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民衆最在意的不是隱私權？

爲了抗疫，公民自願提供給政府的個人隱私數據，可以被一聲不吭地拿去用在別的地方嗎？

2021年伊始，新加坡政府就迎來了一場公關危機。

去年3月，新加坡政府爲了追蹤新冠密接者，推出了一款名爲“合力追蹤”（TraceTogether）的應用及可穿戴設備（令牌）。用戶用自己的手機號和身份號碼注冊登錄應用後，可以打開藍牙檢測周圍2至5米的其他用戶，若雙方接觸時長超過30分鍾，應用會互相記錄對方的信息。

由于采取實名制，“合力追蹤”發布之初便引發了關于個人信息和數據安全的討論。近5.5萬人擔心個人隱私泄露，在拒絕使用“合力追蹤”令牌請願書上簽字。爲了打消民衆顧慮，新加坡政府曾向民衆承諾，該應用收集的數據會被儲存在一個安全的政府服務器之中，25日之後便會自動刪除；只有衛生部門有權限在必要時刻使用這些數據信息聯系新冠患者的密切接觸者。

而現在，政府卻承認這些數據已經被用于一樁謀殺案的輔助調查。在保護公民隱私上，新加坡政府食言了。

除了合力追蹤，新加坡也采用了一套與綠碼相似的追蹤系統（SafeEntry），甚至可以用微信掃描。現在任何人進入餐館、商店、商場等公共場所都必須掃碼，並使用姓名、身份證或護照號碼和電話號碼進行登記。

下午5點後安保人員已經下班，筆者觀察到的多數人會自覺掃碼進入公共場所。/ 世界說

另外，根據《海峽時報》報道，從去年6月28日開始，新加坡衛生部管理下的銀發辦公室(Silver Generation Office)給10000位老年人發放“合力追蹤”令牌，特別是獨居，無人照顧，身體虛弱，沒有智能手機的老人。令牌的電池最多可續航九個月。令牌不能通過互聯網傳輸數據，所以如果佩戴令牌的用戶測出新冠陽性，必須將他們的令牌交給衛生部去排查他們曾經密切接觸過的人。

新加坡衛生部接觸者追蹤中心主任Vernon Lee副教授在接受《海峽時報》采訪時表示，在兩項數字追蹤系統的幫助下他們在追蹤密切接觸者上花的時間減少了一半。也就是說從患者被確認的那一刻起，之前隔離患者及其密切接觸者可能需要四天時間，現在不到兩天就可以做到。

獅城政府向銀發族分發和講解“合力追蹤”令牌的使用方法 / 8 days

早前，在快速、全面建立數字追蹤方面領跑全球的能力，曾讓新加坡一度獲得《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肯定。結果，這次“合力追蹤”應用個人信息被挪用他途的醜聞曝光後，其他收集個人信息的防疫軟件也陷入了質疑，社會各界對執政黨的信任危機開始發酵。

新加坡主要反對黨前進黨的創始人陳清木在該黨官方臉書頁面上發難，質疑“合力追蹤”准許警方染指應用數據違背了其防疫初衷。

一次尴尬的公關？

面對輿論的質疑，新加坡政府的第一步動作是爲警方的“先斬後奏”正名。

1月4日，以“親民”口碑著稱的新加坡內政部長陳國明（Desmond Tan）在國會詢問時聲稱，根據新加坡《刑事訴訟法》，警方出于刑事調查目的有權索取疫情追蹤軟件“合力追蹤”收集的疫情相關數據。

兩天後，新加坡智慧國家及數碼政府署（the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再度緊急公關，承認未能事先披露“合力追蹤”數據受《刑事訴訟法》約束，系政府失誤，承諾將會立法明確限定，只有在調查七種危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安全的嚴重罪行時，警方和法庭才會獲准使用“合力追蹤”收集到的數據。這七種罪行包括毒品走私，綁架，嚴重的性侵犯，恐怖主義犯罪，嚴重傷害或謀殺，逃避法定監護和使用或占有的腐蝕性物質，進攻/危險的武器。

現年82歲的吳昌輝(Ng Cheong Hwee 音)每次出門都會帶上他的“合力追蹤”令牌/ST PHOTO: JASON QUAH海峽時報

國際社會將該事件視爲疫情期間公民個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脅的表現。隨著其他國家接連推出追蹤應用程序，這種擔憂也在世界各地得到響應。但對于筆者接觸到的新加坡人來說，相比政府在隱私權上是否“踩過界”，他們更在意此舉可能破壞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去年二月疫情威脅迫近之初，新加坡人對“合力追蹤”的應用多持支持態度，大部分民衆都願意讓渡部分隱私權給政府，賦予其調閱、開發、使用隱私數據的權限，以求維護集體社會的穩定與安全。據《海峽時報》報道，全島有420萬居民、大約78%的人口使用“合力追蹤”。放眼全球，在政府並未強制要求公衆使用的情況下能達到這種普及程度，也是一項不容忽視的成就。

當地友人Bin Hui直言：“只要你沒有幹任何壞事，根本不用怕政府的監視。而且如果是官方應用我們的資料，我們可以完全放心。” 另外一位當地朋友Jamie則開玩笑：“我只擔心‘合力追蹤’的耗電問題。”

合力追蹤Trace Together 應用軟件的使用畫面

2020年7月由美國愛德曼國際公關公司發布的全球信任度“晴雨表”調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20）顯示，新加坡人對政府的信任度高達70%，較2019年的數據高出三個百分點。對于新加坡這樣一個強調尊重權威與秩序的東方保守社會來說，信任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政治和社會資本，政府公信力也一直讓新加坡引以爲傲。

因此，有一些當地人認爲，政府在“合力追蹤”用戶信息使用一事上的食言，會嚴重影響到民衆對政府的觀感。而眼下，卸載“合力追蹤”、“不自願打開藍牙”成爲部分民衆表達對警方使用“合力追蹤”用戶信息不滿的途徑，更爲迫切的問題是：事件會不會削弱公衆對防疫措施的信任和配合度，進而影響到防疫效果？

“有話直說”不如“有話早說”？

在警方擅自調用隱私數據事件中，新加坡向來飽受非議的制度及其背後的民衆信任根基，再一次被搬到台面上經受審視。

疫情期間，人民行動黨秘書長、總理李顯龍不斷強調政府政策透明：“如果有壞消息，我們會告訴你。如果有必須做的事項，我們也告訴你，因爲如果人民不信任你，就算是有正確的措施，要實施起來也會很困難。”所以，這次事件曝光的第一時間，新加坡政府迅速攬責，毫無隱瞞之意。這與他們“有話直說”的施政風格一脈相承。“有話直說”也是他們能收獲長期信任的基礎。

注重與民衆的良性互動，也是人民行動黨政治生命力的細節之一。得益于城市國家的特性，新加坡只有一級政府，更容易與基層發展緊密的聯系。新加坡每個選區都有一個人民行動黨支部，日常協助議員接見民衆、搜集民；還設立了政治色彩不那麽濃厚的居民委員會、婦女行政委員會等社會基層組織，進可處理選區居民的雞毛蒜皮日常，退可豐富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一位印度裔新加坡朋友曾向筆者提及，他們選區的議員在他購買公屋時就主動提供了諸多幫助和建議；更有朋友表示，如果你想找議員談論國是、針砭時弊也不是不可以。

然而，盡管新加坡政府這次依然是開誠布公，但至于“有話直說”的坦誠姿態能不能成爲政策失誤的擋箭牌，未來的選民還買不買帳，這些都是留給執政黨的新命題。

不斷壯大的新加坡反對黨——包括工人黨、民主黨以及在7月份大選前夕剛獲得李顯揚加盟的前進黨——正在籠絡民心。2020年7月的大選中，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雖然依舊毫無懸念地取得壓倒性勝利，但細看其普選支持率，卻由五年前的70%降至61%。而反對黨中工人黨攻下一個集選區，前進黨拿到兩個非選區議席。

李顯龍直言普選支持的比例不如預期，認爲選舉反映了“新加坡人在疫情中感受到的痛苦和不確定性”。當時，有媒體強調維系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問題需要得到重視，以年輕人居多的新加坡選民結構讓民衆更加渴望變通和透明，同時也希望對執政黨有更多的監督與制衡。根據大選後的分析，反對黨支持者明顯更加重視政府公信力的課題。

疫情作爲影響新加坡2020大選的最熱因素，任何一樁與疫情相關的議題都可能觸動社會緊繃的那根弦。人民行動黨從1959年就開始長期統治新加坡，民衆對他們的期待值相比對其他反對黨自然要高得多。正如曾任新加坡駐中國商務領事的許振義博士所說：“在欠缺信任的社會，各種交易成本都很高。政治如果欠缺信任，成本會更高。而最終付出這個高成本的將是社稷。”（文 / 李柯憬 責編 / 袁漪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