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星期天會陪父母到住家附近的巴刹買菜。說是陪，其實更多的只是跟在後面任由差遣，多個人幫忙提袋子罷了。但因爲任務簡單，倒也多出了一些時間仔細觀察。
母親知道我鮮少上巴刹，平時不怎麽做飯，五谷不分。挑菜擇肉之間總會跟我說一下：這菜叫什麽名字、這種魚肉嫩但刺多、蝦比上次來貴了多少，這個攤位主人比旁邊那個好之類的信息，嘗試把上巴刹多年累積的經驗傳授一點給我。母親買菜路線與挑選肉菜的方式甚有章法，仿佛心中有個數據庫，記錄了多年累積下來的價格變動、揀選技巧與談判功力。轉頭看看身旁其他街坊，亦是如此。
正是這些心理數據庫，成爲了許多國人衡量生活費變化的參照基准。小市民對巴刹和小販中心價格極其敏感，其實與房地産經紀對住宅項目每平方尺價格，或股東對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高度關注一樣，都是因爲長期接觸而對變化特別敏銳，更是出于需要與利益。
生活費多年來不斷上漲令不少國人感到焦慮，也成爲了左右選民情緒的政治議題。李顯龍總理在國慶群衆大會的華語演講中，集中火力談生活費問題，相信也是基于這個考量。
他將生活費增加歸納爲四方面：買房與孩子教育對年輕家庭造成負擔、夾心層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經濟壓力、生活方式改變，以及通貨膨脹帶來的物價上漲。
前兩者都是現代社會的産物：年輕夫婦傾向搬出去住，多了買房負擔，國人壽命延長，夾心層家庭數量也會增加。談到生活方式與物價上漲時，李總理以手機爲例指出，國人如今少用固線電話，智能手機加上話費和數據配套，開銷自然比過去還要高。
這些趨勢無法逆轉，並已成爲我國社會常態，形成一種“必然”的生活費上漲。但必然中也帶有主觀成分，若把“想要”視爲“需要”，購買昂貴的新款手機，生活成本就會提高不少，可見生活費高低，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們主觀而不科學的判斷。
在政府眼裏，新加坡生活費還算應付得來，但若要找到認爲生活費低的國人恐怕就難了。
消費稅將在2021年至2025年之間，從目前的7％調高至9％，進一步加重生活成本，生活費問題在下屆大選成爲重要課題已毫無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