策就開始明顯收緊。2012年2月17日，新加坡政府公布的2012年財政預算案顯示，將進一步收緊外勞政策。
2013年，新加坡外勞政策再度收緊。一系列收緊外勞政策的具體措施包括通過削減外籍勞工配額、提高外籍勞工稅、調整發放給外籍勞工的簽證制度等。
2014年，越來越多雇主開始反映：新加坡人不願意從事某些工作。對此，時任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長陳川仁的回應是：“如果工資足夠高，我認爲，會有新加坡人願意做的。但我也不認爲本地人可以填補所有職位，這就是新加坡開放引進外勞的原因。”
同年，李顯龍總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友會的演講和全國勞動生産率月揭幕儀式上兩次強調：外來勞動力人數增長已在可持續水平，目前在收緊外勞數量方面，不會有其他重大措施。他指出：如果當局繼續收緊外籍勞工數量，一些企業將無法生存，這會導致許多國人失去工作。
2014年9月，新加坡推出了“公平考量框架（Fair Consideration Framework）”，遏制雇主在招聘時對新加坡人的歧視，同時給予那些給新加坡人公平機會的雇主更多支持。在新加坡爲外籍員工申請就業准證的雇主，除非得到當局豁免，否則都須在新加坡全國職位庫刊登14天的，以吸引本地求職者。
圖片來源：THE ASEAN POST
有了框架後，外來人才流入新加坡的速度確實也呈現出放緩趨勢。之後的幾年裏，新加坡的外勞政策仍是逐年縮緊的狀態，具體措施包括提高工資標准、降低准證配額及提高准證申請費用等等一系列舉措。
2020開年，新加坡人力部長楊莉明就表示，新加坡人力部將更新“公平考量框架”，釋放出外勞政策不會有絲毫放寬的信號。
可以看到，近十年來，新加坡外勞政策整體趨于緊縮，政府在控制外來勞動力方面立場堅定；但與此同時，我們又總能看到這“堅定”中透露的一絲絲“糾結”。
無可否認的是，外來勞動力對于新加坡經濟發展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促進作用：
首先，外勞使新加坡的勞動力結構更爲完善，幫助新加坡經濟實現多元化，對新加坡的經濟增長也貢獻頗多。在1992-1997年新加坡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外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9.3%。而在亞洲經濟危機新加坡經濟增速降至3.1%期間，由于新加坡限制外勞流入，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僅有0.1%。
其次，外勞在填補新加坡勞動力空白的同時，事實上也促進了新加坡本地勞工就業增長。外來勞動力特別是低薪外勞的存在，讓新加坡降低了整體工資水平，增加了對外來投資的吸引力，提升了國際競爭力。
可以說，新加坡的糾結就體現在對外來勞動力既“依賴”，又“限制”。總體而言，新加坡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大量吸收外勞助推經濟，但在經濟波動和下滑時期則收緊政策關口，限制外勞的流入。
這份“糾結”並非無據可查。
外來勞動力帶來的問題不可忽視：
第一，大量使用低薪外勞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過多，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新加坡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第二，一些低薪外勞在新加坡還面臨生活環境惡劣、勞動權益無法得到完全保障等問題，這次疫情在新加坡勞工宿舍中的大規模爆發就是最有力的說明；
第三，外來勞動力人口的湧入確實會對本地人的就業和生活造成擠壓。
所以，新加坡政府堅定地縮緊外勞政策。
但近年來，人口老齡化及勞動力萎縮已成爲新加坡難以扭轉的趨勢，這也就決定了：新加坡必須輸入外來勞動力。
就像新加坡貿工部的一份報告所指出的，新加坡需要擁有高技術的外來人力，協助發展新興行業。新加坡也需要外來勞動力，應付建築業、制造業、醫藥保健及社會服務業的人力需求。
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李光耀總理1982年提出的“零外勞”計劃究竟能否實現？
或許我們可以從今人的回答中窺見一斑。
新加坡貿工部長陳振聲2月4日在國會答複荷蘭—武吉知馬集選區議員的口頭詢問時，就是否能將外籍勞動力調控至零增長這一問題表示：這雖然在理論上可行，但實際操作層面會對經濟造成影響，也必須經過一番權衡。
對于新加坡來說，外來勞動力到底是否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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