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部長楊莉明說，我國選擇通過就業入息補貼等計劃幫助低收入國人，成功使他們在2012年至2017年，每年實質收入增長達4.2％，比全職就業居民人口中位收入增長3.4％高。
設定最低工資幫助弱勢群體提高收入的做法，近來在輿論探討如何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對話中再次浮現。人力部長楊莉明說，最低工資反而可能造成失業和非法就業問題，新加坡選擇通過就業入息補貼等計劃幫助低收入國人，成功使他們的收入增長高于其他群體，也避免了最低工資制的弊端。
楊莉明昨天（10月26日）在政策研究所配合成立30周年舉辦的論壇上指出，數據顯示收入處于最低20百分位的國人在2012年至2017年，每年實質收入增長達4.2％，相比之下，全職就業居民人口的中位收入在同時段則是增加3.4％。“這顯示收入差距縮小了。”
此外，由于員工領取的額外補助有一部分存入公積金戶頭，這不僅能幫助他們增加退休儲蓄，也可以用來購買組屋。楊莉明說，政府在上述五年期間撥出55億元幫助了83萬名低收入人民，其中37億元存入員工公積金戶頭，這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擁屋率。收入處于最低20％水平的國人當中，擁屋率高達八成。
英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家已推行最低工資，我國學術界與國會上也不時掀起有關最低工資的辯論，但政府一直以來都維持反對最低工資的立場。在楊莉明看來，一些國家落實最低工資後出現兩個問題，有的雇主不願以較高成本聘請員工，導致就業率下跌，若員工迫于生計，在雇主非法開出低于最低工資的條件後仍答應工作，權益反而遭剝削。
她說：“就業入息補貼計劃爲員工提供高達30％額外收入，與最低薪金一樣達到了提高員工收入的效果。但兩者關鍵的不同在于成本由政府而非雇主承擔，因此不會造成失業或非法就業的問題。”
不過，主張推行最低工資的巡回大使許通美教授指出，日本、韓國、香港和台灣推行最低工資後並未出現楊莉明形容的問題，香港更是幫助了“成千上萬的香港人脫貧，讓他們有尊嚴地生活”。楊莉明回應說，香港的情況並非全然樂觀，有雇主在最低工資生效後辭退年長員工選用年輕人，年輕人也産生既然工資一樣，幹脆選擇輕松差事的觀念。
她也指出，勞資政三方爲清潔業、保安業和園景業制定的漸進式薪金模式實際上猶如“有階梯的最低工資”，員工提升技能、擴大職責範圍或生産力提高時，便可以不斷往上爬獲得加薪，至今已幫助7萬多人提高了他們的收入。
學者：最低工資好壞參半
我國可微調細節再推出
至于工資過低使得年老時沒有足夠養老金的人，政府也從2016年起推出樂齡補貼計劃提供現金補貼。楊莉明透露，去年有15萬2000名年長者獲得總額超過3億3300萬元的補貼。
新躍社科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特斯拉博士認爲，國際上證明最低工資好壞的證據參半，但他認爲我國仍可在微調細節後制定一套最低工資機制。“在許多國家的勞動市場裏，雇主與雇員的地位並不平等，許多雇員不了解他們的權益，也難以集合力量提高談判籌碼，只能受制于人。最低工資可爲他們提供一些保障。”
盡管政府至今仍反對推行最低工資，但楊莉明也在論壇上強調，政府並非在意識形態上徹底否定最低工資等福利政策，而是很務實地考慮這些措施能否有效解決問題。她舉失業保險爲例指出，失業保險不是“瘋狂的想法”，未來若國人失業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推出失業保險由所有人共同分擔風險或許將是務實的做法。