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亞投行是國際組織，但在一些人眼中，它卻是中國的政策銀行，服務中國的外交政策。正因如此，當亞投行投資運營局局長潘于恩同他人打交道，不少人都以爲他是中國人，更驚訝他是道地新加坡人。
三年多前，爲配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發起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目標是透過這個多邊開發銀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雖然亞投行是國際組織，但在一些人眼中，它卻是中國的政策銀行，服務中國的外交政策。
正因如此，當亞投行投資運營局局長潘于恩（49歲）同他人打交道，不少人都以爲他是中國人，更驚訝他是道地新加坡人。
潘于恩日前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有點苦笑地說：“是啊，也許我外表長得像中國北方人，加上我的工作身份，讓很多人都以爲我是中國人。只有當我說著新加坡式英語時，大家才恍然發現原來我是新加坡人。”
然而對他來說，亞投行成員涵蓋84國家和地區，有著不同國籍背景的高層管理是理所當然的事。
亞投行是“中國的銀行”看法不攻自破
潘于恩目前在亞投行負責投資運營工作，包括在亞投行投資區域內發掘與評估基礎設施項目，爲地區政府提供建議以及引導項目落實等。
他認爲，亞投行成立至今兩年，國際社會反響良好，所謂的“亞投行是中國的銀行”的看法早已不攻自破。
他說：“如果亞投行只是服務中國的政策銀行，會有84個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個只爲中國利益關系而設的機構嗎？”
潘于恩強調，亞投行運作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相似，同樣遵守嚴格紀律原則和系統，在各項目決策中，也維持中立立場和獨立判斷，不受任何政治掣肘。
亞投行籌建于2014年10月，在2016年1月開業，從最初有中國和新加坡等21個成員國，如今成員已增加至84個，成員來自全球五大洲。亞投行參與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數也達到24個，涉及12個國家，貸款總額超過42億美元（約55億新元）。
潘于恩指出，通常多邊開發銀行成立一兩年之內，很難開展一些比較大規模的項目，但亞投行成立兩年就做了超過42億美元項目，成績相當出色，說明市場有強烈融資需求，也彰顯國際社會對亞投行的支持。
他說：“亞投行就像是古代絲綢之路。它雖是以中國爲起點，聯結中亞地區，但這條重要商業通道是多個國家所擁有。”
他也指出，亞投行所有重要決策最終由董事會決定，可說是在“衆目睽睽”下獲得批准，決策過程公開透明，也非單一國家所決定。
參與一帶一路項目別心急
談到亞投行當前發展重點，潘于恩透露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推動可持續基礎設施投資、二是跨境互聯互通，以及三是動員更多私人資本參與項目。當中，吸引私人資本參與對亞投行發展至關重要。
潘于恩說：“一些私人資本對基礎設施投資興趣缺缺，認爲這類投資項目周期長、違約風險高。其實，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過了六七年籌備時期後，違約風險比許多債券還低。”
潘于恩也強調，亞投行在批准投資項目時，考量的不僅是經濟收益，更注重項目的金融可持續性，以及它對環境和社會産生的積極影響。
他說：“我們絕不投資‘白象’（white elephant）工程，參與一些消耗巨大成本資源但實用性低的項目，所以，我們啓動項目前，都會進行廣泛可行性研究，確保項目在取得經濟收益的大前提下，對當地社會起著實際用途，同時不損害當地環境。”
新加坡地處一帶一路沿線，談到新加坡企業在一帶一路所參與角色，潘于恩認爲“新加坡企業要積極，但別慌別急。”
他說：“一帶一路項目需要更多時間策劃，當它發揮作用時，會有更多商機。新加坡企業資源有限，應該要選擇性參與，無需操之過急，投資在自己不熟悉的市場或領域。”
例如，新加坡在規劃管理、金融和公共設施咨詢服務等方面向來有著優勢，相關領域企業相信會有巨大發展機會。
另外，他提醒，現在很多投資項目都挂上“一帶一路”名堂，卻跟一帶一路沒有太大關聯。本地企業也必須睜大眼睛，認清這些“挂名”項目。
從受惠者成爲貢獻者
潘于恩約兩年前加入亞投行。此前，他曾擔任盛邦國際咨詢（Surbana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首席執行官。
他告訴記者，當他獲知有機會加入亞投行時，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因爲這是最令人振奮的工作機會。我們人生有多少次機會，能參與一個新銀行的建設，特別是像亞投行這樣一個富有時代意義的多邊開發銀行呢？”
過去兩年，潘于恩有機會接觸各國政府領袖，並深入到許多偏遠地區，了解發展中國家人民所面對的問題。
對他來說，這工作也具有象征性回報意義。這是因爲新加坡在1963年曾向世界銀行貸款，通過這家多邊開發銀行的援助，成爲今天經濟繁榮國家。如今，它從“受惠者”成爲貢獻者，扮演這個改善區域經濟的援助角色。
他說：“作爲新加坡人，我們代表了高效、廉潔、系統化和客觀中立等，這是我們成功要素之一。我將在工作中發揮這些新加坡精神，讓新加坡旗幟在亞投行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