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副總理黃根成說，我國須持續培養政治與宗教領袖間的緊密關系，兼以立法等方式多管齊下，以便在碰到問題時可選擇“成本最低、摩擦最小”的解決方案。
我國政治領導人自建國初期就與宗教領袖開辟溝通管道，因此得以在九一一陰影籠罩全球之際，與他們迅速建立互信。前副總理黃根成說，我國須持續培養政治與宗教領袖間的緊密關系，兼以立法等方式多管齊下，以便在碰到問題時可選擇“成本最低、摩擦最小”的解決方案。
他昨天（7月3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舉辦的“宗教和諧論壇”上，發表上述言論。
黃根成在2011年卸下內閣職務，他除了擔任過副總理，也曾在1994年至2010年間出任內政部長。
針對他是否曾感覺我國宗教和諧面臨威脅，黃根成坦言，最令他憂心的是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的那一段日子，我國也于2002年底逮捕了極端組織“回教祈禱團”成員。
“當時，我們必須決定是否發出拘留令，若要這麽做，須在逮捕後的一個月內進行。但我們又該如何告訴社群和國人，我們逮捕了15名恐怖分子，而他們都是馬來回教徒？那是相當令人擔憂的。”
黃根成說，當局須在極短的時間內與社區領袖取得聯系，當中不僅僅是回教領袖，也包括來自不同宗教，甚至是宗教之外其他領域的社區領袖。
“若我們處理得不好，我國的種族與宗教和諧將遭受嚴重打擊……所幸的是，安全機構選擇向宗教領袖坦誠，最終說服他們，政府采取行動拘留恐怖分子小組的做法是正確的。”
黃根成認爲，新加坡之所以能妥善應對恐怖主義問題，是因爲我國政治領袖一直謹記上世紀60年代的種族騷亂。爲維護宗教和諧，樹立了相關法規、制度、政策與計劃。
他國領袖遇恐襲後 聯系宗教領袖遇困難
他也曾就恐襲問題與歐美等地的領導人交流想法。“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試圖聯系宗教領袖，尤其是回教領袖時，才發現這是很困難的，因爲他們多年來忽視這點，從未試圖與回教機構的領袖見面。因此，當他們遭遇恐襲問題，試圖彌合差距、尋求合作時，卻找不到辦法。”
黃根成認爲，當面對潛在宗教沖突時，政府必須能夠迅速采取行動，否則將産生嚴重問題。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總是施予嚴厲的懲罰，我們有法律、制度、相關計劃和社區領袖來協助處理問題。因此，我們會找出成本最低、摩擦最小，且最容易解決問題的方法。”
約200人出席了昨天這場論壇。在另一場有關宗教領袖如何發揮作用維護宗教和諧的討論上，來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五名宗教領袖也分享他們面對的挑戰。
印度教咨詢理事會秘書拉美斯（S. Ramesh）就提出，隨著越來越多來自印度、斯裏蘭卡、孟加拉等國的新移民來到新加坡，本地印度廟須確保對所有信徒一視同仁，“沒有歧視、沒有偏袒”。
新加坡佛教總會教育委員會主席釋有維則指出，一些外國傳教士的觀點偏離正統佛教，而他們往往是受私企或個人邀請到新加坡傳教的，不受佛總管轄，佛總因此正與政府探討如何解決這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