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個有著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長期以來，它與中國之間就有著某些無法斬斷的聯系。
盡管新加坡地處東南亞島國，但它人口結構的主要群體就包含著華裔，華人占比將近75%。而曾經的新加坡開國元首李光耀，祖籍就在廣東省梅林市，是地道的華人後裔。
李光耀曾說過：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逆轉的，要學會適應。雖然中新之間從本質上講，區別在于一個屬于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屬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並且在軍事政治方面有能夠依賴的強國美國。但這並不代表前者的發展一定會滯緩，在李光耀看來，中國的前景一定是向上的。
然而在中國還未像如今發達的當時，李光耀爲何會發出這樣的言論，這句話的背後又隱含著哪些深刻意義呢？
新加坡華人的曆史淵源
新加坡素來以穩定的政局、及廉潔高效政府而著稱，同時憑借著地理優勢，成爲亞洲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而這一切發展都與”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獨到眼光脫離不開。
他曾在總統府發布過一部名爲《李光耀觀天下》的書，裏面就講述了他對合大國和趨勢的分析與見解，其中對中國有著這樣的表述：
“中國的崛起已經不可逆轉，在未來，或許很多國家都要在中美夾縫之中生存。而新加坡只能試著去接受，因爲它（新加坡）實在太小了，無法去改變世界。”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縱然新加坡經濟發達，但從綜合國力、土地面積、人口等各個方面來說，它與其他大國還無法抗衡。新加坡總人口僅570萬，就包含著四大族群，分別是華人、馬來族、印度裔與歐亞裔混血等。民族的多樣性也意味著矛盾的易發性，更容易造成政治之間的分歧，加大治理難度。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中華人占著最大比例，他們大多來自中國的南方，其中四成爲閩南人，其次是潮汕、廣東等地。那麽這些華人是怎麽來到新加坡的呢？
翻開新加坡早期記載才發現，在公元3世紀時，當時新加坡被稱爲”蒲羅中”，意爲”半島末端”。古時新加坡的馬來語名爲Negeri Selat，于是在《新唐書》稱爲”薩廬都”，《宋史》中稱”柴曆亭”，以及後來的”石叻”等，都是”Selat”一詞的音譯。
曆史上的兩次南進運動，第一次是在北方遊牧民族侵略的魏晉時期，人們爲躲避戰亂紛紛南遷。到唐朝後中國經濟顯著提升，海外貿易迅猛發展，朝廷爲與中亞通商更是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人們發現只有少數土著居民的新加坡後，紛紛遷移，朝廷也不予以幹涉。就這樣，第二次南進運動開始了。
到了宋朝時期，由于遼金勢力一方獨大，朝廷爲了貿易不得不發展海運，人們再次紛紛下洋，這些移居後的人民也逐漸形成了向元明朝代”納貢稱臣”的16國雛形。
據史料記載，14世紀時，元朝曾派人前往新加坡南岸海峽”龍牙門”，之後龍牙門也派使臣來到中國，兩方互通往來。1330年時，航海家汪大淵還將自己在新加坡的經曆著成《島夷志略》，這本書中也提到當時已有許多華人在此居住。
情況一直持續閉關鎖國之前，國力日漸衰弱的清政府主動放棄了南洋海權，使其自由發展。而這期間人民在飽受戰亂、災荒之苦時，有許多人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到了當時的”石叻”，也就是如今的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地尋找生計。這些人將中國的絲綢、茶葉等物運來，再銷售給歐洲商人，豐厚的利潤促進了當地貿易的發展。到1821年時，新加坡華人已經發展到一千多人。
20世紀初的清朝後期，帝國主義入侵後，馬來西亞相繼被荷蘭、葡萄牙、英國等地殖民，中國徹底失去了這塊土地的權益。縱然中國的聯系已經斬斷，但這個國家仍有許多中華文明的習慣被保留下來。例如在語言方面，雖然在新加坡通用行政語言爲英語，國語爲馬來語，但私底下的華人們交流用的是中文。在一些重要的節日活動上，他們也會保留中國傳統農曆的沿用，如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等。在宗教方面，馬來族多信奉伊斯蘭教，而新加坡華人依然保持著佛教與道教的信仰。
由于在中文方面沒有過多要求，早期的新加坡華人他們私下交流時還習慣使用方言。但近年來，新加坡政府開始鼓勵起國人學習漢語，甚至組織了多次大規模”華語運動”。在新加坡影視行業，也隱隱有著嚴格的限制，例如從台灣進來的閩南語劇或香港引進的粵語劇，都必須重新配音後才能播放。
那麽是什麽造成新加坡對語言態度的轉變呢？從開始的緊密聯系到後來的各自爲政，再到現在重新重視起中文，或許這一切，都與中國的發展脫離不開。
正如李光耀所說：
“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逆的，必須要學會適應。”
中國崛起的主要原因
“中新”之間的關系，並非一直以來都保持著和諧，以往新加坡對中國的態度都非常微妙。然而在70年代末，李光耀卻一改”反共”常態，開始與中國大陸交往，雙方也都收起了以往的敵對情緒。
對此李光耀表示稱：
“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發展快速、政治也趨于穩定，中國的社會面貌在不知不覺間發生了巨大改變，這于地區及世界的和平繁榮來說，是一項重要貢獻。”
新加坡也顯然在得益于貢獻的其中之列，因此兩國保持友好往來才是正確方針。
的確，中國從當初的百廢待興變爲如今世界第二大科技研究國，它有了質的轉變，能帶給其他國家的利益砝碼也增多了。那麽它是如何崛起的呢？就分析來看，中國發展有著多方面的因素存在。
首先，是內部與外部的協調作用。內部力量主要來自于國內人民的團結，團結是力量之源，這是我們制度本身存在的優勢。
中國有著”集中力量辦大事”效率與能力。畢竟發展想要取得成效，必須要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才能不斷前進。不畏艱難險阻是首要前提，就是快速集中一切人力與物力，達到最高效益。關于這點，我們國家在疫情期間已經有著良好表現。
這是因爲近幾十年來，我們的民族與政治之間都沒有存在較大矛盾，所以我國的強大基礎能使中國在危難之下，掀起最大的動員力量。
這種核心凝聚，也激發了千百年來人民的勤勞與智慧，使之能發揮出無窮的創造力，來推動國家的發展與進步。
除此之外，長遠的目光和戰略也是必不可少的關鍵。遠大的目標能決定政府是否能走上一條長期穩定的道路，發展不僅在于當下，更是在于未來。
千百年來，有許多國家因爲制度的短見而走上滅亡，中國能以此爲借鑒，堅定不移的維持正確的戰略目標。
在外部力量上，主要是因爲當時中國所處的時勢造就了機遇。例如美蘇冷戰中，爲拉攏戰略夥伴美國與中國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爲中國的發展打開了契機。而當時世界科技發展已經達到一定程度，中國只需要引進與借鑒，就能達到提升國力的基本標准。
其次，是各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推動。盡管地方政府對GDP的追求還存在著一些漏洞，但它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發展，這是其他新興國家不具備的條件。
例如被稱爲”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體制並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加市場經濟，但于我們來講不同的國情要不同的區分與對待，發達國家的措施並不是唯一的衡量標准。
曆史上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提出的改革體制，他試圖從政治體制入手來全面推進經濟改革，結果卻導致了國內混亂，最終蘇聯解體。
還有葉爾欽在俄羅斯采取的”休克療法”，企圖運用私有化在短時期內將計劃經濟變爲市場經濟，一步到位，最終卻嚴重破壞經濟，造成俄羅斯的兩極分化。這些都是沒有依據國情制定方針的表現。
總之社會體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構造，只有實踐，才能得出真理。而當今中國即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也借鑒了前人的經驗與優勢，于是他以平均經濟增長率近10%的速度迅速崛起，成爲目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第一大外貿儲備國。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初步核算來看，去年我國國內生産總值高達近百萬億，與上年同比增長6.1%，基本符合預期目標。
根據今年5月份最新數據顯示，在疫情後期我國經濟已步入複工複産快車道，主要指標也在持續改善，這些都是體制優勢。
最後，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影響，這也是最爲重要的一點。中國現今的經濟體制不僅具有市場經濟活力，而且還有促進發展的原動力，簡單來講就是用”市場”加”政府”的方針實現了最優舉措。
這還要從中國現狀出發，因爲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的資本、技術管理等方面都不具備優勢，反而在人口與低成本勞動方面卻勝過許多國家。
而改革開放充分發揮人口力量，使中國發展起了矛盾密集型産業，將資本技術與勞動力結合，在全民參與經濟的舉措下，成爲完美的世界加工廠。而這種模式也一直沿用至今，維持著中國經濟源源不斷的活力。
相比于”改革”來說，”開放”的成效也更爲顯著。這之後，中國引進了許多資金、技術、人才與管理經驗，直接與世界頂尖知識接軌，這縮短了其中的過程與時間，如探索、創新等，減少了波折與困難，使中國走上了經濟快速發展的捷徑，節省了很大的成本。
加上伴隨著招商引資，中國也引進了國外市場體制，企業制度與文化，這就相當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去借鑒優秀的商業模式。
開放不僅給中國帶來了現代化生活，還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沿海一帶的經濟體制逐步趨于穩定後，再將他率先發展的過程作爲示範，複制下一個成功，從而帶動全國改革與促進現代化發展。因此，可以說”開放”就是中國崛起的重要戰略突破。
中國的體制改革將是一項偉大的工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不斷的創新與完善。這是一條未知的道路。目前多數發展中國家還處在觀望之中，一旦經濟體制成功，這種模式就會給他國帶來重要的借鑒意義，而中國也將會引領世界潮流。
然而在當前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
一方面是繼續深化經濟體制的改革，加快與世界接軌的步伐、充分發揮市場資源活力，推動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是對于政府職能的及時調整，主要將以往”以GDP爲中心”的觀念轉變爲”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推動社會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
中新發展現狀與未來
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人物鄧公，李光耀一直十分尊重。他不僅曾經爲鄧公公開辯護，還在鄧公首次訪問新加坡時親自帶隊迎接，這種態度轉變其實也包含著新加坡對于中國發展的信心。
而李光耀和鄧公在主推經濟主力開放上，也確實存在著一些共同點，還因此多次被媒體拿來比較。但二者之間有著本質區別，因爲新加坡的經濟模式被稱作爲”國家資本主義”。
在1990年10月，新加坡與中國的關系或許是由來已久的淵源，也或許是達成了某些共識，總之兩國開始建立起了邦交。
縱觀新加坡的種種表現來看，會發現改革開放前後他們的態度有一個明顯的轉變，而這種轉變與我國強盛與否息息相關。總而言之，是中國的崛起決定了兩國的關系，這也是一場雙方都互利共贏的合作。
自新加坡自由貿易區在中國建立以來的幾十年間，新加坡僅2007年出口的貨物總額就爲400多億，貿易發展勢頭迅猛。此後經濟複蘇，出口量也相應增加了。
由此可見，對新加坡來說與中國和平友好發展、建立自由貿易區是一個明智的決定，這爲新加坡的經濟創造了一定的效益，貿易的自由化也會不可避免帶動一些轉移效應，創造了對區內成員國産品的更多需求，爲帶動産品出口産生了積極作用。
中新貿易的建立合作從長遠角度來看，具有深遠的意義。目前，中國對新加坡來說是第6大貿易夥伴，在結構方面，我國在貨物貿易上顯然更爲突出，在服務業上雖然落後、但也有著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優勢。
而新加坡作爲重要的金融中心，盡管它的資本、技術與人才力量非常強大，卻依然存在著自然資源與勞動力匮乏劣勢。
因此，在中新貿易區建成後，市場的統一、擴大使兩方都擁有了更多的機會，GDP值也在不斷增加。
中新合作以來，中國對新加坡90%以上産品實行了零關稅，這使貿易成本大大降低的同時，也提高了它相較同類産品在價格上的競爭力，例如新加坡的機電、礦産、化工産品等。而新加坡也取消了中國大部分進口商品的全部關稅，使得中國在新加坡市場提高了競爭力。
在旅遊業方面，中國旅客在新加坡消費額在八年前就將近20億，這是一筆可觀的收益。但我國旅遊業的需求也同樣強大，然而外國遊客較少，因此中新雙方在旅遊業的合作能促進共同增長，最大程度的改善發展不均的問題。
中國畢竟擁有著將近14億的人口，對新加坡來說，這巨大的市場充滿著誘惑。截至2010年底，新加坡各企業在對外投資方面高達3590億新元，只對中國就達到680億新元。
這一舉措推動了雙方在經濟方面更深的合作，大大促進了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
中國的國際地位在日益改變，隨著人民幣的流通，它也逐漸受到了國際市場的認可，他國自然不能再用以往的態度去面對，而中國也逐漸在趕上美國，那李光耀的預言在未來是否真能成真呢？
從中國自發展以來的種種表現看，這是一個大的跨越，不僅新加坡需要學會適應，我們自身也更應該及時調整心態，去迎接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